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骏 吕颖

摘 要：“狼形象”是生态批评中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无论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还是在研究过程中的生态阐释，都对当下的人文生态学科具有借鉴意义。文章从爬梳21世纪以来的“狼形象”研究入手，探析“狼性”与文学阐释过程中的“逻辑悖谬”，从生态书写中“审美”与“真实”间的“背反”关系，反思当下的生态现实。

关键词：狼形象 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批评

一、“狼形象”研究中的生态观照

“狼”形象在中外文学经典中可谓更仆难数，文学批评进入后现代以来，在多元、开放的批评语境之下，多数研究者都把“狼形象”作为生态书写的批评对象进行考察，并以其为“媒介”，进一步开掘它对人文生态领域的借鉴意义。

2003年，刘毓庆a以中国古代各民族“狼神话”为参要，梳理了其与中国文学中狼意象之间的关系与流变，进而考察“狼”在中国各民族间的民俗意蕴。2005年，殷国明b将“狼性”置于中西方视野下观照，进一步扩大考察视野，探讨其“在中国文化内在的剧烈变化、转化、矛盾与挣扎”，并诠释了它的“精神现象与文化意象”。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狼性”，为而后生态批评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2007年，赵树勤、龙其林c梳理21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对狼的生态意象进行了论述，“21世纪生态小说狼意象的不断涌现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人类在现代文明的困境中重新呼唤野性力量的回归，希望在久已疏远的自然中寻得一份精神的栖息地”。他们将“狼”视作“野性力量”，为迷惘的现代文明指明出路，大举生态复魅高旗，“狼性”也开始进入生态视野。2008年，吴秀明、陈力君d通过以贾平凹的《怀念狼》与姜戎的《狼图腾》为例，认为“他们对狼文化、狼形象、狼书写所作的探索”，做出了对“当下中国生态文学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的思考。他们论述了“人性之情与兽性之情的关系”，简而言之，他们认为若原模原样地将“狼性”即动物兽性呈现于文字之上未免与文学中“净化人的心灵”的审美功效相冲突。其中关涉“优雅和野蛮”的界限问题，“毕竟生态文学是写给人看的，而不是写给动物看的，绝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做不到，也无此必要”。进而，他们又上升到另外一对关系问题，即“生态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两位学者的生态眼光是严谨的且具有前瞻性的，他们看到了狼身上“野性”的生态真实，并认为这是与其他事物一样客观存在于自然世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秉持的是“多元共生”的生态理念。在具体探究“野性”与文学的审美性关系上，他们也提出了存在着“界限”问题。然而，他们似乎把这个“界限”的边界，界定于“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文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的答案之中。基于此，审美与生态究竟如何公允拿捏，在感性层面上好似有了模糊的认知，但上升于理性询唤，我们仍旧是“柳昏花螟”。那么采用“搁置人类中心主义”的办法，是否能真的有效调停生态与审美之间的关系？“生态真实”如何审美却不失真实地表达出来，仍待我们去探究。

2010年，廖哲平e系统整理了自1985年以来中国文学中“狼”形象的生存境遇，分析二十年来“狼”形象意义的嬗变，与赵树勤、龙其林的“指明出路”异曲同工。他认为，“到了21世纪初，频繁的‘狼影则寄托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困境的反思”。不同的是，他从两个维度对狼的生态意义进行分类。他认为在第一类中，狼作为隐喻形象对人类中心主义吹起了反击的号角。在第二类中，他指出不要忽略狼的兽性，意在强调狼是牲畜，与人性相悖的“狼性”终究是要被提防与批判的。对于第二类言说，从生态批评的“多元共生”角度来看，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逻辑悖谬”：一方面，我们极力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极力突出“狼性”中与“人性”相背离的兽性。兽性难道不是“狼”与生俱来的吗？与人性相较之后，反而成为我们需要警示的对象了，“狼性”难道不又被赋予人类言说的价值了吗？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体现在狼身上所谓的“兽性”，假若被安置于人身上确实是不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的。但“狼性”就狼自身而言并无任何不妥，这是它们的生物特性。如果人身上出现了这样的“狼性”，那也不是狼施加于我们的，是人类自身“恶”的在场。

二、多元向二元偏向

正是基于“狼形象”的文学研究下所反映出来的“逻辑悖谬”，反观当下，生态批评普遍遇到一个困惑：部分生态批评者们想当然地从反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当遇到站在人类立场上去言说价值或赋予价值时，他们便大张旗鼓地以反人类中心主义为道德制高点去批判一切违背这一立场的理念。而当我们要质问这些人“这样的理念是否合理”时，他们又高举“生态主义”的旗帜加以驳斥，这真的是生态批评所强调的“多元共生”吗？站在人的立场就可以直接与人类中心主义画等号吗？这些疑问正是生态批评在理论界被诟病的主要之处。

正如于文秀在《生态文艺学》f中所言：“科学的异化本质上是人的异化，是人类失足于科学功利主义迷雾中的结果。”将“狼性”比作“人性”异化后的形态，把“狼性”当作反面教材，强硬地将它用来警示人性，这是否让“狼”太过冤屈？因此，贬者的态度，似乎又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惑。“多元共生”本身肯定了“人性”与“狼性”存在的合理性，而一方一旦被当作贬义词项来形容另一方时，不就又陷入了“自我中心”的一元圈套了吗？那么是否有一个有效的方法，能够使我们在生态视域中始终保持中立立场呢？

生态叙事总是难以逃离前面所言的矛盾，其实在整个文学创作中，这亦不是一个新问题。就文学创作者而言，他们总是希望能够创作出可以兼顾“现实性”“审美性”“理想性”统一的作品，使其既具有宏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又不失精巧的艺术效果，并对后世起到极大的启迪功效。若在一部作品中单单实现其中的一两个特性其实并不难，但当三者同时要兼具，它们就会陷入一个两两相克的闭环之中。如部分作品兼具现实性和审美性，但理想性效果不明显；部分作品有审美性和理想性，但现实意义却不够。为此，创作者则会陷入“何以权衡”三者关系的难题。笔者在一次活动中有幸采访到了著名作家郭文斌先生，并就这个问题向他进行了请教。他也坦言，“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创作者很难使这三点面面俱到。往往很多的现实主义作品，理想性和审美性达不到。《平凡的世界》我一直推荐，但它的审美性肯定不够”，“这个问题是一代作家的问题，也是你们这一代人要解决的问题，‘如何把现实性、理想性、审美性统一起来”。诚然，《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如果与它所处时代的现实意义和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意义相比，审美性确实要稍微薄弱一些。但这也仅就《平凡的世界》自身而言，相较于其他许多同时期的作品，其审美性仍然具有一定优势，我想这也是郭文斌先生想要表达的。生态批评“多元共生”在生态叙事中的自我悖论亦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要高举“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保持动物身上的兽性特征，而真实还原兽性叙事，使其赤裸地暴露于文本中，又显得格外“反审美”；另一方面，当审美地去描写动物的原始兽性时，却又为了人们的审美体验而背叛了生态真实，从而又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之中。循环往复，进入了一个“自我相悖”的世界。这也是为何生态批评中“多元共生”总是游离于“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之间。

三、结语

无论是“人类自立主义”还是基于“人类立场”的批评话语，都没有切入“多元”的实质，而只是就“人类”谈“人类”，没有兼顾“人类”与“生态立场”。当然我们无可否认，文学自诞生以来，就被用来当作言说“人”的一种艺术方式，假若文学批评对此避而不谈，或许太强人所难。但是这种近乎“霸凌式”的上帝视角与俯瞰众生式的批评态度，则抛弃了批评应保持的中立立场，失去了生态批评的初心，即“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g。因此，我们必須要明确，我们在对生态书写中某一或某些对象进行批评阐释时，究竟是生态的自觉言说，还是我们在言说生态？

a 刘毓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b 殷国明：《“狼性”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学（上）》，《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c 赵树勤、龙其林：《21世纪生态小说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d 吴秀明、陈力君：《论生态文学视野中的狼文化现象》，《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e 廖哲平：《1985—2009：当代中国文学“狼”形象的流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f 于文秀：《生态文艺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g 鲁枢元：《猞猁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基金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YDT201606）；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物质生态批评与影视生态批评实践研究”（YCX21025）

作 者： 马加骏，北方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吕颖，通讯作者，北方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