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刚，赵林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的增长，1978—2019 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45%，但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造成的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和生态失衡等问题［1-3］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抑制了经济成果向民生福祉的转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生态福利绩效作为涵盖生态和人类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成为衡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4］，在社会发展研究中逐渐得到广泛认可。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单位生态资源消耗所产生的福利价值，用产生社会福利的价值量与生态资源消耗量之间的比值进行表征［5］，要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程度的福利产出［6］，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客观测度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早期研究中多采用比例算法［6-9］，其中社会福利水平作为分子，多选取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结合的综合指标，分母多选取生态足迹作为衡量生态资源消耗的指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计量方法的不断拓展，学者发现传统的比例算法中相对单一的指标难以涵盖多个维度，而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效率评价凭借对要素配置水平精确测度的优势，在生态福利绩效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如，肖黎明、吉荟茹运用SBM - DEA 模型对我国省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区域分异特征［10］；李成宇、张士强、张伟等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 模型从省域层面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算，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格局［11］；龙亮军、王霞采用改进PCA-DEA模型对上海市生态福利绩效进行纵向比较，并与国内35 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横向对比［12］。

综上所述，生态福利绩效包含经济、资源、生态和人类福祉等多个维度，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国家或省域层面，虽然有少数学者从市域尺度展开分析，但是从市域尺度着手针对重点战略区的研究有待深化。山东省作为我国第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综合试验区，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龙头”省份［13］，紧抓国家战略机遇破解当前发展困境，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将对其他省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对其时空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该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山东省土地面积15.71 万km2，约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64%，而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9%，土地承载压力较大，人地矛盾问题突出。同时，山东省作为传统工业重镇，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枯竭、生态污染等问题。2016 年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显示，山东省在31 个省区中排在第18 位，其中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分别排在第23 位和第26 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了山东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在资源环境约束背景下改善生态质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对实现山东省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研究方法

相较于传统的DEA 模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能有效解决松弛变量问题，提高了计算结果的精确性，在生态福利绩效研究中适用性较强；核密度估计方法可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演进过程进行动态分析，有效识别生态福利绩效的集聚程度和差异特征。本文采用上述方法开展研究。

Super- SBM模型：传统DEA模型多基于径向和角度，对投入产出的松弛性和非期望产出问题缺乏考虑，并且对于多个决策单元处于前沿面的问题难以进行有限区分和排序。基于此，Tone 提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能够有效处理上述问题［14-16］。本文定义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Super- SBM模型为：

式中，ρ*为生态福利绩效，m、s1和s2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数；x、yg和yb 分别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要素；n 为决策单元数；λ为权重向量。

核密度估计：本文采用非参数核密度函数估计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的演进特征进行分析，该方法可还原数据自身特征，保留原始动态信息［17］。计算公式为：

2.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福利绩效是指单位资源环境的消耗量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符合DEA 模型对投入产出指标的要求，能够反映在生态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水平［18］。根据科学性、系统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本文结合生态福利绩效概念内涵，在参考已有研究［12，19，20］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评价体系

投入指标方面：主要考虑各类生态消耗指标，能源消耗采用人均用电量表征，土地消耗采用人均建成区面积表征，水资源消耗采用人均用水量表征。产出指标方面：期望产出主要从经济、教育、医疗和环境4 个与人民生活质量高度相关的维度进行指标遴选，分别选取人均GDP、中小学师生比、万人医生数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社会非期望产出中，选取失业率和城乡收入比这两个负向指标进行表征，反映社会发展中就业和城乡差距问题；环境非期望产出中，根据山东省工业比重较高的特点，选取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人均烟（粉）尘排放量进行表示。

回归模型构建：本文根据生态福利绩效概念内涵和山东省发展现状，借鉴已有研究［11，21，22］，以生态福利绩效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城镇化水平、财政支持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投资强度、科技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选取人口城镇化率、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 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万人专利数进行表征。回归模型设置为：

式中，EWP（Ecological Welfare Performance）表示生态福利绩效值；i 表示不同县区；t 表示时间；β，δ表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α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为减少数据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处理。

数据来源：“十一五”规划指出，加大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成为今后重要发展目标，这意味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升迎来了历史发展机遇期。本文力图探究在此之后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特征，因此选取“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的2006年作为研究基期；同时囿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以2018年为研究末期。本文选取山东省17 地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06—2018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07—2019 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各地市历年统计年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

3 结果及分析

根据公式（1），采用MaxDEA7.0 Ultra 软件计算得到2006—2018 年山东省17 个地市的生态福利绩效值（表2）。为便于分析，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将生态福利绩效划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和高水平4 类。

表2 2006—2018年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测算结果

3.1 时间序列特征

为分析时间序列特征，本文绘制了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演变趋势图（图1）。

图1 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演变趋势

结合表2、图1 可知：2006—2018 年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呈上升的态势，生态福利绩效均值由2006 年的0.444 上升至2018 年的0.514，研究期内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2006—2009年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平稳上升特征，究其原因，山东省为顺应“十一五”规划中“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通过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福利绩效得到有效提升。2009—2011 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下降趋势，2011 年下降至与2006 年相近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的紧迫形势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改善。2011—2013 年生态福利绩效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年均增长率达到13.95%，2013—2016 年出现小幅下降，研究期末表现出上升态势。深入分析研究期内生态福利绩效增长趋势可知，其年均增长率仅为1.34%，远低于经济增速，呈现轻微脱钩现象，说明当前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带动作用较弱。

3.2 核密度估计特征

根据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结果，本文选取2006年、2012 年和2018 年数据，运用Eviews10.0 软件，绘制了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核密度分布图（图2）。从图2 可见：从位置上看，2006—2018 年核密度曲线逐渐右移，表明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上升态势。2006—2012 年核密度曲线右移程度较为显著，说明该阶段生态福利绩效实现迅速提升，2012—2018 年右移幅度减小，表明生态福利绩效提升速度有所放缓。从形状上看，2006—2018 年山东生态福利绩效整体上呈单峰偏态分布特征，波峰趋于平缓。具体来看，2006 年核密度曲线呈“单峰尖峭”的分布特点，波峰两侧较陡，曲线右侧覆盖面积相对较小，说明生态福利绩水平整体偏低，呈现低水平“俱乐部收敛”特征；2012 年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下降的同时，波峰两侧略有变缓，且波峰右侧覆盖面积增大，核密度曲线总体宽度小幅收窄，说明各地市在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提升的同时，低水平地市对高水平地市形成“追赶效应”，地市间生态福利绩效差距逐渐缩小；2018年，波峰高度进一步降低，同时波峰右侧曲线表现出隆起特征，高值区占比显著增高。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曲线所覆盖的宽度变大，表明地市间的差距有所扩张，如何有效防范生态福利绩效提升中的“马太效应”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图2 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核密度分布

3.3 区域差异特征

为了分析区域差异演变特征，本文计算得到山东省各地市间生态福利绩效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图3）。由图3 可知：①研究期内标准差呈波动上升态势，波动的周期和幅度不断扩大。具体而言，2006年标准差值为0.234，2008 年下降至0.195 后又迅速攀升至2009 年的0.246，2011 年大幅下降至最低值0.170；2011—2013 年内标准差上升至0.264，之后下降程度有所放缓；2016 年下降至0.204，研究期末出现快速的上升势头，标准差由0.204 上升至0.286。可知，2006—2018 年山东省各地市间生态福利绩效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不均衡特征显著，且研究期末曲线上升趋势显著，说明其差异水平有扩大趋势。②2006—2018 年变异系数呈波动下降的特征。分阶段而言，2006—2008 年变异系数由0.527缓慢下降至0. 443，随后上升至2009 年的0.501，之后变异系数波动变化程度趋于平稳，2018年变为0.456，同时在研究期末表现出轻微上扬的趋势，说明区域间生态福利绩效相对差异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分散化程度仍呈扩大的趋势。总结可知，2006—2018 年山东省各地市间生态福利绩效的区域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的趋势，不同水平的地市间分散化程度有所缩小，但低水平地区对高水平地区的“追赶效应”不显著，区域间差距有所扩大。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在保证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稳步提升的同时，促进区域间生态福利绩效的协调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图3 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3.4 空间格局特征

为了分析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空间的格局特征，本文结合测度结果和自然断裂点分类，选取2006年、2012 年和2018 年数据，绘制出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格局图（图4）。由图4 可知：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在空间上呈现出由各类型连片分布向多核心交织分布演进的特征，高水平区域面积逐渐扩大，空间分布趋于均衡。具体来看：①2006 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整体偏低，高水平地区在鲁西南形成集聚，较高水平分布于泰安和威海，中等水平集中于胶东半岛地区和鲁西北的德州，低水平区域在鲁北、鲁中和鲁南形成低值连片区，表现出“东西两翼高、中部低”的空间特征，中部低值塌陷区范围较大。②2012 年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有所提升，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地区分布于胶东半岛和鲁西南地区，中等水平地区包括德州、济南、泰安、临沂和聊城，形成西北—东南走向的集聚带，低水平地市显著减少，由2006年的10个减少至6 个，莱芜、淄博、滨州和东营形成低水平集聚区。③2018 年呈现出各水平地市交错分布的特征，高水平地市数量占比扩大，低水平地市数量显著减少。高水平地市呈自西南向东北嵌套式分布的特征，较高水平地区在鲁西北形成集聚，中等水平在鲁南地区形成连绵分布区，淄博和烟台进入中等水平区，低水平地市包括莱芜、滨州、东营和日照。

总结可知，山东省各地市生态福利绩效在研究期内分布趋于均衡，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有所上升，莱芜、滨州、东营和日照始终处于低水平区。通过分析莱芜、日照、滨州和东营的产业结构可知，钢铁、化工和石油等高耗能低附加值产业占据了较大比重，对生态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难以有效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山东省作为我国首个以动能转换为主题的战略试验区，调结构、去产能、改善生态质量仍面临较大的压力，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改善生态环境和居民福祉将成为今后发展的重点。

图4 2006—2018 年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格局

3.5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SPSS21 软件对2006—2018 年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影响因素指标及回归结果

由表3 可知，人口城镇化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 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万人专利数5 项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①人口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为- 0.423，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城镇化水平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具有负向作用，与肖黎明、吉荟茹［10］的研究相吻合。一方面，城镇化的快速提升在促进经济和物质生活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城市发展的速度与污染治理能力的不协调造成了环境恶化等问题；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造成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福利，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②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财政支持水平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一方面，政府可通过财政支出对个别产业提供支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保证地区经济的高效、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保障中最重要的环节，政府资金的投入可为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环保等各方面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以有效提升生态福利绩效。③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为0.23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外开放水平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Felbermayr、Larch、Lechthaler的研究表明，对外开发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当地的就业岗位，有效提高地区的就业水平和工资收入，对于居民福利起到促进作用［23］。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技术的外溢效应能够促进当地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减少了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省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不乏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进入，相较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加大了使当地成为“污染天堂”的可能性。④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投资强度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正向作用。首先，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显著作用。随着山东省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所产生的乘数效应有效提升了经济规模，而规模效应的产生对于资源配置水平和生产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技术研发创新方面的投资能够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转型。第三，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投资的增加，能够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质量，促进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⑤万人专利数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科技水平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与李成宇、张士强、张伟等［11］的研究相吻合。科技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保证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能够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科技进步也体现在人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有效提高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4 结论、讨论与启示

4.1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生态福利绩效评价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①2006—2018 年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呈波动上升的态势，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偏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②山东省各地市间生态福利绩效的绝对差异较大，低水平地区对高水平地区的追赶效应不显著。③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由各水平连片分布向多核心交织分布演进的空间特征，高水平区域面积逐渐扩大，莱芜、滨州、日照、东营等以化工能源产业为主的地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较低。④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投资强度和科技水平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

4.2 讨论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山东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有待深化。首先，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中缺乏对空间效应的考虑，未来应强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驱动机制的分析；其次，囿于数据获取，研究尺度方面限于地市尺度，今后应采用遥感数据等方法拓宽数据的获取渠道，并进一步细化研究尺度。此外，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探求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路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4.3 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得到以下5 个方面的启示：①建立优势互补、产业联动、机制互通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促进技术、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流动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实现生态福利绩效整体提升。②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背景之下，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的福祉差距；科学调整城镇化进程与规模，加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紧凑型城镇的建设，实现生态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协调发展。③持续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引入新技术和新工艺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生态化转型。④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的数量与比例，扩大在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中的支出比重，逐步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能力，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提高社会福利水平。⑤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引入高新产业和环保产业，提高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准入门槛，防止“污染避难所”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