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有多位女主人公在不同时期经历过头痛症的困扰。这些女性头痛症叙事，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纯粹身体健康层面的再现。基于个人亲身经历的具象身体疾病叙事，既是助推小说情节发展的润滑剂，又是人物心理重压或情感抑郁反映的晴雨表。这种现象是系列心理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惩戒模式，表明了作者对健康、生命和成长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关键词：简·奥斯汀 女性头痛症 隐喻 文化惩戒

引言

文学与医学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一个令文学研究者和医学专业人员兴趣不减的话题。前者在将特殊医学文本纳入研究视野时，扩展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和可资深层探究的非文学因素；而后者在处理与病患的关系时，则渐渐接纳和重视关于疾病的叙事。医学保护生命，文学阐释人生，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构成了诊断性和治疗性的关系。对作家来说，“医学上对生病机理和健康机体的描述，给他们提供了在挖掘情感、个性和社会关系时所需要的自然语言的理想原型”a。

奥斯汀的小说植根于日常生活经验，具有于平静中掀起风暴的能力。她属于“那种将小说视为现实生活最忠实记述的大师之一”b。在她的小说里，关于入侵正常生活的疾病与诊疗的叙事并不鲜见，她的小说常被誉为“一篇篇治愈的故事”c。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时常遭受诸如感冒、发烧、咽喉溃疡等小疾的困扰，并伴有多种歇斯底里式的反映。尽管坊间关于牧师、神职人员或海军等职业的明说暗指，在数量上远超过关于疾病医疗叙事的指涉，但是对后者的深入探究也应该成为奥斯汀小说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面。而数量不菲、隐喻色彩浓厚的女性头痛症叙事更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因为奥斯汀笔下的女性头痛症叙事，已经超越了纯粹身体健康层面的再现，而演化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惩戒模式，展示了她对身处的那个狭小的空间和身外广阔的社会区域里时间与疾病、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双重关系的拷问，表明了她对健康、生命和成长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对这种疾病叙事及其隐喻主题的挖掘，对于摆脱长期以来奥斯汀研究中的刻板沿袭有理据齐全的启示意义。

一、女性头痛症叙事具象

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患病种类不一，而女性头痛症却是她着墨最多、涉及人物最广的一个，无处不在的头痛症叙事的存在一度引起了众多神经学专家的关注。同时，一些以小说中的健康与疾病为研究主题的文学评论家，也对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头痛症叙事青睐有加。d在奥斯汀的六大小说和只留下十二章的小说《桑迪顿》中，所有女性头痛症具体情况概括如下：

从统计表格中可以看出，所有九位女性头痛症患者，在罹患头痛症时的年龄跨度非常大，除了小说中没有提及的三位女士之外，其余六位有确切提及年龄的头痛症患者的年龄差距在十一岁左右。在以青年男女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奥斯汀的小说里，这种年龄差距并不算十分特异，真正称得上特异的应该是这些头痛发作时的戏剧化场景。

二、女性头痛症叙事情况分析

年轻女主人公们的头痛症，基本上都与她们在那个时段情感上的纠葛或烦恼的出现相伴而生。玛丽安就是在与心爱的人威洛比上校分手后的第一个晚上无法入睡，“整夜都醒着，哭了大半夜。她起床时觉得头痛”e。还有就是当布兰登上校来探望玛丽安姐妹时，埃莉诺再次提起她妹妹头痛。在确定威洛比要与自己分手后，玛丽安“长时间没有吃好睡好，头昏眼花”f。与玛丽安头痛状况几乎相同的是简·菲尔费克斯。她也是在与心爱的人分手后经历头痛困扰的。情变伊始，她的“身体特别不好，头痛难忍爱”g。爱玛和贝茨小姐的谈话中多次提到简的头痛：“她写了一早上的信，现在头痛得厉害……可怜的亲亲啊！你要是知道她头痛得多厉害就好了。”h伊丽莎白·班纳特是在猜疑达西在她妹妹与彬格莱先生的关系上从中作梗，“越想越气，越气越哭，最后弄得头痛起来了，晚上痛得更厉害”i。而伊丽莎白母亲的头痛则是在得知她最心爱的小女儿与韦翰私奔之后，觉得自己“简直给吓得神经错乱了，遍身发抖，东倒西歪，腰部抽搐，头痛心跳”j。

因外部环境因素而引起的头痛有两起：一起是《傲慢与偏见》中的吉英·班纳特，她是在骑马前往尼日斐花园拜访彬格莱姐弟时因淋雨而患风寒；另一起是《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芬妮，她是在采摘玫瑰时在太阳下奔跑发热，埃德蒙于是断定她“一定在头痛”k。与头痛相伴的其他症状也偶尔会被提起。玛丽安·达什伍德头痛时伴有厌食与神经衰弱，伊丽莎白·班纳特头痛时伴有恼怒与流泪，芬妮则伴有类似恐光的症状，她被“吵得头昏脑涨”时，“倒宁可烛光照不到她疼痛的脑袋，让她独自坐在那里”l。头痛或头痛之说还可以是逃避不欢迎社交的借口。《劝导》里的安妮为了在晚宴时“避开温特沃思上校”，就“借口头痛”而规避。m只有在《爱玛》中，当简·菲尔费克斯因感情问题而头痛时，药剂师佩里先生才对她进行过诊断和一些辅助治疗程序。玛丽安和吉英·班纳特头痛时，小说中只是提到了借助药物帮助减轻症状而已。真正详述治疗头痛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桑迪顿》中戴安娜·帕克写信给她的弟弟讲述姐姐苏珊头痛之时。她在信中写道：“每日六只水蛭，连续十天却不奏效，我们开始考虑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经检查后我们认为疾病主要在她的牙龈里，所以我就劝她主要以治疗那里的病灶为主。她于是每日减少三只水蛭，结果效果很明显。但是她的神经造成极大的损伤，现在只能低语而已，今天早上还昏过去两次。”n芬妮第一次摘花受热而头痛时，也沒有得到什么像样的治疗，只有诺里斯太太建议她擦一些香醋。第二次被吵得头痛时喝了一些她妹妹苏珊准备的茶水，然后觉得“身体和精神都恢复了不少”，但她并没有将此举看作是必要的治疗，只是及时的亲切表现而已。

三、女性头痛症叙事具象经历与隐喻主题分析

既然头痛现象在奥斯汀的小说中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普遍存在。那么她本人是否真的曾患头痛之疾，遂在创作时借用了这种不快的经历呢？在为数不多的史料中，能支持这种假说的直接指称虽然不多，但是依然存在。在写于1813年1月29日给姐姐卡桑德拉的书信中，奥斯汀说：“我收到了来自伦敦的我亲爱的孩子。”o她心目中这个“亲爱的孩子”就是《傲慢与偏见》。她还告诉姐姐“那天我头痛得厉害”p。有批评家指出，“头痛和疲乏对奥斯汀来说是非常熟知的事情”q。奥斯汀在诗歌《玛利亚·贝克福德》（Lines on Maria Beckford）中写到了别人的头痛症。在写于1811年10月的《致头痛》（On A Headache）一诗中，“奥斯汀的头痛经历描述则极有可能是一个自传性的情景再现”r。奥斯汀在诗中写道：“伸展四肢躺床上，头痛欲裂难阻挡。思绪睡意全不见，哪管世事滔如天，蝇营天下任自然。”s如果没有真正被头痛症所困扰，想要写出如此逼真的体验应该是勉为其难的！除此之外，奥斯汀曾于1813年患过面部肌肉疼痛。一位现代传记作家曾诊断奥斯汀的此症为三叉神经痛，势必会引起头痛或偏头痛。t

奥斯汀的书信中充斥着对亲友头痛症的记述，这其中包括她的母亲、她的侄女芬妮·奈特（Fanny Knight）和哈里特·奥斯汀（Harriet Austen），以及她的熟人玛利亚·贝克福德（Maria Beckford）、安妮·夏普（Anne Sharp）和桑德斯女士（Lady Sondes）等人。据这些书信记载，奥斯汀的母亲和她最喜爱的侄女芬妮·奈特经常用水蛭来治疗头痛，这种阅历最直接地体现在了《桑迪顿》中苏珊·帕克的身上。

女性头痛症叙事在奥斯汀的小说里不是简单的作者亲身体验的文学性再现，而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具有浓厚的隐喻色彩。每当作为具象性的头痛症叙事出现时，小说的情节就会得到进一步明朗、丰富和推进。《傲慢与偏见》中的吉英淋雨后头痛发烧的故事情节，就是在为伊丽莎白能继续在尼日斐花园小住一阵子设置合适的理由，从而使吉英与彬格莱之间的情感进一步明朗化，也使得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的头痛症也是一个疾病具象再现，它不但将一个令人起疑的、及时帮助她的人物威洛比引入故事情节，而且也是另一个关键人物布兰登上校登场的引子。

但是那些作为隐喻性的疾病情节或描述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就不仅仅是情节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那么简单了。具有隐喻色彩的疾病主要用来暗示女主人公特殊的心理状态和她们的心之所思：吉英的发烧头痛就是她迷乱情思的外在征兆；玛丽安的跌滑和头痛则显示了自我控制的失去和明确目标的游离；安妮的真正或假装头痛，不但是她抵制社交的绝佳借口，也是她用以逃避情感问题的手段；伊丽莎白·班纳特的头痛是真正的急火攻心，反映了她疾恶如仇的本性和保护妹妹免遭情感伤害的急切心情；芬妮·普莱斯的头痛是小说中紧张社会关系继起再现的体现；苏珊的头痛症叙事，主要是为了引出对之所做的诊疗叙述，以显示当时医疗水平的发展和民间诊疗术的参差不齐。

四、结语

正如卡普兰等人所说，“奥斯汀作品中的头痛现象不再是一个个简单的生理过程，而是一些系列心理和社會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u。女性头痛症的出现往往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作者在低调陈述女性头痛症状的同时，却以戏剧化的形式渲染了各种头痛症的物理与精神反映。“基于奥斯汀本人不善运用身体意象，所以头痛症的多重描述就近乎成了一种身体表述的有限文化模式。”v这个模式并非简单地对患者构成了无病呻吟的反讽，而是在情景化的叙事和微妙性的隐喻之间，构成了关于对人物的文化惩戒模式。惩罚的对象并不限于患病者本人，而是对于引发头痛症的各方都有警示和惩戒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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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奥斯汀小说中的经济叙事与道德主题研究”（18WBB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张鑫，文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理论与翻译。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