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影响探析

2021-07-01宋永林

北京档案 2021年5期

宋永林

摘要：1931年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是近代中国圆明园保护和研究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这次展览会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其所构筑的纪念空间重塑了有关圆明园的历史记忆，增强了人们对这一“国耻”的认知；另一方面推动了圆明园学术研究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各界的文物保护意识。

关键词：圆明园展览会历史记忆

20世纪初，西方的展览会传入中国后，各地举办展览会成为热潮。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展览会的研究，多集中在国货展览会和地方文献展览会，但对1931年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缺乏细致且深入的探讨。本文对此次展览会进行系统考察，捋清举办的前后过程，并客观评析其在当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一、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之缘起

清帝逊位后，圆明园这一皇家禁地向社会开放，其性质也由私家园林转变为城市公共空间，发挥了为民众提供消闲、集会等多种功能。1929年北平市政府为纪念“三一八”惨案中殉难烈士，在圆明园内建成公墓和纪念塔，并举行公葬典礼，致祭者络绎不绝。然而民国初年政局动荡，社会治安状况不尽如人意，圆明园内残存物件被随意搬移、取用和倒卖，甚至破坏遗址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圆明园中各类石料质地优良、制作精美，经常被挪借充作建筑工程用料，或被军阀、政客等有势者夺去修建私家宅邸和园林。1929年工务局在筹划“三一八”烈士公墓和纪念塔时，因原估工料价格太昂，考虑到“圆明园内余存旧料颇多，取用既便，且可省去千元之谱”，遂修改设计方案，工程所需砖石全部移用圆明园中的旧料，纪念塔顶琉璃瓦和四周围墙也分别改用石料和砖砌。[1]北平市政府以“余存旧料颇多，取用既便”之由将圆明园建筑残件随意挪作他用，而普通民众损毁石器旧料的行为在当时更是司空见惯。由此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尚未完全形成保护圆明园遗址的共识，非专业人士多将圆明园内的建筑残件视为普通的旧料，使圆明园丧失了作为重要历史遗迹的基本地位。

民国初年圆明园保护工作的推行，有赖于从事建筑和文献研究的专业人士和机构的共同努力。1930年，时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的向达发表《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一文，揭示圆明园被焚毁事件中诸多历史真相，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计划，是近代首篇从学术角度纪念圆明园的文章。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积极开展圆明园遗物与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表现出对圆明园研究的高度重视：“圆明园建筑之伟丽，在历史上自有不可磨灭之价值，而自营造立场上观之，尤有研究之必要。”[2]1930年和1931年发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卷中，登载了大量有关圆明园图样、照片和中外文史料，其中不乏流传海外的珍贵版本。从1930年起，中国营造学社又与北平图书馆合作，购求“样式雷”家族所收藏的清代皇家建筑之图稿、烫样模型，其中属于圆明园者，计图式一千八百余件，模型十八具。

二、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之举办

针对圆明园“遗迹日湮、文献将丧”的严峻局面，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平图书馆决定于北宋建筑学家李诫八百二十一年忌日（1931年3月21日），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其目的要而言之有四：其一，圆明园作为中国园林表率，“毁于西洋番达主义，盖中国文化上一大损失，为国人所当永矢弗諼（谖）者”；其二，了解圆明园之建筑风格对18世纪欧洲园林艺术创作的重要影响；其三，认识到圆明园是中西文化交通史上最可纪念之物，“中国国家最大规模的采取西洋物质文明，当以斯为最先矣”；其四，希望有识之士能“因此会而兴起”，自觉保护圆明园遺址，“以资吾人之凭吊研寻”。[3]

为扩大这次展览会的影响，1931年3月8日，中国营造学社发布《征集文物通启》，强调“清代圆明园为极有价值之营造，一瓦一椽，皆为重要之史实”，并向中外收藏家、考古学家等广征文物，凡“有关系圆明园之文献遗物，不拘何品，均所欢迎”。[4]这则通启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圆明园在建筑学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举办遗物文献展览会的初衷。

中国营造学社广泛征集各处有关圆明园的遗物和文献，将其以“借陈”方式加入展览，既丰富了展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提高了原收藏者的知名度，因而得到了各界的积极响应。在各方面的援助下，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所展出的物品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圆明园遗物，包括太湖石、石刻、石料、砖瓦、烫样；第二类是圆明园文献，包括图样、绘图题咏、工程则例、工程做法、额名、中外文记载。此次展览会展期原定于3月21日，后又延长一天，计两日内到会者达万人以上，观者如潮。[5]

三、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之影响

（一）重塑了有关圆明园的历史记忆

展览会场构筑了一个特定的纪念空间，其内容虽然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圆明园遗物和文献，但最终指向则是唤起记忆。参观者置身于会场中，触景生情，产生了多种感受和体验：一方面引起了浓厚的历史兴趣，体会到圆明园曾有的壮丽，“可想见当时建筑之伟大”[6]；另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侵略者的野蛮，而“后之人其可不长悬心目而以之自警哉”[7]。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制造记忆并进行沟通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情境中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8]在个体层面上，当参观者面对眼前的圆明园遗物，或是驻足于圆明园遗址中，在特定场所空间中的活动及内心深处的反应会引导其追思往昔，注入了较强的个体情感价值；在集体层面上，同处在展览会这一场所空间内的人群会产生相似的情感体验，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吾人现过海淀惟（唯）见瓦砾丛中，荒烟弥漫，蔓草遍野，能不令人有抚今追昔之感耶！”[9]展览会所设置的空间，沟通了个体之间的知识体验，建构起关于圆明园的集体记忆，使之成为一种在全社会得以持续存在的共同记忆。

更为重要的是，展览会所形塑的纪念空间作为延续残存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重建了参观者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特定的记忆，个体可以增强自我认同，而群体则获得集体认同。圆明园被毁后，时人常将其与阿房宫、艮岳并论，“也谈阿房宫者，莫不切齿于一炬之楚人；凡谈艮岳者，莫不切齿于金虏；凡谈圆明园者，其对于英法联军之感想，更可想而知。今对此种残毁之遗迹，则楚人金虏之暴行，如在目前。彼帝国主义之以破坏为务者，亦可废然返矣！”[10]这种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清醒認识，是近代以来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思想条件。在内患外扰不绝的时代环境下，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的举办，在唤起参观者乃至全社会对于“就近代史而言又一国耻”[11]的创伤记忆的同时，叙述着民族的历史，激起了有识之士的爱国救亡意识，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二）促进了圆明园遗物文献的学术研究

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的举办，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家报社出版专刊进行介绍。1931年3月24日，北京画报社特辑“圆明园文献遗物展览专刊”，称赞“此次营造学社诸君发起此会展览，谬承致书征求出品，同人一时深愧无以奉献，惟（唯）有钦佩紫江先生诸君之努力工作，此番伟大之贡献而已。”[12]专刊登载了大量的烫样、拓片、石额、图画等展品照片，宣传了圆明园遗物与文献的价值。而真正意义上第一本以圆明园为唯一研究内容的学术专刊，则是1933年8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圆明园专号》。该刊登载了圆明园“样式雷”图纸七幅、乾隆年刻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八幅，发表《郎世宁传》等译文三篇，充分介绍了当时可搜集到的有关圆明园的海外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31年4月刊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一册，以圆明园为主题的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最早对圆明园的集中研究。此后，中国营造学社仍以部分精力关注圆明园研究，金勋和梁思敬相继绘成《圆明园复旧图》和《圆明园鸟瞰图》，重现了圆明园盛时景象。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刘敦桢等人致力于圆明园“样式雷”图档整理和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1933年，朱启钤撰成《样式雷考》，成为“样式雷”研究的开山之作，展现了圆明园与“样式雷”家族的兴衰浮沉。同年，刘敦桢参考北平图书馆所藏“样式雷”烫样、工程文献及故宫博物院收藏之清代内务府档案等大量资料，写成《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文，以记述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史实（包括重修背景、工程、材料、工费、勘估与监修、停工原因等）为主，并简要介绍圆明园的变迁历史，附有照片、图样多幅，内容翔实，考订缜密，“不仅是第一篇样式雷图档的利用成果，而且系统地提出根据档案文献的研究来鉴别样式雷有关图稿的方法”[13]，影响深远。虽然中国营造学社对圆明园的研究主要侧重文献史料，远未达到系统、全面的地步，但其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钦佩。

（三）提升了社会各界的文物保护意识

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是一次难得的宣扬民族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了国人的文物保护意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圆明园的保护事业中，整理和研究相关文献，并积极搜寻圆明园海外流散文物。展览会所建构的纪念空间塑造着人们的记忆，使圆明园被焚毁事件成为全民族最重要的创伤记忆，同时又唤起了人们对圆明园遗址的纪念和保护意识。时人阐释圆明园之重要地位，不仅将其视为规模宏大、风景优美的名园，而且认识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巨大影响，“实亦东西沟通的纪念物”。在他们看来，加强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为国人留存这一段“伤心的痛史”，主张设立圆明园遗物陈列馆或博物馆的倡议，目的都是为了“建造一个国耻纪念馆，把这些遗物存在其中，使国人脑中永留一深刻之印象”，勿忘此大辱。[14]

伴随着圆明园研究的逐渐兴起，从事圆明园遗址保护的专门机构也应运而生。1932年7月，北平市政府函邀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等十六家学术机构或团体、个人，共同成立“北平市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议决并公布了《圆明园遗址保管整理办法草案》，提出了保护圆明园遗址的多种举措，如设立界限标记、种树、维护将倒建筑、规划路线水道、发掘等，并筹设圆明园遗物陈列馆。[15]北平市政府组织成立“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表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工作，这较以往来看实为一大进步。1933年7月，北平市政府在西洋楼线法山上建成哨所，并派驻警员看守；10月，工务局对圆明三园遗址进行全面实地测量，后绘成《实测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遗址形势图》，至今仍是开展圆明园研究与遗址保护的重要参考图之一。

四、结语

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所形成的纪念空间，使参观者产生了真挚的情感体验，重塑了有关圆明园的历史记忆，在强调侵略者对中国造成极大破坏的同时，进一步表达了自省自警的诉求。圆明园成为“国耻”的象征，是激发有志者振兴民族、抵御外辱的一个重要源泉，发挥了唤起记忆、强化认同的功能。应当看到，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的举办，推动了圆明园遗址保护和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各界的文物保护意识。但此后随着时局的日趋紧张，尤其是华北事变和全面抗战的爆发，平津相继沦陷，圆明园研究的学术活动几乎归于沉寂，保护工作的开展也举步维艰。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ZDA214）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1999.1）[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50.

[2][4][5]本社纪事：圆明园遗物与文献之展览[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1）.

[3]向觉民先生演讲关于展览圆明园文献遗物之旨趣[J].中国新书月报，1931，1（5）.

[6][9]圆明园遗物展览[J].燕京学报，1931（9）.

[7]铢庵.故都闻见录[N].申报，1931-12-9（13）.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0.

[10]天水.展览圆明园之联想[J].北京画报，1931，4（165）.

[11]向达.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1）.

[12]傅芸子.圆明园文献遗物展览专刊述旨[J].北京画报，1931，4（165）.

[13]张威，李晓丹.中国营造学社与样式雷研究[J].新建筑，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