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坚助

《书法雅言》是明末书家项穆以儒家正统思想立场来论述书法，以期正本清源、重塑书法“大统”、挽救书学颓势的书论著作。《书法雅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为后来的诸多学者所引用，但是其流传的版本众多，且因收藏不善、辗转传抄、兵灾战乱等诸多原因，各版本之间互有差异，其原始面貌已然有所模糊。《书法雅言》的版本研究，目的就在于梳理不同版本的来龙去脉，还原项穆著述的本来面目，为学者提供“事实”的理论依据。

《中国书画全书》收录《书法雅言》，“提要”中介绍该著的七种版本：“明万历间刊本”“四库全书本”“清抄本”“艺海珠尘本”“广快书本”“美术丛书本”“丛书集成本”。[1]《中国丛书综录》也明确记载了收录《书法雅言》的丛书有《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艺海珠尘癸集》《丛书集成初编·艺术类》《美术丛书二集第四辑》，并且附及《广快书》中的《青镂管梦一卷》，是《书法雅言》的易名本。[2]当代研究者杨亮对《书法雅言》的版本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可知目前刊行的众多《书法雅言》版本“几乎每篇都有脱漏及讹误”[3]。但是，《书法雅言》的最早版本，即台湾图书馆藏《书法雅言一卷》，杨亮文中称“无缘拜观”，其校勘也是以清人改动过的“有竹斋抄本”为底本。笔者经过查寻，找到了台湾图书馆的藏本，另外还在上海图书馆搜集到《书法雅言》新见版本两种：一是明万历《重刻书法雅言一卷》，二是“清岳雪楼影抄四库全书本”。《书法雅言》古籍版本的查考和研究，有助于校正其中的异文和舛误，而且其中的版刻书迹与印章也具有一定的书法篆刻艺术价值与文献史料价值。

一、《书法雅言》的七种古籍版本

在版本查找过程中，笔者共搜寻到七种民国以前的古籍版本，其中包含两种新见版本。依各版本的成书时间先后，列述如下：

（一）“明万历二十七年项氏家刻本”

台湾图书馆藏《书法雅言一卷》（后简称“台湾初刻本”），是明万历年间檇李项氏家刊本，也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版本。此版本半页9行，行18字，四周单栏，版心单鱼尾，鱼尾上方记书名、下方记页次，版心最下靠左记有字数。[4]卷端首行顶格题“书法雅言”，第二行低两格题“明无称子贞玄项穆字德纯撰”；卷末有尾题“男皋谟校正”[5]。卷首依次有沈思孝《书法雅言叙》、支大纶《书法雅言原》、王稺登《无称子传》以及《书法雅言篇目》，卷末有姚思仁《后叙》和黄之璧《跋》，以上各篇序跋均为版刻书迹。

此本支大纶《书法雅言原》的落款时间为“万历己亥孟夏既望”，万历己亥即万历二十七年（1599）。卷末姚思仁《后叙》中云：“贞玄之子皋谟……亟图为其父不朽计。”[6]故此本或为项皋谟为其父项穆所刻，盖成于1599年。此本是初刻本，后有重刻本可为辅证。

“万历二十七年（1599）刻本”《书法雅言》书影（部分）台湾图书馆藏

（二）“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项氏重刻本”

上海图书馆藏《重刻书法雅言一卷》（后简称“上图重刻本”），为笔者新见版本。此本半页9行，行18字，单栏，版心白口，单鱼尾，鱼尾上方记书名、下方记页次，与“台湾初刻本”同。此本卷端首行顶格题“重刻书法雅言”，第二行顶格题“明无称子贞玄项穆字德纯撰”，第三、四、五行低两格题：“叔元濂阅。弟德桢发镌，季松、良枋编次。侄鼎铉、利宾、俊卿重校。”可知此本是经过项氏族人校勘编次的重刊家刻本。

“上图重刻本”相比“台湾初刻本”，在内容和版式上有如下区别：卷首增加了陈懿典的《重刻书法雅言引》（非版刻书迹），卷尾则删除了黄之璧的《跋》；重刻本在“书统”篇之前增加了重校和编次人名，因此行文相比初刻本后移了三行，除此以外各篇章的内容、页码、篇次间的空行等与初刻本无异。据此推论，很可能只是重刻了“书统”一篇和增刻了陈懿典之文，其余内容仍沿用旧版。

“崇祯刻本”《青镂管梦》书影（部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据陈懿典文末所署“万历庚子长至后二日”可知，此“重刻本”盖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上海图书馆将此刻本著录为“万历二十七年”，不确。在后来的《书法雅言》各版本中，只有清代“有竹斋抄本”标明抄自“重刻书法雅言”，其他均未明确提及。《中国书画全书》中虽然提到《书法雅言》有“明万历间刊本”，但也没有指明是初刻还是重刻。所以，上图重刻本的发现，不仅使得“有竹斋抄本”标明的“重刻”有了依据，而且其中增刻的陈懿典《重刻书法雅言引》也可以使我们对《书法雅言》的刊行有更具体的了解。

（三）广快书——“青镂管梦本”

“清有竹斋抄本”《重刻书法雅言》书影（部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明朝崇祯年间刊行的《广快书》卷三十二存录《青镂管梦一卷》，是删改过的《书法雅言》易名本，半页8行，行18字，卷首题“西湖何伟然仙臞纂、延陵吴从先宁野定”。何伟然，字仙臞，浙江仁和人；吴从先，字宁野，安徽歙县人。二人均是明末出版家，合作出版过多部书籍。据何伟然《青镂管梦序》的时间“己巳新秋日”[7]，此本盖刻成于崇祯二年（1629）。虽然此本经过删改，但存留部分与“初刻本”“重刻本”接近，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校版本。

（四）清“有竹斋抄本”

“台湾初刻本”和“上图重刻本”这两个早期版本尚未被人知晓和重视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清代有竹斋所抄《重刊书法雅言一卷》（简称“有竹斋抄本”）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版本。后来的《中国书画全书》《美术丛书》中收录的《书法雅言》，以及杨亮《项穆〈书法雅言〉注评本》等均标明是以此抄本为底本。[8]将“有竹斋抄本”与上图重刻本进行对校，除了个别抄写错讹和因避讳进行的文字改动之外，两个版本内容一致，同为半页9行、行18字，且目次之间的空页相同，由此基本可以判断有竹斋抄本是以“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刻本”为底本的。

（五）四库全书本

清乾隆“御批监制”的《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收录《书法雅言》。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比其他六阁虽免于后来的兵灾厄运，但其中册次也大量散失，后经补抄配全，今藏浙江图书馆。[9]“文澜阁本”《书法雅言》，四周双边，外粗内细，半页8行，行21字，版心单鱼尾，鱼尾上方有“钦定四库全书”字样，下方靠右记书名，版心下方中心记页次。此本前有四库提要，收录沈思孝《书法雅言序》、支大纶《原序》、王稺登《无称子传》。“书统”篇起首位置盖有“古稀天子之宝”白文方印，此印文为乾隆御用，在《乾隆宝薮》中亦有收录，可作文澜阁本《书法雅言》当时并未散失之证。

“文澜阁本”《书法雅言》提要作于乾隆五十一年（1789）八月。由于是后一朝代对前一朝代的抄本，又是皇家监制，此本比之原貌多有改动。经过对校，1979年黄简主编的《历代书法论文选》中存录的《书法雅言》虽无明确提及底本，但从其出现的讹误来看，应是以此本为底本的。

（六）“艺海珠尘——癸集本”

清刻本《艺海珠尘》最初为吴省兰所辑，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集，吴氏去世后，由其婿钱熙辅补刻了壬、癸二集。《书法雅言》收录在癸集中。此本《书法雅言》，四周单边，版心单鱼尾，上方记“艺海珠尘”，下方靠右记“书法雅言”，版心下方中心记页次。此本删去了所有序跋。癸集末尾有钱熙辅跋，内容为“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八月”，故此本《书法雅言》大约成书于1850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中收录的《书法雅言》，以此为底本。

（七）“孔氏岳雪楼影抄四库全书本”

上海图书馆藏清“岳雪楼影抄四库全书本”《书法雅言》（后简称“岳雪楼影抄本”），亦是新见。此本卷首抄有四库提要，提要旁有“孔氏岳雪楼影抄本”手写体无边楷书朱文印。岳雪楼，即清朝因盐业起家的孔继勋与儿子孔广陶在广州城南所建的藏书阁，鼎盛时藏书三十三万卷，其中不乏皇家刻本、名人校抄本和宋元精椠。孔氏所抄有《影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其抄本用毛太纸，版心上有“岳雪楼”三字。上海图书馆所藏影抄本《书法雅言》所用的纸，类似毛边纸，略薄，纸色暗黄，纸面有细碎草叶，有明显帘纹，性质柔和，厚薄粗细略有不匀，符合毛太纸的特征。“孔氏岳雪楼影抄本”印亦见于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丁丑（1757）《律吕阐微》影抄本卷首，形制大小均同。“岳雪楼影抄本”《书法雅言》，版心无鱼尾，版心上方书有“书法雅言”，下方中心写有页码。整本抄写较为精善，针对四库本出现的一些讹误旁作有校注，但由于此本经过古籍修复，卷首校注人被遮挡，隐约可见“海校”二字。

二、《书法雅言》的校勘

清代“有竹斋抄本”是在民国之后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晚近出版的或由今人再编再校的《书法雅言》往往出自这一抄本，或是据此抄本辗转而来。例如：“美术丛书本”《书法雅言》是以“有竹斋抄本”为底本；李永忠的编著本[10]则是以“美术丛书本”为底本；“杨亮的注评本”[11]也是以“有竹斋抄本”为底本，同时参校“青镂管梦本”“四库全书本”“艺海珠尘本”“美术丛书本”，其《校勘记》中还包括了“历代书法论文选本”“中国书画全书本”等，的确在校勘整理方面“后出转精”。但是“杨亮注评本”由于早期版本资料的部分欠缺，依旧存在一些错讹，故笔者认为《书法雅言》有重新校勘、完善的必要。

在前文考述的七种古籍版本中，明代的“初刻本”和“重刻本”无疑是最贴近《书法雅言》原貌的。笔者所见的“上图重刻本”在《书法雅言序》的部分有缺页，书中部分文字也有残损，而这些缺损部分在“台湾初刻本”中是完整的，因此笔者校勘《书法雅言》时，以“台湾初刻本”为底本，辅以“重刻本”和“有竹斋抄本”，并将“初刻本”“有竹斋抄本”和“杨亮注评本”的异文加以整理。另，“初刻本”中的黄之璧《跋》，很多版本缺失，不为世人所知，因此句读之后一并附录。

《书法雅言》重要版本校勘表

续表

续表

三、早期版本的版刻书迹和印章的艺术、史料价值

（一）版刻书迹

所谓版刻书迹，祁小春《古籍版刻书迹例说》一书中将其界定为“手书上版”。这是一种随着雕版印刷业的繁荣、镌刻技法及所用字体不断丰富，将书写者的书写墨迹直接刻版印刷的现象，不仅进一步扩展了书法艺术的传播手段，同时也使得许多没有或极少有真迹流传于世的书家、文人的书法面貌，借助雕版书籍而保存下来。[12]版刻书迹研究作为书法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对我们研究古代文人的书风、交游等具有艺术和史料的双重意义，特别是当其出于名家手笔而名家墨本真迹又不传时，其价值更显重大。

在《书法雅言》的几种版本中，仅“台湾初刻本”和“上图重刻本”有版刻书迹。“台湾初刻本”中所存版刻书迹最多：卷首有沈思孝《书法雅言叙》、支大纶《书法雅言原》及王稺登《无称子传》，卷末则有姚思仁《书法雅言后叙》、黄之璧《跋书法雅言》。而上图重刻本则无黄之璧《跋书法雅言》，且陈懿典《重刻书法雅言引》乃是匠体字而非手写体，其余版刻书迹均与“台湾初刻本”同。

项氏家族在明末甲于一时，其交游甚广，项氏刊刻《书法雅言》请来作序跋的人身份自然不一般。且从序跋的题写中，也可微略看出项氏家族的交游乃至部分姻亲关系。笔者将其列述如下。

沈思孝(1542—1611)，字纯父，号继山。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番禺知县，以廉洁闻。万历初，举卓异，入为刑部主事，累官右都御史。[13]“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程氏墨苑》中亦有其版刻书迹[14]，经与《书法雅言叙》的书迹比对，二者均有晋唐气息，不过“墨苑本”更近锺繇而“雅言本”更近“二王”，二者的书写时间前后相距约5年。

支大纶（1534—1604），字心易，号华平，筑刻书室曰清旦阁。浙江嘉善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南昌府学教授，迁泉州推官，以事谪江西布政司理问，迁奉新知县。在“台湾初刻本”中其版刻书迹为草书。

王稺登(1535—1612)，字伯谷，号玉遮山人。明常州府武进(一作江阴)人，移居苏州。吴门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稺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善书法，行、草、篆、隶皆精，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云：“（伯谷）妙于书及篆隶……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踵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15]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为同时代布衣诗人之佼佼者。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陆弼、魏学礼等召修国史。明刻本《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谱》中亦有其版刻书迹[16]，均为小行书，笔法率真，随势赋形，瘦而不露骨，内在挺劲，有其师遗风。但与其流传墨迹相比，则略显生硬。

姚思仁（1555—1646），字善长。浙江秀水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天启二年（1622），官至工部尚书，居宰相职，次年以才老致仕。姚在署款中自称“眷弟”，“眷”本有姻亲、亲眷之意。初结婚之家，尊长对卑幼自称“眷生”；卑幼对尊长自称“眷晚生”；平辈则称为“眷弟”。据《嘉兴历代进士研究》中的“项氏家族姻亲谱系”可知：项皋谟女适秀水姚思仁子姚以高[17]，即项穆之子项皋谟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姚思仁的儿子姚以高。因此，这里的“眷弟”是姚思仁对项皋谟的自称。

黄之璧，字白仲。浙江上虞人。少习制科文不售，改学词章。工书画，名重一时。

由上述内容可知，为《书法雅言》“台湾初刻本”作序跋的五人中便有三人为进士。假如明代进士书法或者民间文人书法的墨本真迹不传，那么古籍中的进士与民间文人版刻书迹对我们研究明代的进士与民间文人书风便具有书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二）版刻印章与收藏印

关于印章，笔者试提出“版刻印章”这一概念，与“版刻书迹”相类，即将印章进行刻版印刷。这一现象明显体现在明代《印薮》《印统》等一些摹刻印谱中，在古籍中也时常有见。在《书法雅言》“台湾初刻本”的黄之璧“跋书法雅言”款后有版刻印章：“黄氏白仲”白文方印、“黄之璧印”白文方印、“修文郎”朱文方印。上图重刻本陈懿典《重刻书法雅言引》末有版刻印章：“陈氏孟常”朱文方印、“古太史氏”白文方印。版刻印章可作为撰写文章或序跋人物真实性的一个辅证。

除版刻印章外，在古籍中钤盖的收藏印对考证古籍的流传有绪亦有重要的价值。

在“台湾初刻本”内另钤有收藏印与闲章共十八方，包括：“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乐易堂”朱文方印、“临去秋波那一转”白文方印、“诗酒怡情”白文长方印、“觐光”朱文方印、“诗书敦夙好”朱文方印、“中仙”朱文方印、“深篁隐洞仙”白文长方印、“读书谈道”朱白文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鸟飞云静”朱文长方印、“他山之石”白文方印、“图书数卷人家”白文方印、“敬缄”朱文方印、“没要紧”白文方印、“形如枯”白文方印、“不求闻达”白文方印、“浙西贫孟常”朱文方印。

『古稀天子之宝』印 选自浙江图书馆影印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其中在《书法雅言叙》的下端钤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长方印、“乐易堂”朱文方印，卷尾黄之璧跋的尾页左下角钤有“浙西贫孟常”朱文方印。

“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一印是清代藏书家刘承干（1881—1963，室名“嘉业堂”）之印。此印在《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中亦有收录。[18]

“乐易堂”一印，或是明末遗民钱澄之（1612—1693）之印。钱澄之，安徽桐城人，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筑庐号曰“乐易堂”，与顾炎武、钱谦益、方以智、徐乾学兄弟等都有往来。钱澄之在明末反阉党和抗清斗争中时常活动于嘉兴一带，钱㧑禄《钱公饮光府君年谱》记载“癸未(1643)……因便道过嘉善……九月尽仍至嘉善”，“甲申（1644）……下嘉兴……三人闭户读书南园”，“壬子（1672）……以四月至武塘”[19]。钱氏很有可能就是在这若干次寓居嘉兴期间得以浏览了《书法雅言》“初刻本”。从印章风格来看，此印采用籀文，粗边细文，符合明末清初的古文朱文印风。但也不排除是近现代藏书家名不显而号相同的情况，实印未见，不能判定准确情况。

“浙西贫孟常”一印应是明陈懿典之印。陈懿典，字孟常，浙江秀水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上图重刻本”中有陈懿典的《重刻书法雅言引》，款后为版刻的“陈氏孟常”朱文方印、“古太史氏”白文方印，此可以互相佐证。“陈氏孟常”一印自不必说。“太史”是翰林的别称，因明清两代修史之事多归翰林院而得名。翰林院属官有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陈懿典曾任庶吉士、编修等职，故自用印称“古太史氏”。两方印间距不大、中心对齐、一朱一白、上小下大，也符合落款用印规矩。

在“上图重刻本”中，除《重刻书法雅言引》末的两方版刻印章外，在卷首钤有“上海图书馆藏”朱文方印，且在“功序”篇中有“春字号”外双边方框、内圆形连珠楷书印两方。此印笔者限于学力未考证出结果，留待日后探究。

『台湾初刻本』沈思孝版刻书迹（部分） 台湾图书馆藏

『《方氏墨谱》本』王稺登版刻书迹（部分）选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古籍版刻书迹例说》

《书法雅言》作为一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对其古籍版本进行重新查考和对勘，有助于校正众多流传版本的异文和舛误，还其以原貌；对《书法雅言》早期刻本中的版刻书迹与版刻印章进行重新发掘，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对我们研究当时的书风与印风具有参考价值；对其收藏印的整理，也有助于对《书法雅言》的流传进行考察，也构成了古籍收藏史的一小部分。综上，对书论古籍刻本的研究也是书法研究里的一条可延伸的道路，其中还有更深的方面等待探索。

注释：

[1]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卷)[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70.

[2]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921.

[3]杨亮.《书法雅言》版本考述[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2):108—110.

[4]此在“杨亮注评本”中表述为“版心下方偏右记字数”，根据此本古籍版心朝外，实则为版心靠左记字数。

[5]杨亮.《书法雅言》版本考述[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2):108—110.

[6]据此处言“不朽”，杨亮等学者考为万历二十七年（1594）孟夏前项穆已卒，参见杨亮.项穆生卒年考[J].中国书法，2008(7):102—103.但据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和费元禄《甲秀园集》记载，项穆万历二十九年（1596）三月亦尚在人世，其卒年仍有待考证，参见梁达涛.项穆生卒年值得重新梳理[J].中国书法，2018(3):159—160.

[7]刻本中为“巳已”，盖因“己”“已”“巳”三字形近而误。

[8]《美术丛书》本标明“依抄本刊”，《中国书画全书》本标明“以清抄本为底本”，经校对，二者所讲的抄本应都指清代有竹斋抄本。

[9]杨茜,章易.《四库全书》的坎坷命运[J].文史天地，2004(10):46—48.

[10]项穆.书法雅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徐利明，主编.杨亮，译注.书法雅言[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

[12]刘恒，祝帅.《古籍版刻书迹例说》集评[J].中国书法，2018(9):205—206.

[13]此处及以下人物简介均引自：张㧑之，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4]祁小春.古籍版刻书迹例说[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316.

[15]钱谦益.列朝诗集[M].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16]钱谦益.列朝诗集[M].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17]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M].合肥：黄山书社，2012:227.

[18]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41.

[19]钱禄.钱澄之先生年谱[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