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力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龚东村发掘唐代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合葬墓一座，出土墓志两合[1]。墓志所载内容对研究北魏皇室苗裔的传袭，唐代皇室成员姻亲状况多有补益。其中罗婉顺墓志由颜真卿于39岁时书写，提供了研究其早期书法风格的珍贵实物例证。现将相关内容考释如下，以飨读者。

一、墓主夫妇家系及生平

元大谦，字仲和，河南洛阳人，“后魏昭成帝子常山王之七代孙”。后魏昭成帝，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祖父，名拓跋什翼键，拓跋珪称帝后追封帝号为昭成，庙号高祖[2]。《魏书》载“常山王遵，昭成子寿鸠之子也”[3]，拓跋遵于道武帝天兴元年夏四月封常山王，天赐四年被赐死，葬以庶人礼。拓跋遵之子拓跋素于“太武初，复袭爵”[4]，此后又由拓跋素之子陪斤袭爵，但“坐事国除”[5]。也即北魏初年的常山王至少有三代，志文所称为哪一代常山王？拓跋遵当为拓跋什翼键之孙、拓跋寿鸠之子，但志文记拓跋遵为拓跋什翼键之子。从北魏立国相距唐开元年间已近300余年，是否存在墓主对自己家系有误记的情况？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考察其它相关材料。

河南洛阳作为北魏首都，曾出土过大量元魏宗室成员的墓志，其中不乏常山王直系后代的材料。

墓志中常山王有三种称呼，分别为常山王（元德、元引、元诞、元侔、元昭）、常山康王（元保洛、元侔、元昭、冯邕妻元氏）、常山简王（元昭）[6]。元保洛、元侔、元昭、冯邕妻元氏墓志中称常山康王名讳为“素连”或“连”，其官爵、谥号均与文献记载的拓跋遵之子“素”相符。元诞之父为定州刺史，公爵，谥号简。与元昭之父应为同一人，爵位不同对应了文献中陪斤因事除国的情况。元昭墓志中的常山简王文献未见，但元昭为陪斤之子[7]，所以陪斤当为第三代常山简王。在元侔和元昭墓志中凡提及常山王必以谥号作为区分，而元诞墓志中提及前两代常山王时则以官职与辈分称呼加以区分，所以首代常山王拓跋遵应当没有谥号，或者谥号不佳，志文中为尊者讳便不再提及。

元侔墓志所载代系最详，其中元侔五世祖“受久”当为“寿鸠”的同音异写，其它墓志虽未曾出现寿鸠或受久之名，但从代系推演上亦可佐证。元晖为昭成皇帝六世孙；父为冀州刺史、河间简公。元侔祖为平南将军、冀州刺史、河涧简公，讳於德；父为镇远将军、光州刺史，讳悝。《北史》载拓跋素之子德“封河间公，卒于镇南将军。赠曹州刺史。德子悝，颍川太守，卒于光州刺史”[8]，则“德”即为“於德”。此外，冯邕妻元氏之父为司空文献公，《北史》及本人墓志中均载元晖死后追赠司空公，谥号文宪公，则元氏之父应为元晖。故属於德一脉的就有元晖、元侔、元悛、元愔、元氏五人，其中元悛、元愔为昭成皇帝七世孙，自受久（寿鸠）至元悛、元愔恰为七代。而元氏志中“昭成皇帝之曾孙常山康王之长孙，司空文献公之女”一句应理解为司空文献公（元晖）是昭成皇帝的曾孙—常山康王（素连）的长孙。此外，山西省大同市出土的元淑墓志也明确记载元淑为“昭成皇帝曾孙，常山康王第廿五之宠子”[9]。所以素连与昭成皇帝之间相隔两代人无误，受久（寿鸠）作为昭成皇帝之子是确实存在的。

元大谦之父为元武干，《元和姓纂》载“常山王寿鸠生遵。遵生素达。素达生羽邻、忠、倍斤、尉、货敦、菩萨、淑。”[10]“菩萨，赵郡王；孙裕，生武荣、武干。……武干生大简，陕州长史，女为让帝妃，赠少师。”[11]元大简的情况与本次发掘一同出土的元大谦侄子元自觉墓志（资料另刊）所载完全相符，元大谦与元大简为兄弟，同属菩萨一脉，元裕与墓志中的元兴或为同一人，可能是名与字混用的结果。如元侔墓志中称拓跋遵字勃儿（兜），元昭墓志中就以字代名，直称“曾祖兜”。如此以《元和姓纂》结合墓志推演代系则为：寿鸠—拓跋遵—素连—菩萨—元乾昙—元兴（裕）—元武干—元大谦，与墓文所记“常山王之七代孙”相符。但出土北魏年间墓志和文献中均无寿鸠为常山王的记录。笔者判断志文所记家系无错，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在当时将寿鸠追记为常山王。

志主的曾祖元乾昙、祖元兴、父元武干在正史内均无记载，北朝时期官员冗滥，志文内所述官职也不一定确实，但从中仍能获得一些信息。元乾昙为“魏金紫光禄大夫、御卫大将军、东雍州牧、赵平郡王”。东雍州原为北魏初置，辖今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太和年间废，孝昌二年在今关中东部的华县、韩城、合阳、华阴、大荔等市县一带又重置东雍州。北魏分裂后，东魏天平初年在山西、河南境内复置东雍州，西魏则沿袭陕西境内的东雍州至废帝改为华州[12]。因元兴是隋官，其父元乾昙生活时代不可能在北魏初至太和年间。而北齐天保十年高洋大诛元氏后裔，“自昭成已下并无遗焉”[13]。所以元乾昙极大可能活动于在北魏孝昌二年后至西魏时期，属于跟随武帝入关的宗族之一。

元兴为“随使持节、青卫恒定四州诸军事、四州刺史、凉川郡国公”，国公为开皇初年定九等爵中第三等[14]。元武干为“左监门卫中郎将、上柱国、朔方县开国子”。隋及唐初原称左右监门府，龙朔二年改府为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两人分管左右，又各设中郎将四人“分掌诸门，以时巡检”[15]，“左监门将军判入，右监门将军判出”[16]。开国子为唐代封爵第九等[17]，也是最低等。元武干有兄弟元武荣[18]，在永徽五年万年宫铭中有“前汾州刺史柱国蕲春县开国伯臣元武荣”[19]的题名。由此可见，元武干应主要活动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其家族虽然逐步削低贵族爵位，但又始终维持着中级官员的身份。

志主元大谦生于龙朔元年，延载元年入仕任“姚州都督府录事参军”。姚州都督府属剑南道，位于今云南省西北部一带，属下等，设从七品上录事参军事一人[20]，“掌付事句稽，省署钞目，纠弹部内非违，监印、给纸笔之事”[21]。神龙二年转任“陇州司仓参军”。陇州属关内道，位于今陕西汧水流域及甘肃华亭县地，属上等，设从七品下司仓参军一人[22]，“掌仓廪、庖厨、财物、廛市之事”[23]。“唐元年，特勅迁右骁卫长史”。开元十九年的王墓志载“至唐元年六月廿四日，睿宗皇帝即位”[24]，故唐元年即睿宗景云元年。《新唐书》载“（景云元年六月）甲辰，安国相王（李旦）即皇帝位于承天门，大赦，长流、长任及流人未达者还之。赐内外官阶、爵”[25]，元大谦迁为右骁卫长史应与此有关。右骁卫为关中府军十六卫之一，设从六品上长史一人，“掌判诸曹、五府、外府禀禄，卒伍、军团之名数，器械、车马之多少，小事得专达，每岁秋，赞大将军考课”[26]。“开元五年，拜绛州龙门县令”。绛州龙门县属河东道，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唐代诸县分七等，龙门县为第三等望县，县令官阶应在正六品上或从六品上[27]。开元六年志主死于任所，享年58岁，追赠朝议郎（正六品上阶文散官）、上护军（比正三品勋官）。

罗婉顺，字严正，河南洛阳人，本姓叱罗，鲜卑人。“其先后魏穆帝叱罗皇后之苗裔”，《魏书》称“章、平、思、昭、穆、惠、炀、烈八帝，妃后无闻”[28]，如此可补史阙，穆帝皇后为叱罗氏。

罗婉顺的高祖罗昇、曾祖罗俨、祖罗福延、父罗暕均无史载，其中罗俨娶唐金明公主为妻。在西安市长安区发现的罗四无量墓志可与本志相互印证，罗四无量为罗婉顺姑祖母，志载罗四无量为罗俨与金明县主所生，金明县主为郑王之女[29]。郑王李元懿为唐高祖李渊之子，任官于太宗、高宗两朝，死后陪葬献陵[30]。唐代亲王女称县主，罗婉顺墓志中称县主为公主，应当是溢美的修饰之词。

罗婉顺八岁丧母，“一纪”后似其父亡故，一纪可指四年、十二年、三十年乃至六十年不等，但结合下文推断，应指四年后。她在“才逾卝年”之际嫁于元大谦，“卝”为儿童将头发束成两角之貌，指代未达及笄之年。罗婉顺八岁丧母，十二岁丧父，守孝三年后为十五岁，此后出嫁，与墓志所载相合。其后罗婉顺长兄又亡故，她出资将兄长安葬与父母坟茔之侧，但墓地何处不可考。她与元大谦育有七子，除志文中出现的嗣子（长子）元不疑和同时发掘可证的第三子元不器（资料待刊）之外，其余不可考。

天宝五载，志主死于长安城义宁坊宅邸，享年四百五十甲子，一甲子为六十日，则450甲子约为75岁。义宁坊位于长安城西北部，属长安县辖，位于朱雀街西第五街，街西自北第三坊，临近郭城的开远门。本名为熙光坊，隋恭帝杨侑义宁元年改为义宁坊。坊内有化度寺、积善尼寺、波斯胡寺、尚书右仆射戴至德宅等[31]。

有学者认为唐代历注自开元十七年推行僧一行的《大衍历》开始由简而繁[32]，罗婉顺墓志中记载日期之法较元大谦墓志繁复甚多，也提供了佐证。志主亡故之日应断句为“天宝五载景戌，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满”，其中“景戌”是天宝五载的纪年干支，应为丙戌，为避唐世祖李昞讳而改；“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均指三月，“癸丑朔”指当月初一为癸丑日；“丁巳”指事件发生的真实日期；“土满”指历书上的注解，可能有辅助择日的作用。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天宝五载三月朔日正为癸丑日[33]，以此推算，则志主亡故之日为天宝五载三月初五。同理，志主葬日断句为“天宝六载丁亥，律应夹锺、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即为天宝六载二月初三。

二、墓志撰文者

两合墓志的撰文者均为汝阳郡王李琎。李琎是让皇帝李宪长子，两唐书有传，史称其“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帝爱之。封汝阳王，历太仆卿”[34]，《旧唐书》又称“天宝初，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赠太子太师”[35]。写于开元六年的元大谦墓志中李琎自述为“外侄孙光禄大夫行秘书监柱国汝阳郡王琎”，至天宝六载的罗婉顺墓志中则自述为“外侄孙特进上柱国汝阳郡王琎”，与史载相符。元大谦墓志则证明其至少在开元六年任秘书监，补充了他的仕宦经历。光禄大夫（从二品）、特进（正二品）均为文散官，柱国为从第二品勋官。秘书监为秘书省主官，从三品[36]，“掌经籍图书，监国史，领著作、太史二局”[37]。

李宪死后追册为皇帝，“赠妃元为恭皇后，葬桥陵旁”[38]。按《元和姓纂》载，“（元）武干生大简，陕州长史，女为让帝妃，赠少师”[39]，则李宪妃元氏是元大谦的侄女，所以李琎自称为志主二人的外侄孙。由于元大谦和李宪的特殊关系，或能解释其为何享有逾级的墓葬规格。

从文献记载上看李琎在政治上没有特殊建树，只是善饮酒、懂音律。他“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40]，“（李白）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41]，民间杂史则称其善羯鼓[42]。

玄宗登位后，改兴庆坊宅邸为兴庆宫，内建高楼，周边环绕宁王、申王、岐王、薛王宅邸。史称“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毬、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43]虽然史书称此举为“天子友悌，古无有者”[44]，但这无异于将诸王放在眼下时刻监视，诸王终日游乐以示并无染指帝位之心。虽然李宪坚决地辞让帝位，但他作为睿宗嫡长子在儒家伦理上具有天然的继承法理，在政治斗争中不排除有心者利用他策划阴谋。“时太平公主有丑图，姚元崇、宋璟白帝，请出宪及申王成义为刺史，以销释阴计”[45]，所以“宪尤谨畏，未尝干政而与人交”[46]。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李琎作为睿宗嫡长孙，不免会被视为潜在的竞争者，勋爵虽高但不曾出任重要的实权官职，寄情于诗酒游乐之间而不问政事，或许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也是玄宗乐于看到的结果。

三、墓志书丹者

元大谦墓志书丹者为志主侄孙元豫，史书无载。他的书风融入行草，运笔流畅洒脱，字形秀美而端正。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了大量书法名家，其中有不少沧海遗珠，元豫的书法当属此例。

罗婉顺墓志书丹者为颜真卿，他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家，也是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宋人苏轼曾言“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47]，至今关于他的各类研究著作不胜枚举。颜真卿所遗书迹以传世碑刻为主，陕西省碑林博物馆藏颜真卿书碑七块均为其四十岁以后写就，此时“颜体”已经成形，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书法学习之楷模。唐殷仲容夫妇墓中出土有颜真卿姑祖母颜颀墓志，研究者认为颜氏家族与殷氏家族世代通婚，殷氏家族的殷令名、殷仲容是隋唐时期的著名书法家[48]。颜真卿或许首先受到了他们的家学熏陶，其后又得张旭传其笔法[49]，逐步形成了自己书体风格。颜真卿早年书迹目前仅见河南洛阳开元二十九年王琳墓志[50]、偃师天宝八载郭虚己墓志[51]及天宝六载罗婉顺墓志三例。通过比对不难发现，上述三块墓志的书风与后世习练的颜体颇有不同，但这也恰恰反映了颜真卿书法风格动态的形成历程。

朱关田在《颜真卿年谱》中认为天宝五载四月间，颜真卿被举荐为长安县尉，而在天宝六载春、夏之时自长安县尉迁为监察御史[52]。罗婉顺墓志上颜真卿自述为长安县尉，证明他调任监察御史是在写成墓志的天宝六载二月以后，与朱关田推测相符。

县尉一官自秦汉已有，掌管县境内抓捕盗贼、纠察不法之事，唐代京县设县尉六员，从八品下[53]。上文已述志主家宅在长安县辖的义宁坊，但元大谦早在开元六年亡故，他的儿子们也无官身，所以颜真卿不可能与他们家族在职场上有所交集。笔者分析颜真卿是受到李琎的请托。据元大谦墓志，开元六年时李琎为秘书监，而开元五年、六年间颜真卿舅氏殷践猷授秘书省学士，负责勘正典籍[54]，其后在开元二十四年颜真卿授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55]。虽然相隔十余年，但甥舅二人先后在李琎曾任主官的机构任职，颜真卿和李琎有极大可能性是相识的。虽然当时颜真卿只是一介县尉，但他在二十六岁就能登进士第甲科，又娶一等氏族的京兆韦氏女为妻，可谓是前途无量，想必李琎也是看重了他的才学与门第，才请托其为自己的舅祖母书写墓志。

四、墓志载葬地所反映相关问题

志文记述元大谦葬地为“京兆府咸阳县武安乡肺浮原”。唐代咸阳县下辖二十乡，至宋代名称留记仅五云乡、长陵乡等，其余不明[56]，从以往发现唐代墓志乡名则有奉贤乡[57]、杜尤乡[58]、渭阳乡[59]、延陵乡[60]、义陵乡[61]、武安乡[62]等(表一)。

表一 唐代墓志所载部分乡名统计表

《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中对咸阳北原上西汉帝陵名位的认识比较准确，上文中长陵乡、延陵乡、义陵乡均当与西汉诸帝陵有关。以此推论，在咸阳县境可能还存在以其它西汉帝陵命名的乡里，且分布位置当在各陵周边。贺兰敏之墓志出土地点指示奉贤乡所处位于今秦汉新城周陵街办一带。《长安志》载“唐代祖元皇帝兴宁陵。在县东三十五里五云乡”[63]，兴宁陵在今秦汉新城正阳街办后排村北。而在其东部约1公里的柏家咀村附近曾出土北周郭生墓志，其中称葬地为“咸阳午云之原”[64]，这可能是“五云”的异写或乡名的渊源。《括地志》载“渭阳五庙在渭城”[65]，渭阳五庙为汉文帝所建，汉渭城县遗址在今秦汉新城渭城街办长兴村、滩毛村，渭阳五庙当与唐渭阳乡有关，其地望也当在此一带。

窦纁墓志出土的羊过村在本次发掘的元大谦夫妇墓以西约1.8公里，则武安乡在今秦汉新城渭城街办的龚东村至羊过村一带，从时间上看，自开元六年至大中元年的一百余年间，乡名并未发生变化。但窦纁墓志中所称契符原与元大谦墓志不同，这可能代表了更小地名的差异。建国后整理的民国版《咸阳县志》中提到奉政原亦名肺浮原，此原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过高陵至泾渭合流处断绝消失[66]，刘卫鹏认为其在汉长陵邑周边[67]，即今秦汉新城正阳街办怡魏村一带。但该墓地点位于长陵邑西南约13公里，从县志所描述该原的方向性分布来看不能涵盖，故肺浮原实则并不位于汉长陵邑周边。以五云乡和武安乡为例，唐代一乡东西分布范围至少可达到1～2公里。

本次发掘的元大谦夫妇墓以东约2.7公里为秦咸阳城遗址保护范围西界，以东约9公里为秦咸阳城遗址宫殿区。在以往考古工作中，周边也曾发掘战国贵族秦墓[68]。武安乡之名当与战国秦武安侯白起相关，杜尤乡也可能是“杜邮”的异写或讹转。《史记》载“武安君即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69]，可能为魏晋之前成书的《三秦记》则载“毕陌西北有孝里，毕陌西有白起墓。杜邮地后改为里李。”[70]北魏《水经注》中首次提出杜邮位于渭河之北[71]，至唐代则进一步认为当时咸阳县城即为杜邮故地[72]。宋人亦秉持前说[73]。时至今日，在据发掘地南约2公里处，仍有一座后人追认立碑的“白起墓”[74]，周边亦有摆旗寨、摇旗寨等村名，都是关于白起或其活动的模糊的历史记忆传承。

然而，近年来许卫红、苏庆元在梳理历史文献并结合近年来秦咸阳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对以往所认定的杜邮位于渭河以北的说法提出了质疑[75]。关于杜邮地望的确认仍需通过新的考古发现获得确证。

本文写作过程中李明先生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唐代元大谦、罗婉顺夫妇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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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同[57]b:37.

[59] 陈长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第1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27.

[60] 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72.

[61]同[57]a:120.

[62] 赵力光.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下)[M].北京:线装书局,2007:742.

[63]同[31]:252.

[6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郭生墓发掘简报[J].文博, 2009(5).

[65] 李泰等著，贺次君辑较.括地志辑校(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

[66] 张世民整理.《咸阳县志》稿(1947.7～1949.5)[J].泾渭稽古(《咸阳县志》专号),1994(12):31.

[67] 刘卫鹏,许亚飞.碑铭所见咸阳地名考[C]//碑林集刊(十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302.

[6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咸新区坡刘村秦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0(4).

[69]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73卷)[M].北京:中 华书局,1963:2337.

[70] 魏全瑞主编,刘庆柱辑注.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3.刘注“里李应为孝里之讹误”。

[71]郦道元注,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450.

[72] a.同[69].b.同[65]:18.c.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73]同[31]:246.

[74] 咸阳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咸阳市文物志:白起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99.

[75] 许卫红,苏庆元.秦都咸阳城（北区）西界点的分析[J].北方文物,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