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 娜

大会主题报告是历届文代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承载了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任务的部署。因此，主题报告的撰写是否到位，往往决定了文代会能否发挥好承上启下、引领文艺发展的作用。在前三次文代会的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就十分重视主题报告的起草工作，往往亲自审读把关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文代会和第三次文代会，毛泽东最终都任命周扬负责起草并做大会主题报告。而第四次文代会在最初筹备之时，本打算不设主题报告。如前文所述，1979 年1 月初胡耀邦就同意了在1979 年4 月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设想，筹备小组也于当月向各省、市委宣传部发出了通知。依照筹备小组当时的设想，第四次文代会要充分发扬文艺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会议，不设主题报告，也不去面面俱到地总结历史。但随着胡耀邦对文艺界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发现还是应当写出一个高质量的大会主题报告，提出：“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的人员外，请周扬同志也参加大会的筹备活动。”周扬在原筹备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第四次文代会领导小组，自任组长，原筹备小组组长林默涵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这就改变了原来由林默涵负责主持筹备第四次文代会的领导格局和不设主题报告的最初设计，而确定由周扬来统筹领导大会筹备工作并做大会主题报告。因起草报告需要一定时间，第四次文代会便改在1979年7 月举行。这样一来，总结30年文艺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评价近3 年来的文艺形势，就转而成为筹备第四次文代会的核心内容。

周扬(右)与茅盾在主席台上

由于文艺界对30 年文艺和近3 年来文艺形势存在着不同看法，因此大会主题报告迟迟不能出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四次文代会拟于1979 年7 月召开的日程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文艺界人士认为干脆不要急于召开第四次文代会，不如再好好沉淀沉淀。如陈登科在1979 年6月21 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二点三十分，去人民大会堂……一进会场休息室，就同巴金同志相遇。谈到即将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他和我的看法很吻合。同认为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对‘十七年’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不易解决。既然大家全清楚，这是一次不能解决问题的会议，何必要急着开呢？待大家酝酿成熟了，再开不更好吗？听说开会报告已经写好，只待周扬回国后敲定了。”陈登科在日记中提到的开会报告，指的是由林默涵主持起草的大会主题报告草稿。根据有关研究者公布的一份私藏档案，1979 年6 月24 目，林默涵上报给周扬一份排印好的大会主题报告草稿，并附了一张便笺简要说明了情况。便笺内容是：

周扬同志：

文代会的报告，我跟起草组讲了一个轮廓，他们大致按照这个轮廓，已经写出来，但许多观点是他们的。现在按原样印出，送请审阅，拟倾听你的意见后再全面修改。务请你尽快阅看。

默涵

六月廿四

根据有关研究者收集到的原始档案，林默涵主持起草的主题报告草稿题目为“团结起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全文总计两万八千余字。周扬重点看了报告草稿的前半部分，显然并不同意报告草稿中对社会主义文艺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和对“伤痕文学”的评价。第一部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走过的道路”共15 页，总结了从五四运动开始的60 年文艺史。其中，总结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为5 页，周扬将这一部分中的4 页画了出来：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经验教训的部分，周扬也提出了质疑。在第二部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中，报告草稿没有吸收周扬之前讲话中的观点，而指出：“文艺创作题材单调狭窄，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林默涵的报告草稿和周扬的批注可以看到，两人对30 年文艺的估价和近3 年文艺形势的看法并不一致。这样一来，周扬就基本否定了林默涵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草稿。

符合思路的大会报告拿不出来，周扬便与相关人士商量，决定第四次文代会延期举行。对于文代会的延期，文艺界人士的往来通信中有所议论：“本拟7 月开，听说半年来因对十七年的意见分歧（周、夏、沙、荒煤和默涵、白羽……等看法不同），报告无法写，延期了。”张光年1979 年6 月27 日的日记直接记述道：“下午周扬夫妇、罗荪夫妇接踵来。他们前两天交换意见，文代会延至十月举行。我表示非常赞成。”而地方文艺界则对文代会的延期有不同的看法。据《人民文学》编辑当时在广州参加专业作家会议时了解到的情况，广东作家看到通报第四次文代会延期举行的决定后有不满情绪，表示：“文代会延期的原因说是大家思想不统一。正因为大家思想不统一，文代会就更要召开。这样大的事情，不能由文艺界的几个同志包办，这样做，不还是‘四人帮’流毒的表现吗？今年不统一，明年就统一了？明年还是不统一，怎么办？文艺界的问题，应该由文艺界的同志共同讨论。真理会越辩越明嘛。希望《文艺报》反映这个意见。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作为群众性文艺团体，在做出决定之前，未能很好地征求地方的意见，领导者缺乏民主作风，是导致他们产生如此尖锐意见的主要原因。”到1979 年7 月上旬，修改稿第一稿完成。周扬看后仍不满意，让三人继续修改。1979 年7月19日前后，修改稿第二稿完成。周扬还是感觉不满意。1979 年7月23 日的文艺界主要领导干部座谈会召开之后，胡耀邦决定让周扬负责，组成由林默涵、冯牧和陈荒煤主持的起草小组对报告草稿进行修改。根据刘梦溪的日记，在周扬的布置下，当时林默涵、陈荒煤、冯牧具体负责带领刘梦溪、唐因、徐非光、郑伯农、马联玉，还有后来的几个青年集中住在颐和园清华轩修改报告。

1979 年8 月24 日，报告修改完成，全文约30000 字，周扬看了报告之后，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了大量修改并将标题由“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大繁荣的新时期”改为“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报告字数压缩到24000 字左右。1979 年9月3 日，周扬将修改后的报告草稿正式排印出来，在起草小组内部讨论修改。林默涵、冯牧、陈荒煤召集起草小组集体讨论修改，冯牧在再次排印出来的报告稿上又做了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于1979 年9 月7 日送周扬审阅。周扬在汇总起草小组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再次做了修改。随后，周扬就将这一稿草稿排印出来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看后，决定将报告草稿发出去征求意见，交代周扬：“要组织一两百人参加，以文化界为主，宣传部门和理论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使报告成为一篇既有理论探索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又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文艺界30 年经验的大文章。”1979 年9 月9 日，周扬起草了一份征求意见函并将报告草稿分送中央领导和理论界、文艺界有关人士，以周为时限征求意见。根据有关研究者找到的原始档案，从1979 年9 月11 日开始，张庚、熊复、严文井、林涧清、胡绳、沙汀、吴伯箫、黎澎、陶钝、袁鹰、秦川、许觉民、刘白羽、贾芝等都反馈了书面意见表示认可报告草稿，傅钟则做出了高度评价。仅有一份反馈意见对报告草稿持否定态度。1979 年9 月18 日，胡乔木致信胡耀邦和周扬，反馈了他和邓力群二人的意见，提出了3个方面的关键问题：一是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指出：“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但现在不必加以批评，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我们想这可能是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二是关于文艺与党的关系问题应特别慎重。应确定领导的范畴，有益于界定文联和各协会与文艺界的关系，用建议而非号令的口吻。三是历史的叙述把时间缩短、范围放宽，解决当前工作必须回答的问题即可，而不做系统回顾。

1979 年第四次文代会会场

1979 年9 月15 日 至16 日，起草小组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做了统筹修改，并排出报告初稿送周扬审阅。1979 年9 月18 日，周扬对报告初稿做了大修改后排印出报告修正稿。修正稿出来以后，扩大了征求意见的范围。除了北京以外，周扬还指示中国文联第四次文代会组织处将报告修正稿发给地方征求意见。根据参加报告起草者的日记记录，1979年9 月21 日至23 目，北京文艺界二百多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报告修正稿，按文艺领域分成6个讨论小组。在文学组里，王蒙、秦兆阳、刘心武等人的发言最出彩。会后，周扬又留下部分人，请他们对报告进行具体修改。李何林给胡风的信中也谈到了当时北京征求意见的情况，但参加讨论的人数与刘梦溪日记中记录的人数有一定差异，写道：“报告铅印后，召集在京代表三四百人，分六组提意见，意见不少，讨论三天，只文学组意见就不少。其中提到解放初期‘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已不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了，摘去‘反革命’的帽子，大家以为是有根据的，无意见。大家提意见后，还要修改，如果大会延期，可能还是由于这篇报告定不下来？旅馆紧张可能也是一因？”1979 年9 月24 日，冯牧和陈荒煤召集袁鹰、黄钢、王蒙、秦兆阳、陈涌、钟惦棐等人在《人民日报》会议室开会讨论具体修改办法，并决定分头修改。1979 年9 月28 日，冯牧将各人修改的部分汇总整理后送交周扬。从地方的意见来看，辽宁省文联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分别于1979 年9 月30 日和1979 年10 月5 日寄回的详细书面意见都表示报告不解渴、不激动人心，特别是对30 年文艺的评价“不疼不痒、回避问题”。1979年10 月4 日，周扬和起草小组综合反馈回来的意见正式出了修正稿的第二稿。经过起草小组内部讨论和周扬的仔细修改，1979 年10 月13 日形成了修正稿的第三稿。这一稿又分送出去征求意见，黄钢、熊复反馈了书面意见，表示认可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1979 年10 月24 日，周扬和起草小组综合这一次的反馈意见做了修改后形成了报告修正稿的第四稿。周扬将第四稿的题目改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文艺”，送中央审阅。1979年10 月29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第四次文代会文件和有关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胡耀邦、聂荣臻、彭真、乌兰夫、方毅、陈锡联、纪登奎、耿飚、吴德、倪志福、胡乔木、姚依林、王任重、宋任穷，以及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夏衍、邓力群、刘复之、周巍峙等。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秘书长兼中宣部长胡耀邦主持。”会议听取了周扬对第四次文代会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大会议程、同意了邓小平在文代会上的祝辞稿、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大会主题报告送审稿。会议对周扬的主题报告稿提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具体表述上。中央政治局采纳了胡乔木提出的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的意见。胡乔木系统阐释了他的看法，表示他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报告中“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还是不要再提为好。这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而是这个口号本身简单化，容易从消极方面产生直接的害处，如所谓“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提法，不如直接从正面讲明文艺的特点和任务，提出文艺为“四化”服务。邓小平赞同胡乔木的看法，认为这个口号带来了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当天晚上，胡乔木给林默涵打电话，提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讨论清楚的，建议在文代会上不要讨论而直接把那段话删掉为好。1979 年10 月31 日，周扬和起草小组讨论后做出了修改。周扬将报告题目改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后，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正式定稿。回顾整个过程，从胡耀邦提出做大会总报告开始，起草小组至少花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出了两版草稿、一版初稿、四版修正稿才得以定稿，其中大大小小的修改则不计其数。前前后后有数百人对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三十多人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可以说，最终呈现的第四次文代会报告定稿，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总体思路，综合了理论界、文艺界集体智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