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生殿》的创作受遗民心态的影响，在描写李杨爱情故事的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为清代著名戏曲之一，其思想深度和内容形式都具有诸多创新之处。本文试从作者的遗民情结入手，分析移民心态对贵妃之欲、贵妃之死、贵妃之情以及月宫团圆四个维度的影响，深入剖析清初移民心态表征下的女性人物——杨贵妃。

关键词：遗民心态 女性人物 至情 伤感

“遗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坎坷身世注定其笔下也多凄凉之风。洪昇的《长生殿》便是典型代表作之一。作为受众如此广泛的一部戏曲作品，其深刻内蕴势必与当时的文人心态相暗合。一方面，从其创作年份上看，作品定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就遗民而言，我们需要考虑他们的生存时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四十年，有将近六十年的时间，这足以推进一代生命轮回”a。这说明作品定稿正处于明末清初的遗民阶段。另一方面，从作者个人经历考虑，洪昇的祖辈为前朝名门望族，其年幼时受业于陆繁昭等人，无形之中便受到遗民心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四个角度分析遗民心态对于杨贵妃形象建构的影响。

一、贵妃之欲：统治者穷奢极欲的对比反讽

从中唐时期的爱情传奇开始，爱情几乎成为戏曲创作中最重要的元素。《长生殿》同样也是搬演了文学才子尤其爱好的一个领域——李、杨爱情悲剧。虽然《长生殿》基本承袭了前代诗人的爱情倾向，但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推演，其都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色，讽刺意图十足。杨贵妃是一个误国误事的帝王宠妃，极尽奢华，以致惨剧横生。“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典故被引入剧作，且为进一步强化阶级矛盾，作者还设置了在运送荔枝途中，大批农田被马车踩踏，百姓因躲闪不及而被踩死等情节，加剧了杨贵妃形象的负面特征。作者在作品中设置了两条鲜明线索，一是李、杨二人的爱情誓言，二是安禄山等人的反抗队伍已动摇国本。尤其是在第二十四出“惊变”中，作者描述了两个极为鲜明的对比场景，即皇帝与宠妃闲庭赏月，对比反抗军队已杀到长安。此时，剧作节奏由前文的轻松愉悦陡然步入紧张冲突之中，暗含着在表面和谐爱情的背后，国家已处于风雨飘荡的状态。作品在讽刺时事的背后，蕴藏着对于时代政治与个人命运的惋惜。对于杨贵妃和唐明皇，作者并没有试图从一个圣明君主和皇帝后妃的道德高地上限定二人的特征，而是肯定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但二人因独特地位而必须抛弃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情爱。作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没有带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而是在惋惜中有痛心，在痛心中有批判。此种惋惜与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类似情绪不同，他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描写盛世帝国被逐渐侵蚀的痛感，对于二者的爱情在肯定中蕴含着讽刺：二人的无辜是作为普通人的无辜，但身为帝王和宠妃，他们对于国家动荡具有不可饶恕的过错。这也是遗民心态的一大反应：重新回顾过去的遭遇，在感慨统治者个人过错导致时代悲剧外，也对统治者本身给予了同情。究其原因，在于遗民对于旧朝的留恋和自我皈依，他们自然地把旧朝当作是本体社会认知的一部分。

二、贵妃之死：时代动荡中的个人悲哀

洪昇在作品的诸多细节中点明杨贵妃的命运不受自己控制。比如在第六出“ 傍讶”中提到：“万岁爷好生不快，今日竟不进西宫去了。娘娘在那里只是哭哩。”指明唐明皇因宠爱其他妃子使得杨贵妃十分痛心。在以后几个场景中，唐明皇掌握着情爱关系的主动权，并一直处于绝对上层地位。反观杨贵妃的个人幸福从一开始便全都系于唐明皇的个人宠爱身上，而这种幸福本身，是以挑战唐明皇的皇帝身份作为前提，“一旦帝王爱情与封建伦理道德发生了矛盾，就会使爱情的双方处于十分危险的位置，直到这场暗地的较量以爱情的彻底失败告终”。这决定了杨贵妃的爱情完全不受自己控制。“遗民心态”含义复杂，首先便是对于个人的感伤和徘徊。朝代更迭毁灭了士人前期的自身文化认同，而异族统治又挑战着汉族文人敏感的神经，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原本的文人出仕之路变得混乱而复杂，所以《长生殿》中的女性形象“杨贵妃”的塑造便寄寓了作者的同情和悲悯。其次，是个人受时代所累的冤屈。“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作者在描写贵妃之死这一情节中，有意构造出贵妃主动求死，借此来树立其兼顾天下的高尚品行。由此，贵妃之死的冤屈进一步得到强化，同时也为下文的“复生和团圆”奠定了情感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部分文人的心态：遗民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抉择彷徨的状态，究其原因，他们把这种彷徨归于时代悲哀在个人身上的展现，认为自己困境的造成是由于时代带给他们的“冤屈”。

三、贵妃之情：爱情描写规避政治失败

《长生殿》“以超现实手法对现实进行了交代，既没有违背历史，又让观众得到了极大满足。这符合作者所推崇的‘至情观创作理念：有情人终成眷属”b。作品的女主人公杨贵妃同时具备两个特性，一是帝王的宠妃，二是普通女子。作为帝王宠妃，她牵扯了帝王精力，使得帝王耽誤国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适的。作为普通女子，寻求丈夫偏爱，追求浪漫爱情，这是合理的。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杨贵妃首先应是帝王宠妃，由此她在大众视野中的形象就成了祸国殃民的“妲己”，成了大唐盛世败落的遮羞布。但是在文本中，作者却想要极力扭转人们在历史上对于杨贵妃的认定，试图塑造出其正面形象，也就是所谓“以情感的真挚消解政治上的错误”。一是表现杨贵妃对唐明皇的高尚感情。上文曾提到杨贵妃在这段感情中的弱势地位，但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把她描写为“附属性质”的妇女典型，而是把她塑造成有独立思想的女性，并渴望得到丈夫的专一爱情。在发生兵变之后，更是愿意牺牲生命去维护唐明皇的王朝，从而直接使得杨贵妃跳脱出“祸国殃民”的女性形象。二是借反思之情消解贵妃之过。作者无法否认历史上有关杨贵妃等人的过错，所以采取了以赎罪的方式消解其罪孽。对于过去时代政治错误的宽容，实则也是在对过去政治困境的辩解。明末社会问题重重，加之明亡清起的政治背景，清初出现众多戏曲作品来反映时代风云变幻。坚持民族气节、坚守忠义观念的洪昇却试图为明末混乱局面的缔造者辩解，于是在他的笔下，历史上荒废政务的唐玄宗变成了重情义的唐明皇，历史上耽误国事的杨贵妃变成了兼济天下的女子。他看似是为李杨爱情谱写诗篇，实则是为其政治上的失误进行辩解。

四、月宫团圆：摆脱现实的美好期待

明末清初的遗民，对明朝具有很高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复兴明朝的希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源泉，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所以只能在作品中借助联想和幻想来寄托内心之遥想。根据上文的相关论述可知，作者在李、杨二人身上寄寓了深沉的政治期待，因而二人的结局实则是作者心中幻象的再现。作者明知现实生活中不可得，却安排二人最终借助“上天入地”来团圆。遗民群体心系前朝，支撑起他们一系列活动的就是内心对前朝的牵挂。现实苦闷不得抒发，只能在剧作中摆脱现实困惑，弥补现实遗憾，所以他超越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情感遗憾，进一步完成了二人的团圆式结局。同时，在月宫团圆的局面下，作者于现实生活这一线索，延续了愁苦忧郁的情绪。其有意设置“李龟年”这个人物形象，借人物之口渲染事变过后的凄清悲伤。这种对比设置实则反映了洪昇内心的矛盾。作为宫廷梨园弟子，李龟年曾见证了李、杨的幸福爱情和曾经繁盛的王朝，但如今因暴乱流落江南。第三十九出 “私祭”中，作者用满带心酸的笔调描写了故人重逢的场景。那些曾经歌唱盛世繁华的梨园弟子，四散流落，败走江南，最后再次相逢也只能“蓦地相逢处，各沾裳。白首红颜，对话兴亡”。这一段描写可以算得上是明亡之后遗民群体的真实写照，失去家园后的他们成为地理和心理双重层面上的流浪者，颠沛流离，物是人非，这种感伤之情为全剧又增加了悲剧色彩。《长生殿》创作受遗民心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剧作中流露出今昔对比的深深的伤痛，这种伤痛是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连的。“作品问世之时，距明朝灭亡不过40余年，师友又多是明亡以后不出仕的名士，所以一直耳濡目染的兴亡之感、亡国之痛和清初的镇压、屠戮投射到人们心理上的压抑和愤懑情绪的淤积，从社会心理上对能够宣泄这种淤积的艺术产生了一种潜在的召唤。”c洪昇还设计了许多情节描写遗民对于前朝的留恋，遗民群体看到前朝旧物时也会心绪荡漾，老嬷嬷想尽办法最终归还给唐明皇贵妃之袜，实则暗示了其对于前朝的忠诚与眷恋；唐明皇对于贵妃沉痛的思念、历经千辛万苦的追寻过程，也是在暗合清初遗民对于过去的怀念与追恋。这些情节的设置使得经典的李、杨爱情“旧瓶装新酒”，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五、结语

《长生殿》作为清初著名戏曲，广受欢迎。除本身通俗的爱情题材、作者真挚的情感及高超的艺术技巧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故事内涵符合众人期待，引发共鸣。面对新旧交替的朝代、异族的文化另类统治，满汉之间的矛盾，使得清初的汉族文人群体中弥漫了浓烈的愁绪。这种对于过去的留恋和向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清初许多人共同的心理认同。所以《长生殿》的传播盛况也在情理之中。

《长生殿》中的杨贵妃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洪昇在作品中给予了杨贵妃新的历史内涵。她勇敢地追求爱情，体现了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同时，却又在时代更迭变化中身不由己。虽然在天宫中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但始终就是在虚幻中完成某种胜利的文人哀歌。至洪昇所創作的时代，随着清朝统治日渐稳固，复明期待无望，洪昇也借文本清晰地承认，只能在虚幻世界中完成自己的一丝假想，故《长生殿》通篇呈现出大团圆结局下淡淡的悲伤。

a 孙权：《清初通俗小说遗民心态书写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b 李雯雯：《〈长生殿〉的爱情主题探析》，《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8第5期，第92—94页。

c 张利群、王一滔：《〈长生殿〉的形成与接受》，《嘉应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作 者： 张潇逸，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2018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