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出土凹柄铁镰初探

2021-06-30席乐

考古与文物 2021年2期

席乐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众所周知，铁器的各类性能优于青铜器和非金属器物，故而，人工冶铁制品开始在中原地区出现，暗示了生产力极大的进步。随着中原诸国冶铁技术的进步，铁镰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1]，并逐步成为镰刀的主要类别。时至今日，铁镰还是镰刀最主要的类别。铁镰的逐步普及标志着镰刀材质从非金属向金属的转变[2]，这是农业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凹柄铁镰是一种弧背弧刃，绑柄部内凹的铁镰刀，其主要流行于战国时期，相对于其他类型，它的形制特征和兴衰反映出冶铁技术的进步[3]。更重要的是，凹柄铁镰的出土对于研究战国晚期燕国对东北平原及周边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等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发现与类型学分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考古发现中，凹柄铁镰及镰范均有出土，因凹柄铁镰镰范完全可以表现出凹柄铁镰的特征，故而我们把出土凹柄铁镰镰范的地点等同于该地出土的凹柄铁镰。目前在中国及朝鲜半岛有18处地点出土过凹柄铁镰及镰范，共计85件凹柄铁镰和32件凹柄铁镰镰范。其中陶质镰范30件，铁质镰范2件（表一）。根据凹柄铁镰的整体、栏部和背棱等特征可分为四式[4]。

表一各地出土凹柄铁镰及镰范统计表

I式整体微弧，前栏与后栏凸出于刃部，前后栏均较宽，背棱未延伸出后栏。见于登封阳城遗址YZH采:1（图二，7）和登封阳城遗址YZH采:7（图一，1），发掘者认为年代为战国早期[5]。

II式整体与I式相近，前栏不明显，后栏变窄并上凸，背棱延伸出后栏。如平山县中山灵寿城遗址E5T9③:69（图一，2）和E5T5③:21（图二，4），报告将其定为战国中期[6]。

III式整体弧度变大，前栏与后栏均上凸。如易县燕下都遗址T4:3:5（图一，3），报告认为年代为战国晚期[7]。

IV式整体弧度更明显，前栏消失，背棱未延伸出后栏。见于桦甸西荒山屯遗址M3:13（图一，4 ），发掘者认为年代相当于于战国晚期[8]。

图一凹柄铁镰

可以看出凹柄铁镰的演变规律为：整体弧度逐渐变大，栏部逐渐变窄并上凸，前栏逐渐消失，从背棱未延伸出后栏到多延伸出后栏再到未延伸出后栏。

凹柄铁镰镰范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其演变规律是：镰范为陶质时，单腔范与双腔范共存；镰范为铁质时，只有双腔范。陶范均为长方体，铁范则均为弧形。陶范在侧面一般设有三角形豁口供绳子捆缚，铁范则在背面设桥形鋬供绳子捆缚。陶质双腔范为“人”字形浇口，铁质双腔范变成双浇口。

二、年代及源流

除了上述年代没有争议的凹柄铁镰外，还有以下几个遗址出土的凹柄铁镰的年代需要讨论。

1.洛阳五女冢遗址H124出土凹柄铁镰，发掘者定为汉代[9]。H124：1凹柄铁镰(图二，2）整体微弧、前栏不明显、后栏上凸的特征与II式凹柄铁镰相近，且共出的2件削刀年代特征不明显，故而我们认为五女冢的凹柄铁镰的年代应为战国中期。

2.抚顺莲花堡遗址出土的凹柄铁镰（图二，3），发掘者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10]，白云翔定为战国晚期[11]。莲花堡的凹柄铁镰整体弧度较大、前后栏均上凸与III式凹柄铁镰相近，故而我们认同白先生的观点。

图二各地出土凹柄铁镰及镰范

3.完州郡葛洞墓地出土的凹柄铁镰（图二，5），发掘者定为秦汉交替、汉前期[12]，白云翔定为西汉初年[13]。葛洞的凹柄铁镰整体弧度最大，背棱未延伸出后栏，这些特征与西荒山屯出土的IV式凹柄铁镰相近。并且两者均出土于墓葬，与其他型式的凹柄铁镰的出土背景不同，这也说明了两者年代接近。又春秋时期华夏诸国已与完州地区有物质文化的交流[14]。综上，我们倾向于葛洞的凹柄铁镰为战国晚期。

铁镰刚出现时可能与其它铁质器物一样仿制同时期的青铜器。诸如绍兴西施山遗址[15]（图三，1）、绍兴袍谷遗址[16]（图三，2）出土铁镰分别与苏州新苏丝织厂窖藏[17]（图三，3）、吴县前珠村遗址[18]（图三，4）出土铜镰特征相近。但凹柄铁镰柄部内凹的特征在商周时期的青铜镰中基本不见，也不见于其他材质的镰刀中，故而，凹柄铁镰的起源还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凹柄铁镰多出土于聚落，而青铜镰多出土于墓葬。其次，凹柄铁镰的长度多在20厘米以上，而青铜镰的长度大部分为10～20厘米之间。这说明不同于青铜镰多有礼器性质[19]，凹柄铁镰可能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

图三铁镰与青铜镰对比

目前时代最晚的凹柄铁镰出土于西荒山屯和葛洞遗址。到了汉代，铁镰的主要形制为长条形铁镰[20]，如莱芜县亓省庄出土的西汉前期铁质镰范[21]（图四，2、3）。这类铁镰是延续春秋战国时期的固围村长条形铁镰[22]（图四，1）而来。故而，凹柄铁镰可能在汉代之前已经消亡，至于凹柄铁镰消亡的原因或与技术的进步有关。

三、绑柄方式及制作工艺

凹柄铁镰由于其形制特殊，注定了其绑柄方式的唯一性，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其特殊性。但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凹柄铁镰逐渐被长条形铁镰取代。

凹柄铁镰柄部内凹的设计暗示了凹柄铁镰的绑柄方式采用劈缝式，若用榫孔式或直接绑柄方式绑柄[23]，这样的设计不仅画蛇添足，且徒增镰范制作难度。柄部内凹的设计与青铜镰栏上的上下凸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都是采用类似榫卯的结构，来达到镰和柄的紧密结合。另外，为了在绑柄时穿绳方便，部分凹柄铁镰会在柄部设有穿孔（图二，1、3、6）。

长条形铁镰则主要采用榫孔式，白云翔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证[24]。笔者观察到固围村铁镰（图四，1）和众多汉代长条形铁镰柄部末端上卷的现象，这或许说明了长条形铁镰在采用榫孔式绑柄时，在柄部末端采用简化“锻銎技法”[25]，以使镰和柄紧密结合。其绑柄过程可复原为：先把镰柄插入榫孔，再用工具捶打柄末端使其上卷。

图四长条形铁镰及镰范

在镰体的布局上，商周时期的青铜镰均背部起棱[26]，这或许是古人为了加强镰体的强度而有意为之，同样，战国时期的凹柄铁镰也采用这个技术，这也说明了这一时期铁制品的强度还不是特别高。但长条形铁镰，背部只是加厚，并不起棱，绑柄部也不设置凹口，这样镰范制作的技术难度大大降低。随着韧性铸铁在战国晚期得到推广应用[27]，如燕下都经过检测的2件凹柄铁镰均为韧性铸铁[28]，背部起棱技法因此逐渐消失。冶铁工艺的提高或许还是凹柄铁镰的弧度逐渐变大的主要原因，弧度变大的凹柄铁镰受力也变大，收割的效率也会提高。同时，铁质镰范也随着冶铁工艺的提高而出现。因金属范导热系数高，浇铸的铸件冷却凝固快而致密、性能好，又进一步促进了铁器的推广。

目前发现的青铜镰和凹柄铁镰都是按右利手人操作设计的，按右利手持柄方式来看，青铜镰和凹柄铁镰的背棱均位于操作者的正面，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镰的柄部必须设置在范的左面[29]。长条形铁镰则没有此类限制，但因为镰柄安装时要经过捶打，为提高捶打卷曲部的强度，并标记捶打位置，在柄部设有一凸起的栏，故而把镰范的柄部设置在范的右部（图四，2、3）。这说明了冶铁工艺的进步和简化“锻銎技法”的采用，给镰范制作带来3个变化：镰范布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镰范制作简化，镰范材质改变。

综上，凹柄铁镰柄部内凹的设计限制了其绑柄方式，同时使镰范制作相对复杂。随着冶铁工艺的进步和简化“锻銎技法”的出现，长条形铁镰的优点逐渐明显并最终取代了凹柄铁镰。

四、传播现象及原因

为何凹柄铁镰能在郑韩故地最早出现呢？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3件两周之际的铁兵器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证明这一区域是中原系统冶铁技术的中心区域[30]。此后，白云翔进一步指出中原系统冶铁中心在三门峡地区形成后，在先秦两汉时期逐步向中原周边传播[31]。在春秋早期，无论从数量、种类、规模，还是出土地点上看，中原冶铁技术已经显示比较成熟的特点[32]。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冶铁技术则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其铁器生产也逐步拓展到农具生产中[33]。在这样的背景下，凹柄铁镰在郑韩故地出现了。

战国时期，各国频繁的争霸战争和政治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冶铁技术传播。据《左传·成公二年》载“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34]，可见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成为各国争霸的策略之一，凹柄铁镰的生产技术在此背景下逐渐传播出去。燕国境内凹柄铁镰及镰范的出土数量和地点明显多于其他区域，特别是东北平原的凹柄铁镰出土地点分散，年代较晚，或许与秦开却胡[35]后，燕国积极开发拓展新疆域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半岛出土的凹柄铁镰。王巍认为“朝鲜半岛铁器的出现，应是战国晚期燕国铁器文化由北向南波及的结果”[36]。万欣认为战国晚期时燕国铁器已经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见于清川江以北靠近中国边境的龙渊洞和细竹里遗址[37]。我们认为这标志着战国晚期，燕国发达的定居农业已经影响到朝鲜半岛南部。

首先，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地区在两周时期，分别属于夏家店上层[38]、玉皇庙文化[39]、双房文化[40]等考古学文化占据，其中的双房文化已经影响到了朝鲜半岛[41]。这些考古学文化都为北方青铜文化系统，是以北方系青铜兵器、工具和动物纹饰为主要特征，很少见到中原诸国的文化因素。

其次，白云翔曾提出吴越铸剑工匠东渡朝鲜半岛的路线[42]，表明春秋时期华夏诸国与完州地区已经有物质文化等的交流。另外，出土于朝鲜平壤乐浪郡的二十五年上郡守厝（？）戈[43]，被认为秦兴兵攻燕所遗留[44]，这也说明了燕国在朝鲜半岛驻有军事力量。文献中也有燕国占据朝鲜半岛的记载，《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索隐：“始全燕时，谓六国燕方全盛之时。”如淳云：“燕尝略二国以属己也。”应劭云：“玄菟本真番国。”正义地理志云：“浿水出辽东塞外，西南至乐浪县西入海。浿普大反。”[45]《史记·苏秦列传》:“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46]。说明至少在当时燕国势力已经扩张到朝鲜半岛。

再次，斧、铲等垦耕或中耕农具，在古今都有一器多用的功能[47]。舋墓出土的修墓者遗留器物中就有多件铁铲[48],说明铲等器物是不仅仅只用于农业生产。而作为收割工具的铁镰则是农业生产的典型工具。镰刀柄多与镰刀构成近直角的形式限制了镰刀在人类其他生产生活中使用。《诗经·周颂·臣工》载“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49]；《管子·轻重》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镰、一耨、一铫、一铚，然后成为农也”[50]；《吕氏春秋·上农》载“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铚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51]。上述文献说明在两周时期，镰是农业生产的必备工具。前文也证明凹柄铁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在燕地铸铁作坊发现了大量的凹柄铁镰及镰范，说明凹柄铁镰在这个区域曾进行大量的生产，所以凹柄铁镰可以作为这一区域铁农具的代表。

石永士[52]、王宝卿[53]等认为铁农具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农业从撂荒耕作、休闲耕作制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转化。东北平原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以欠发达的农业、游牧业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为主，战国晚期突然出现了发达的定居农业[54]。而这一时期正是这个地区环境相对干冷的阶段，本不适合对水热条件依赖性较强的发达定居农业，其的突然出现，说明燕国占据这一区域后，对农业生产进行了较强的影响。而凹柄铁镰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东北平原及周边地区，这或许说明燕国对于这个区域的农业生产都有影响。IV式凹柄铁镰在墓葬中出土，或许不仅仅说明铁农具从公有成为私人物品，而且显示了铁器生产规模的扩大。

此外，燕地冶铁作坊目前只在中心区域发现，说明了冶铁作为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被燕国政府统一管理，燕国对于新扩张的朝鲜半岛并没有发展当地冶铁技术[55]。以凹柄铁镰为代表的中原系统铁农具在朝鲜半岛多个地点的出现，表现燕国对这一区域农业生产的强烈干预，这或许不是一种简单的人群迁移的行为，可能代表着燕国的势力最远已经影响到朝鲜半岛。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凹柄铁镰及镰范的型制、源流、绑系及制作工艺的研究，厘清了凹柄铁镰演变规律及其与青铜镰在功用上的区别。

凹柄铁镰的镰范布局充分考虑了右利手人群的使用习惯。其柄部内凹的设置是为了使镰和柄的紧密结合。随着冶铁工艺的进步和简化“锻銎技法”的出现，制作技术更加简化的长条形镰刀逐步取代凹柄铁镰，在汉代成为铁镰的主要形制。

结合凹柄铁镰的出土情况等因素，认为凹柄铁镰可能源于郑韩故地，不晚于战国中期已经传入燕地，并随着燕国积极开发新拓展的疆域，传入东北平原及周边地区。

通过上述认识还使我们得到一些启示：在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人群自发的移动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燕国在东北平原及周边地区的扩张，在古代冶铁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中发挥了直接作用；同时，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使政府有能力改变当地的农业结构，这也是后世屯田垦边的滥觞。

本文写作得到了张昌平和朱光华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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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察青铜镰出土背景,笔者认为青铜镰多是作为贵族的随葬品,春秋战国之际以后才在吴越之地作为收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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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凹柄铁镰类型近似，故未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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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19].

[24]同[3]:200-204.

[25]“锻銎技法”是指铁器銎部由锻打而成,孙廷烈和白云翔先生曾系统进行研究,并指出“锻銎技法”形成于战国晚期。长条形铁镰柄部末端上卷应为捶打后形成,故称为简化“锻銎技法”。a.孙廷烈.辉县出土的几件铁器底金相学考察[J].考古学报,1956(2).b.白云翔.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銎铁器[J].考古, 1993(5).

[26] 城固的青铜镰棱设在镰中央,或许是两面都作为刃部,而且此地青铜镰与传统青铜镰区别明显,一般认为是军镰.

[27]同[3]:76-78,144.

[28]同[7]c:883-889.

[29]以镰刃部朝下放置镰范,下同.

[3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559-574.

[31]同[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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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807.

[35]《史记·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85，2886.

[36] 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J].考古学报,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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