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维勒里 撰文 □ KyIe 编译

人们普遍认为，慈善是将富人钱财转移至穷人手中的一种途径，其实不然。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是慈善指数最高的国家，但却仅有1/5 的捐款用来接济穷人。大量资金用于赞助运动队，发展艺术和其他文化产业，一半善款流入教育界和医疗界。这乍看似乎非常符合慈善“行善”的定位，我们不妨深挖一下。

2019 年，教育领域最大的一笔善款流向了富豪们曾经就读的精英高校。2007～2017 年，英国超过2/3 的百万富翁捐款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其中一半皆指向了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府。富人和中产阶级为其孩子所在学校捐的钱远超给穷人孩子母校的那一星半点。同样的十年间，英国百万富豪为艺术界捐赠的财物价值13.5 亿美元，用于减贫的善款却仅为2.88 亿美元。慈善事业将自动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认知是错误的。许多围绕社会精英本身展开的慈善事业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好，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世界固有的面目。

左右公共事务的慈善力量

近20 年来，私人慈善机构在国际社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全球26 万个慈善基金会中，有近3/4 成立于这段时期，它们控制着逾1.5 万亿美元的资产。美国的捐款数额独占鳌头，英国的位居其次。

超级富豪的捐赠方向往往取决于个人喜好，有时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一致，有时又与之相悖甚至产生不利影响。尽管慈善事业能够带来不可估量的利益，但也因其规模之大并足以左右民选政府的优先事项而备受质疑。

盖茨基金会2018 年的捐款超出了绝大多数国家当年的对外援助预算。该基金会首次为疟疾研究提供的巨额资助几乎将这项疾病的全球科研经费增加了一倍。小儿麻痹症同样如此。全球约有25 亿儿童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该病症几乎被彻底根除，这部分归功于盖茨基金会。慈善事业弥补了制药业和政府的不足之处。自2000 年成立以来，盖茨基金会已捐出450 亿美元，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然而，这种方式存在缺陷。盖茨可能会执着于一个在当地人看来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在某些地区，小儿麻痹症远非最棘手的问题。其他慈善家更乐意直接干预，例如成功改变公共政策的石油巨头查尔斯·科赫和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结果就如德国已故航运巨头彼得·克莱默所言的“糟糕的权力转移”——权力从民选政客那里转移至富豪手中，决定公众利益的不再是国家，而是富人。联合国大会就曾提醒政府和国际组织，在接受富有捐赠者的钱财前，需评估大型慈善基金会尤其是盖茨基金会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并分析富豪的介入会带来怎样的风险和副作用。2015年，联合国指出“慈善行业缺乏监督和问责机制”，政治家要特别注意富豪们“普遍以商业逻辑在公共领域行事的作风”。

查尔斯·科赫及其已故兄弟大卫无疑是最典型的右翼慈善家，左翼人士索罗斯在世界各地助推社会改革运动，亿万富翁托马斯·斯泰尔资助一项旨在鼓励年轻人为气候变化多投票的运动，互联网富翁克雷格·纽马克筹资专攻假新闻。每个富豪对慈善的侧重点都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究竟基于什么标准来判定何者更合理？对于富豪们足以推动社会向其眼中所谓美好愿景靠拢的这种力量，我们又能否相安无事？

决定善款去向的错误逻辑

一些哲学家认为，个人拥有主宰其财富的权利，富人的唯一责任不过是在使用钱财时保持理智。20世纪的著名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辩称，一位公民在政府用于资助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税收中贡献出了应有的份额，就意味着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可随心所欲地安排其税后收入。换言之，慈善家缴税后，剩下的钱是他自己的，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但富豪们捐出的善款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钱。2019 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年收入不超过5万英镑的个人需缴纳其中的20%作为所得税，5 万～15 万英镑缴40%，15 万英镑以上缴45%，可要是把钱捐给注册在案的慈善机构，那就另当别论了。为鼓励慈善捐款，英国政府采取了慷慨的税费减免政策，它允许个人在向慈善机构捐款的同时，获得收入税减免。这份减免将以补贴的形式，由政府额外拨给受资助的慈善机构，而政府的这部分开支自然是取自税收。以2012 年为例，政府为慈善捐赠者提供的各类税收优惠高达36.4亿英镑。这变相地将普通公民的钱投向了富人选择的慈善事业。既然纳税人出了一份力，那他们为何不能决定由哪家慈善机构来接收这些善款？

英国政府对慈善业的税费减免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601 年《慈善用途法》而设立的，该法案提出四大慈善目的：扶贫济困、推动教育进步、促进宗教发展和任何惠及社区的其他目的。而在美国，慈善机构就更易获得税费减免资格了，前提是不参与政党政治。两国政府对慈善捐赠都给予了额外的优惠。如此一来，慈善家既可获得税费减免，还能在慈善法的约束下决定这笔钱花在哪儿。富人因此得以控制一些本应由政府决策的事情。

富人政治与民主政治通常有着不同的优先事项。2013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税收、金融监管、关照穷人的福利项目等议题上，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右翼程度比公众更甚，而最富有的0.1%人群（身价逾4000 万美元）更是想要削减社会保障。与其他人相比，他们不怎么拥护最低工资标准，但却支持政府减小对大型企业、制药公司、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监管力度。

展示矜贫救厄的真正内涵

政治家们试图限制慈善业税费减免额度的做法总会遭到强烈抵制。2012 年，英国财政大臣想给捐款的减税额度设限，结果激起了慈善家、慈善机构和媒体的大规模抗议。

另一些人主张根据慈善的类别选择性地给予减税照顾。前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曾建议，取消私立学校的慈善组织资质。印第安纳大学人权律师弗兰·奎格利抱怨道：“对大学足球队、歌剧院和珍稀鸟类保护区的捐赠，居然可以和收容所得到的捐赠享受同等的税费减免。”斯坦福大学慈善与公民社会中心主任罗布·赖克称，慈善是“一种不用负责、不透明、由捐赠者主导、永久受保护且拥有极大税收优惠的权力形式”。

还有一些人将目光放在对富人增税上。针对如何解决社会不平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荷兰经济史学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表示：“答案很简单——停止谈论慈善，开始正视税收。”对富人增税的想法得到世界各地政府的认可。美国2020 年大选初期，几位民主党候选人均提出了向超级富豪增税的建议。欧洲和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进一步刺激了这种趋势。

包括巴菲特和盖茨在内的一些著名慈善家都公开支持对富人增税。“我缴的税比所有人都多，我乐意这么做，而且还应缴更多。”盖茨说。巴菲特认为自己有义务回馈社会，因为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要归功于社会”。锡拉丘兹语言系统创始人马丁·罗斯伯格直接点明，“我的财富不仅仅是我努力工作的结果，也得益于经济繁荣和公共投资。”国家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政府提供奖学金，他在大学任教期间还获得了大量科研经费的支持，这一切都为他创立公司、获取财富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被誉为“美国慈善事业之父”。他慷慨的捐赠与其削减工人工资以积累财富的无情手段相左。至于“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罗斯福总统评价道：“无论捐多少钱，都无法掩盖获取这些资产的不当行为。”如今，罗斯福对慈善洗白名誉的判断再次获得认可。或许，只有慈善家们有意识地摒除个人偏好，对解决社会不平等的切实举措予以支持，才能改变慈善业的现状，向世人展示乐善好施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