○周 尧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和谐问题”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在西方文明初期就把和谐思想视为重要问题；此后，和谐问题进入西方哲学和美学，并逐步对文学研究产生影响。随着20世纪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以下简称西方文论）的和谐问题超越了文本，越来越多地涉及人或世界的问题，为当今世界频仍的文化冲突提出文论领域的解决方案。

然而，西方文论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路径也使其和谐问题具有独特的复杂性。其一在于，西方文论创始人柏拉图（Plato）认为诗歌无益于真理，诗人道德败坏，因此要坚决将二者逐出“理想国”①。自此，文学成为西方人文领域中为数不多的需要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异类。其二在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批评界出现以某种文化纲领为共同目标的利益群体，各群体内和群体间冲突不断，逐渐引发以“平权”和“多元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战争。这场战争蔓延到文学批评的战场，则体现在利益团体以自成一派的文论为武器，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文学作品，欲探究文学与其社会语境的共谋关系，②打破文学文本从属的权力格局，将文学视为争取利益的工具，服务于所在群体的意识形态需求。由于西方文论发展面临的冲突不断，其和谐观显得弥足珍贵。因此，梳理和谐观的理论依托，分析其主要内容和问题，探究其对中国文论的启示，理应成为西方文论研究的迫切需求。

一、西方文论和谐观的理论依托

（一）西方文论和谐观的理论源头

西方文论的和谐观发源于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