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阳

摘 要：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处于中间枢纽的张艺谋以解码者和编码者双重身份完成了小说文本文字符号向电影视觉符号转化的跨文化创造。从小说中江南后花园知识女性的颓靡到电影中北方高门大院女性的挣扎，从小说中井边紫藤花的盛开到电影中红灯笼的高挂，笔者将以传播学的解码、编码视角拓宽影视改编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解码;编码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04-0091-03

小说和影视都属于叙事艺术且具有相似性，二者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电影和文学是可以优势互补的，在艺术殿堂里，它们交相辉映，可以绽放出更灿烂的华彩。就文学而言，它永远是其它艺术的老师;就电影而言，它尊重文学，热爱文学，并不断借助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改编以保护和提升电影的文化品位，促进电影健康发展”[1]。但是影视媒介主要以声音画面为载体，小说则是以文字为载体，二者依附不同的媒介形式，因此从小说文本到电影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变化和差异。在主题开掘和情感释放的方式和侧重点等方面各有千秋，小说文本擅长以白纸黑字的组合牵引出读者广袤思想的绳索，电影则以一帧帧彩色的画面和声音冲击观影者的视、听觉。鉴于此，《妻妾成群》影视改编过程中，小说的情节、人物形象必然都会发生变化，避开常见的电影本体和文学关系研究角度，以“编码、解码”的理论从传播学视角来分析小说《妻妾成群》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过程中产生的差异，有助于推动影视改编研究多元化发展。导演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对小说《妻妾成群》文本进行的“解码” “编码”，创造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独特电影生命力。

一、影视改编研究方法——编码与解码

（一）影视改编

巴赫金的“复调”和对话理论提炼出了“互文性”概念的基础，认为文本中每一种表达都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于对话的结果。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基础上提出“互文性”概念：“任何一篇文本的构成都如同一幅镶嵌，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本间的概念取代了主体间的概念，诗意语言至少是双重解读”[2]。热拉尔·热奈特将“互文性”概念扩展为“跨文本性”，罗伯特·斯塔姆更是将巴赫金对话理论引入影视改编，认为改编是不间断的对话过程，改编使文本进入言语交际的场域，小说作者和电影创作者展开巴赫金意义上的言语交际，即作者的积极生产与改编者的积极应答。面对小说与第七艺术电影两种不同文本，改编者跨越文本，运用电影思维，遵循电影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将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作品。随着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的发展，人们审美方式与审美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文学与影像的“共通阅读”已成为人们接受信息和进行娱乐的重要方式。文学作品和影像互相锻造成齿轮咬合的两个轴承，影视改编者将具有心理特权和历史性的小说文本进行改编，影视的成功带动观影者重新体验小说文本的故事世界，小说文本成为“共通阅读”的受益者，小说文本的生产者即作家明确创作方向从而撰写更多优质优良作品，继续推动影视改编局势。如此互相推动，小说文本与影视改编互给动能，形成了良好的“共通阅读”运动。小说与改编电影的“共通阅读”已经成为人们独特的审美方式，小说到电影的影视改编艺术转化成为必然趋势。

（二）编码与解码

斯图亚特·霍尔摆脱了以美国传播范式为主导的支配，以“编码、解码”角度为大众媒介传播提供了符号学范式。“编码、解码”角度凸显受众的地位和角色，看中“解码”阶段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解码就是在信道中传递的信号重新还原成信息”[3]。在小说《妻妾成群》影视改编过程中，实则存在双重编码与解码过程。作家苏童创作文本是第一次编码，导演张艺谋以自己的立场和文化背景解读小说文本进行第一次解码，再根据电影需要改编小说文本进行第二次编码，观众最后观影进行第二次解码。参与两次传播过程的中间枢纽者张艺谋，在“编码、解码”中以双重身份和具有个性的文化内涵，完成了从小说《妻妾成群》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使南方孕育的蝉蛹蜕变成北方蝴蝶。小说《妻妾成群》的作家苏童根据自己的写作思路和写作知识构架，运用文字符号向外界勾画了一个南方新知识女性形象，讲述了新知识女性在一个封建制度浓厚的家庭下与其他三个女性争风吃醋、委身于男人之下丧失自我的悲惨故事。导演张艺谋根据电影的创作规律和媒介特质，将整个故事背景做了南北置换，镜头下上演的是坚韧的北方姑娘在大宅院中从抗争到屈服的女性悲惨故事，少了一些南方的氤氲，多了一些北方的粗犷。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正是张艺谋对文学作品进行“电影化”，做出自己“解码”理解的产物。

二、受众解码——协商立场

斯图亚特·霍尔以编码与解码的传播视角来研究影视传播，认为编码者与解码者二者之间存在不对等关系。苏童的《妻妾成群》作为信息来源，讲述了江南小镇故事背景下新知识女性的堕落，由于传播者苏童和受传者张艺谋之间立场和地位等因素的不对等，导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调性上偏离小说文本，张艺谋做出了协商选择。所谓协商选择即是受传者张艺谋保留传播内容的核心主题，根据自己需要过滤和筛选部分内容，添加新的电影元素。摄影出身的张艺谋改编电影时，与苏童的作家身份产生碰撞，包括南北方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在影视改编过程中，作为信息接收主体的电影制造者张艺谋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性”和“自主性”。在影視改编的解码过程中，张艺谋首先将小说文本的主题：“女性在封建家庭中受迫害”置于优先地位，使电影与小说保持了主题的一致性，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话语权，进行利于自身立场的协商，再适当加一些电影元素：色彩与声音。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添加了红灯笼、捶腿和京剧的锣鼓，这是在小说文本中被模糊化甚至忽视的元素，就红灯笼而言，仅在文本中陈老爷过五十大寿时出现过一次。张艺谋将电影视为一套异于文学的表达机制，在保留文本主题的前提下，做出协商选择，根据自己对原作品的理解和想象对文本进行“二度创造”。

小说《妻妾成群》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按照苏童自己的说法，它不过是在旧瓶里装上了新酒。旧瓶指的是妻妾彼此的手脚，耍手腕、耍伎俩;新酒指的是作家通过颂莲这个人物在陈旧的氛围里面，找到了一种新的调性。“那一年颂莲留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4]。“颂莲打着一顶细花绸伞姗姗而来，陈佐千就开心地笑了。颂莲果然是他想象中漂亮洁净的样子，而且那样年轻”[4]。朴素、干净的颂莲带着阳光走进陈家花园，花园里面的花草树木寄托了上过一年大学的新女性颂莲的情感。电影在拍摄中则选择了与江南花园氛围完全不同的北方乔家大院作为颂莲丧失自我的背景地。乔家大院的屋顶可以走通，屋脊和屋脊层层叠叠，在空间上营造了迷宫似的生存环境，一开始就注定了颂莲逃脱不掉的命运。捶腿、挂灯笼和京剧的锣鼓更是使小说《妻妾成群》江南旧式家族湿润、氤氲、诡秘的气韵被解构。作为解码受众的张艺谋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营造成高门大户、规矩压人的北方封建家族氛围。苏童旧瓶里面的新酒又被张艺谋浓缩成烈性的高粱酒，宅院里发生的一切都被催化，相比小说，电影中封建制度“吃人”的威力更猛烈，人欺人的手段更辛辣，颂莲的悲剧意味更浓。

三、传播編码——灯笼替换紫藤

从小说文本到影视改编的过程经历了双重编码与解码。作家作为传播者将小说文本进行编码传播到受众者即影视改编者，影视改编者进行解码，再根据自身的知识构架和艺术素养，按照电影的创作需求将文本进行再编码，形成电影作品传播给观众，观众二次解码。作为中间枢纽的影视改编者连接了小说文本与电影，以解码身份完成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与思考，以编码身份完成对影视的改编。在小说《妻妾成群》转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过程中，张艺谋作为影视改编者，以协商立场创造性地改编小说文本，以一套异于文学的表达机制，保留文本主题的同时，在进行再编码时将文本中意象线索“紫藤花”和“井”抹去，添加了象征权力的“红灯笼”。

小说中将颂莲这个人物放到具有古典悲剧意味的花园环境里，而整个文本的典型环境就是后花园的紫藤架下面有一口枯井。紫藤花见证青春的老去，白居易就有：“紫藤架下见黄昏”的感慨，苏童在紫藤架下设置一口象征着埋葬的枯井，颂莲在陈家的命运正是在紫藤架下不断被见证。第一次是颂莲刚进院子见到紫藤花回想起自己上大学时坐在紫藤架下读书，这时的颂莲是健康、活泼的女大学生;第二次是陈佐千过寿，颂莲被大太太数落，来到后花园，将一片紫藤叶子扔到井里，看到一只恐怖的、苍白的手从井底升起，这时的颂莲是争风吃醋的妇人;第三次是梅珊在紫藤架下唱京剧《杜十娘》，颂莲被吸引过去，这时的颂莲是不得宠的女奴，最后疯掉的颂莲绕着枯井跑来跑去。紫藤和枯井见证了颂莲青春的老去，见证了生命力的枯竭。

在电影中，张艺谋采用了红灯笼这个视觉符号来串联颂莲的生活轨迹。首先是点灯，颂莲的新婚之夜院子和屋子都是灯笼的火海，灯火红色的光辉里是颂莲的荣华与宠爱，可是灯火的点与灭注定是由陈老爷决定的;其次是灭灯，服侍陈老爷后几房太太看着被灭灯，宣告高门大院当晚的主角下场;最后是封灯，颂莲假怀孕被揭发，象征宠爱与地位的灯笼被蒙上黑布再无点燃的可能。颂莲院子里点灯、灭灯、封灯三个阶段中，灯的变化见证了颂莲的健康生命力被消解，见证了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哀。灯原本是作为给人带来希望与光明的使者，在陈家大院却被打造成陈老爷权力的承载物，大红灯笼给陈家大院的女人们送去了黑暗与枷锁。由光明到黑暗的双重堕落，大红灯笼变成了一把刺刀，紧逼颂莲投身精神深渊。张艺谋以传播者身份编码时，在电影中添加了具有冲击效果的大红灯笼，将旧式家庭三妻四妾的现实感和历史化加重，加深反封建主题，迎合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四、结 语

小说是以文字符号具象地传达作家思想，电影则是以画面符号抽象地表达主题。从小说《妻妾成群》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作为中间枢纽的影视改编者张艺谋以受众者身份对文本进行解码，结合电影诉求再进行编码。南北方地域差异和传播媒介不同导致了同样的主题产生了不对等的解码，以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来探讨《妻妾成群》的影视改编，可以多角度地看待影视改编，看待《大红灯笼高高挂》。

参考文献：

[1] 钱中文，刘云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中的一些理论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6.

[2] 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3] 黄晓钟.传播学关键术语释读[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32.

[4] 苏童.妻妾成群[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