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

自古及今，凡做事都要有个底线，也就是起码的规矩，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历史上，要保持统治秩序运行，就需要一套规矩，其中的底线是朝野皆知的界限，如果突破就属于乱政。宋朝的真宗皇帝在位长达二十六年，自诩为明君，其实在大多数时间游走于底线上下，就此成为史上同类帝王的典型。

咸平年间（998～1003），是真宗在位的初期，也大致属于其帝王轨迹的见习阶段。从有关史料记载不难发现，他因欠缺政治经验，自信明显不足，大事只能倚重辅臣做主。在此期间，最受信赖的人是东宫师傅出身的宰相李沆，前后辅政近六年时光，直到他病死任上。这便告别了此前君主专断、臣僚陪位的局面，标志着文官士大夫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列。李沆作为已然崛起的科举士人领袖，为政的最大特点是“持重”，也就是为了确保朝政平稳发展，尽可能引导真宗树立规矩意识，远离急功近利的诱惑。

正是在李沆等人的监护与鼓励下，真宗认真履行起帝王的职守。然而，景德元年（1004）爆发的一场决战，却使真宗体验到大厦将倾的感受，几乎失去了九五之尊应有的矜持。

当年秋天，辽太后与辽圣宗亲率二十万铁骑大举南进，一路攻打到黄河北岸，大有入主中原之势。面对如此危局，庙堂上出现意见分歧，多数人希望皇帝南下避祸，以新任宰相寇准为首的少数派则主张抗战，并提议亲征。失去主心骨李沆的辅佐，真宗不免六神无主，内心虽倾向南下，但又惧怕遭到非议，可以说在恐惧与道义之间犹豫不决。最终他还是顾及皇帝的形象及责任，被迫接受了亲征的建议。接下来的进程可以概括为：辽朝进攻受挫后，释放出议和的信息，真宗遂抓住机会，顾不得君王的颜面以及寇准的异议，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就此化解了北疆的敌对局面。随之，再与党项新首领李德明议和，缓和了西北的边防压力。如此一来，最为严峻、困扰的边患难题暂时化解，真宗的见习期也同时宣告结束。

“澶渊之盟”后，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内部宰辅新旧交替的完成，经过七八年磨炼的宋真宗，已完全熟悉自己的角色，并掌握了帝王术。不过，李沆曾经忧虑的情形也随之出现，真宗开始释放自我，热衷于各种相关活动，从此其帝王生涯日渐发生变化。

宋代官私史籍都一致告诉后世，原本真宗对达成的议和结果甚感满意，但王钦若却利用真宗好面子的弱点，私下献言：“澶渊之盟”乃属城下之盟，春秋时小国犹以为耻;寇准将皇帝作为“孤注”，付诸冒险亲征，不过是为个人博取功名的一场赌局。这番话无疑戳到痛处，既令真宗自尊心受损，也对寇准产生怨气，就此疏远寇准，接受了王钦若的一套“天书”歪理邪说，沉溺于各种虚幻的神道活动。纵观真宗的前后变化，不难发现王钦若的说辞是一个节点，也成为一个契机，让真宗找到了转身的借口，可以乘机摆脱大臣的左右，在朝政上实现自己的意愿。于是，真宗来个班子大换血，将好刚使气并自恃有功的寇准打发到地方，换上温和的王旦主持朝堂，再任用善于逢迎的执政大臣王钦若、陈尧叟以及丁谓等一批官僚，营造出唯我独尊的氛围。从此，他开启了自己的转型期。

真宗的转变动机，当然不会告诉臣子们，也不会记录于史官笔下，不过其后的种种行为，却多少暴露了他的心迹所在。一方面，当李沆、毕士安先后辞世，寇准离朝之后，继任的王旦缺乏魄力，王钦若、丁谓等一批投机政客但知迎合，这就使真宗摆脱了压力，可以不受传统规则约束;另一方面，真宗在位久了，不免厌烦循规蹈矩的生活，至高无上的皇权也不再神秘，自然对日复一日扮演帝王角色逐渐失去热情，于是，他开始更关注自己的感受与身心满足，常常选择性地遗忘传统的君道守则，这正是专制时代君王常见的轨迹，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总之，真宗经历了从犹豫不决到日渐心安理得的过程，一步步越过了规矩界限。

宋真宗到底是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熟读经史，并非不知道以往帝王荒诞行为的危害，特别是劳民伤财造成的后果。在位初期，他也一直努力遵循为君之道，避免非分之想。然而，随着他的转型，欲望终究难以遏制，并战胜了理性，为此甚至不惜让社稷、百姓付出代价。

真宗在位期间，除了造神和劳民伤财等罪过之外，还因重用逢迎之人及其追随者，导致官场投机之风盛行，从而损害了朝政秩序。当时大批官僚的积极参与，虽各自动机及手法不尽相同，但为了引起君主的注意，以达到邀功请赏的目的，却是别无二致，就连号称刚直的寇准也不能免俗。在这个大势之下，离朝多年的寇准不甘寂寞，为了东山再起，竟无奈地采用迎合的手段，于天禧三年（1019）指使人在终南山伪造“天书”。此外，因真宗安于议和现状，忽视边防建设，也为以后边患的加剧埋下祸根。

客观地说，宋真宗的犯规行为，尚未泛滥到更多的领域。他在位期间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政策具有包容性，文教建设得以持续发展，社会经济也没有遭受大的干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真宗在用人上还没完全糊涂，虽提拔投机者满足自己的需要，却注意用正统派掌控庙堂，以防止朝政失去最后的底线。

在古代世界，帝王是天下的主宰，一举一动关乎万众的安危，这就决定了其好恶已非纯粹个人的事情。真宗还不至于忘却一切规矩，他做事有所顾忌，尚不敢像以往历代暴君那样，以九五之尊震慑天下，为所欲为。他在维护赵宋社稷利益与个人欲望之间，一直企图寻求平衡，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在摇摆中踩破了底线，就此难逃庸主的帝位轨迹。后世对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虚妄的造神运动上，如元代史家在修《宋史》时所总结：“真宗英晤之主”，但屢造天书、祥瑞，有封禅之举，“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其实因此引起的后果不止于此，其害流播亦甚远，如后世嗣君徽宗继之效仿，也就不足为怪！

（摘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