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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兰亭序》及《兰亭序帖》的问题

2021-06-29商承祚

大学书法 2021年3期
关键词:临河兰亭序神龙

⊙ 商承祚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争论,在我国书学史上将近千年,从来就没有解决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老问题,现在旧事重提,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展开争鸣,还是有意义的。郭文对于《兰亭序》否定得相当的彻底,不少论点,我是不敢苟同的。今分别就《兰亭序》及《兰亭序帖》二者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兰亭序》,郭沫若同志否认是羲之的原作,列举文章中“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至“悲夫”一大段以为不符合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因之谓“《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作品。而我的看法恰恰与之相反,相信《晋书》所录的《兰亭序》为羲之的原作。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高二适、唐风两同志皆有此意见),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遂造成题目分歧不统一的现象。宋人桑世昌集《兰亭考》(卷一)于《兰亭修禊序》下注云:“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云《兰亭记》,欧公(欧阳修)云《修禊序》,蔡君谟(襄)云《曲水序》,东坡(苏轼)云《兰亭文》,山谷(黄庭坚)云《禊饮序》。”而宋高宗(赵构)称之为《禊帖》。由此可见,如本有原题,后人不会任意为之改易。“临河”与“修禊”这名本不甚恰当,因临河的所在地多至不可胜数,而修禊节每年皆有,两者是一般的命名都不具体,前人已想到,经过改来改去,还是认为以“兰亭”二字冠首较为妥善,结果才固定下来。

《临河序》之名见《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南朝梁人刘(峻)孝标的注文。自从郭沫若同志提出《临河序》文之可信,《兰亭序》文乃“依托”以后,参加讨论者多围绕《临河序》这名字来谈,很少注意到《世说新语》“王右军等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已出现《兰亭集序》之名。郭文是提到过的,不过认为《临河序》名是刘孝标“见到的抄本如是作”,“《兰亭集序》则是刘义庆给予的称号”。我则以为两者皆为晋人不同的命名,“二刘”以所见的抄本标目各异,也就入录不同。崇注文,抑正文,是从强调个人的论点出发,而不是从两方面都有可能性存在来考虑问题的。

《临河序》《兰亭集序》,问题之分歧在于刘峻删去其议论部分,保留其写景抒情部分,就是在《兰亭序》三百二十四字中节去二百一十二字 (“亦足以畅叙幽情矣”之“矣”字,为刘删节移动后因语气而增添,今剔除不计),实录一百一十二字。至“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一段三十九字,正如唐风同志所指出,是属于附记性质,在正文中可录可不录。因为这一段只说明两点:一是赋诗者二十六人因不入正文,故于议论后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表明各人的诗及作者姓名另有附记;一是不能赋诗受罚者有谢胜等十五人,更无关宏旨。《晋书》着重序文的思想内容,故附记可以不录,而刘峻从考据的角度出发,重实略虚,不仅抄录了附记中一段,同时还删节了原文中的议论部分,即“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一段。《金谷诗序》缀尾“凡三十人”,并举苏绍一人为代表共二十六字入之正文,手法有所不同。游宴是一种愉快的事,当其赋诗抒情,非人人所能为,其诗不成而被罚酒,在封建社会是不光彩和难为情的事,当羲之执笔作序时,就不能不考虑其流传影响,因为隐人之短,故不把谢胜等不能赋诗而被罚写入正文另为一卷。既然此卷不是羲之所写,后人亦不去临摹了。有人确信“右将军司马……”一段三十九字为正文,是根据刘删节本而言。但在《兰亭序》“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后继以“虽世殊事异”五句将之隔开,隔开的理由正好说明诗是另成一卷的。再看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于文末曰:“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凡四十五人。其辞云尔。”“其辞云尔”就是将四十五人的诗另附,为文、诗紧密接合和文章体裁的通例。这基本常识,羲之哪有不明白之理,刘峻也晓得,如不删去“虽世殊事异”这段,就无法与人名联系得上,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如光凭感觉,不进行科学分析,据删节本为定论,是否正确呢?因此,要研究右将军司马等三十九字这一段录与不录,和《金谷诗序》文末凡三十人的为何不相同?不能从形式上做机械的对应类比。此其一。

《世说新语》说:“王右军等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最后两句值得注意。试以刘注《临河序》文与《金谷诗序》文对比,则前者不过忠实模仿后者亦步亦趋,如何谈得上“敌”石崇呢?以恃才傲物的羲之,写出这种“邯郸学步”的文字不以为愧,反而“甚有欣色”,怎能说得过去?我认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一段是《兰亭序》精华所在,其思想感情符合当时一些士人的思想。有了这段,才能使文章气完神足而生色,才足以“敌”石崇。我们不能不承认,羲之此文是有模仿而又有创造的,唯其有创新,故能超越其模仿的蓝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则何“敌”之有,何“欣”之有?《世说新语》那段话也就讲不通。郭沫若同志曾将两序进行对比,细读之后不难看出,因《临河序》抽掉了某些段落的抒情字句,语气因而不大流畅,影响全文,如能从文章本身的组织形式,行文风釆,孰优孰差,和为什么有“敌石崇”的评语来着眼来考虑,则问题的分析就会不同。此其二。

甄予同志认为《兰亭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二语“肯定不是羲之的话,……是刘琨的话”,并引刘琨《答卢谌书》:“然后知聃周(老庄)之为虚诞,嗣宗(阮籍)之为妄作也”为证。真的是这样吗?考刘琨初时崇信老庄,后来一反其常,他这两句话,否定了老聃、庄周、阮籍,也就是否定了他们的全部学说和思想,而《兰亭序》的“一死生、齐彭殇”这两个命题,只能说否定庄子的部分论点,而不能说是全盘否定庄子或是全部反对庄子的学说,如果是全面否定庄子学说,那当然与羲之的一贯言行有所抵触,部分否定就与羲之的思想并无不合。此其三。

正如郭文指出,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物”。所谓混合物是指两种思想兼而有之。我以为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受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支遁是“即色宗”的代表人物,羲之既然对他倾倒而与之交游,在思想感情上自有交融相通之处。因此,可以更确切地说,羲之的思想是儒、释、道三者的混合物。羲之不是哲学家、思想家,不比嵇康、郭象等自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因而他的思想是比较庞杂的,遇到某些思想问题,时而以儒为宗,时而以道为则,时而又受佛理的影响而又不彻底。郭文也谈到,“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其间充满了矛盾。若认为羲之是清一色的老庄思想,毫无保留地接受庄子的全部理论,肯定而不怀疑,那还有什么“混合”之可言。唯其如此,他对“一死生、齐彭殇”的命题提出异议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了。本来把“死”“生”“夭”“寿”这些对立的概念“合二而一”,视为一体,是相当荒谬的,当时的人如以自己切身体验,不难认识到生与死是有根本性的差别,但因对于若干矛盾无法解决,只好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故意否定矛盾、掩盖矛盾、调和矛盾罢了。当然,羲之对生死的观念也是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一定要说他非“一死生”不可,那却不然。如果羲之真的服膺于“一死生、齐彭殇”,又何必要修服食,釆药石求长生呢?在书简中为什么又大量使用感伤悲痛的语词呢?从羲之的言行表现,不足以说明他是“一死生、齐彭殇”的信徒,反而证明其性格充满着许多混合的矛盾,即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旷达,但又心胸狭隘(初时对王述傲慢,后由妒忌而誓墓不出仕),如“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那就“快然自足”;当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又不免感伤悲怀,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士大夫阶层间普遍存在的矛盾。羲之的《兰亭序》反映出自己在乐极生悲中的苦闷、彷徨,自然容易引起多数人的共鸣,故及其文一出,转相传诵,不胫而走,倾倒一时了。至于《兰亭序》的基调和羲之的兰亭诗不一致这点并不难理解。序和诗是先后所作,即先有诗而后作序,有一定时间的间隔。在“快然自足”时写诗,在“所之既惓”时写序,情调自然不同。修禊同游者的孙绰,其诗有“忘味在闻韶”的达观语句,但在他的《兰亭后序》中却出现“乐与时去,悲亦系之”的话,前后心情判若两人,难道可以说这篇《后序》亦是后人所依托?总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无视这些,只看到他性格中有积极因素的一面,看不到他思想中有消极因素的一面,则得出来的结论是难以可靠的。此其四。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兰亭序》并非伪作。关于《兰亭序帖》的问题呢?徐老说,《兰亭序帖》中的“暮”“禊”“畅”三个字当作“莫”“禔”“畼”才符合于《说文解字》的体系,羲之不应写出这种的“俗体”字,用来作为“依托”旁证之一(帖里还有两个“揽”字,则当作“擥”,“嵗”字、“俯”字应作“歲”“”才对)。我认为用“六书”来要求晋代书家是大不必要的。不仅晋代,即晋以后的书家多数不是“六书”研究者,而研究《说文》的又不一定是书家,在他们书写时,即不限于任何一种异体字,还会出现错别字,是极平常的事。禊字的“示”此写从“禾”作“稧”,考示字偏旁写为禾的汉人已如此,如祚之作“秨”(见汉《张迁碑》),汉以后的祕作“秘”;还有反“禾”为“示”的“稷”作“禝”(见汉《张表碑》)等例子甚多。至于“畅”字,东汉建宁二年(169)的《史晨后碑》“畅”从“由”作“”,晋太康二年 (281)《郑烈碑》从“申”作“畅”(见宋人洪适《隶释》及刘球《隶韵》),可以看出此字笔画申展之由。“领”字不从“山”,与《十七帖》“登汶领峨嵋而旋”“一游目汶领”,又用古字了。可见不能以文字之“俗”“雅”作为《兰亭序帖》真伪的论断。“览”作“揽”,则是羲之避其曾祖王览之讳,与“政”之讳“正”意同,恰好说明羲之原稿是如此。

商承祚 篆书 《毛主席语录》轴

商承祚 行书 《红棉颂跋》册

《兰亭序》既为羲之所作,则《兰亭序帖》亦当为羲之所书。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以及“定武石刻本”,皆属唐人辗转叠摹勾填,由于辗转叠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神韵与原迹逐渐失真而相去日远,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反映出羲之书法的体态和面貌,不同于“向壁虚造”。《姨母帖》和《丧乱帖》等因未经较多次的转摹填廓,故《兰亭序帖》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有的基本相像而又不完全相像,如果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或只见其异不见其同,要么盲目迷信,要么轻易否定,不迷信于彼,则又迷信于此,讨论起来,不环顾周围可能引起其他的情况,就不可能心平气和去考虑另一问题了。

《兰亭序帖》至唐太宗时始闻于世,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由怀疑而否定。其实早出晚出作为真伪的绝对根据是没什么理由的。《姨母帖》是王方庆进与武则天王氏家族十帖中之一帖,时间后于《兰亭序帖》六十余年,何以大家信其保存了一定的羲之风格呢?以是知,晚出并不能证明其物之绝无,《兰亭序帖》在唐太宗以前有而未传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知道,有些珍贵文物的流传和出现过程,比较曲折“匪夷所思”,若一切皆以出乎常理衡之,就不免疑窦丛生了。

郭沫若同志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依托”,而以今存“神龙本”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我认为这是缺乏事实根据“想当然”的说法。要弄清《兰亭序帖》与智永的关系,首先从书法风格问题着手。郭文虽曾提到,“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在哪里?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有几本传世(除去伪作),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兰亭序帖》对比探索“同一作者的个性”就会使人失望,即“神龙本”与《千字文》在风格笔势上有出入,前者骨多于肉,后者肉胜于骨;特别是两者的风格笔势不能谓其一致(智永传羲之法,故不能光从字的结构去看),故非出自一人之手。隋炀帝评智永书谓“得右军之肉”,这贬辞是不无见地的。今肯定“神龙本”是智永所书,那么,《千字文》就无一真本,同样是“依托”的了。

郭沫若同志两次提到前人说过智永临写《兰亭序》,还有刻石,“虽然没有把真象透露出来”,已意味着智永和《兰亭》有密切关系。是的,但从来言“临”“临写”“临摹”都指的是对帖临写,不指作伪而言。郭文又谓:“我估计,智永写《兰亭》应该不只一本,像他写的《千字文》有八百多本的一样。”果真是这样地“大量生产”,何以下及唐太宗时才半个世纪左右而仅有一本《兰亭序帖》传世,稀如“凤毛麟角”呢?我姑且缩小一下他临写数字算它一百本,其余九十九本迄未露面,则到哪里去了?大家都清楚,作伪的高手,决不肯自露“马脚”多做而做这样的傻事。再据郭文所引前人那两段话来看,不但无以证明《兰亭序帖》是智永所为,反而证实了智永不仅见过羲之《兰亭序帖》真迹,而且曾在他的手里。

郭沫若同志很坚决地认为“神龙本”《兰亭序帖》是智永手写真迹原稿本,以其中有三个字或浓或淡,及几处删改字又有浓笔、淡笔、半浓淡笔,“是使用三种墨笔来改动的”,从而表明“文章在定稿过程中经过反复的修改”。我虽未见“神龙本”原迹,但就影印本已发现若干字在双钩填廓后尚有未填竣之笔,除启功同志指出的六个字之外,还有第一行“岁”字的“山”字头中笔,第七行“觞”字“角”旁的右笔,第十五行“然”字的第二笔,第十九行“兴”字的第一笔都露出疏于填墨的钩线。这些笔画,既不是“破锋”,更不是“贼毫”,要说是智永故弄玄虚,理由何在?

“依托”,就是本无其人的作品,而后人或当时人以意为之冒名“假做”来欺骗人,尽管伪品做得怎样的出色,艺术价值怎样的高,但以其“居心不可问”,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不“名誉”的行为。如智永真有伪《兰亭序》及《兰亭序帖》的证据,后人毋庸置喙,若“事出无因,査亦无据”而出自个人臆断,则智永将在千载之下蒙此“莫须有”之冤,就会使人为之不平。郭沫若同志始则“敢于肯定”,继而又谓“看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似乎智永“依托”已成定案无回旋之余地。据我个人的管见,这问题的争论,还有相当距离甚至遥远,则“敢于肯定”这结论无乃下得太早!

此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穷年累月访求王帖,铢积寸累至二十五年始完成这项工作,其认真、细致为大家所公认。所集之字,从总体看,书法风格基本一致,前人已有定评。其中集字,据我看到有采自“神龙本”的二十多个,釆自《大观帖》及《快雪时晴帖》的三个(其中有一部分拼合的字,或是怀仁仿羲之书的),如“神龙本”是智永所书,而以“同一时代性”来衡量,则怀仁所据的字帖不是出自智永一手,也只能是智永以后的人再仿“神龙本”的书法风格而“依托”的“伪中之伪”,则岂不是怀仁集智永之书或是“集再伪做之大成”而已。这问题又当如何处理呢?(采集伪品是会有,据填廓本不能谓其必无。)

我对《兰亭序》及《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素无研究,以读到郭文及不少同志对这问题展开的各种争论,触动了我的兴趣,开始摸一下文献材料。至对那些文章的论点,有不同意的则再三考虑,尽量避免主观臆断,试图从明确“隶书笔意”的界限入手,上溯东汉至魏的各种书体递嬗之迹,以探索行、草、楷的产生、发展、成熟过程。个人认为只有正确对待各种历史材料,用两分法来看问题,并坚持严格的科学分析精神,庶可避免无原则的“颂古”,或另一方的盲从。但是,因限于自己的水平,有些问题仍然考虑未周,看法不一定正确,请读者不吝批评教正。

(节选自《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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