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刚一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片“伤痕文学”的愤怒声讨、悲情呻吟，“反思文学”的沉重思索、尖锐批判和“改革文学”的希望呐喊、兴奋奔走之中，他那如同海啸一样席卷文坛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却将一种“异端”的阅读体验带给了读者。借用当下时髦的话说，一夕之间，他就因之而成了妥妥的“网红”。此后，沉潜几年，他又为自己的小说盛宴添加了两盘“硬菜”——长篇小说《白海参》（1986年）和《曲里拐弯》（1989年），2007年后者再版时，又更名为《绝对亢奋》。这两部长篇与他出版于2006年的《山狼海贼》，共同构成了带有他本人鲜明自传色彩的“海碰子”三部曲。现在，在文学不断前进的征途中暂时驻足，将这三部曲置于一体反观回望，不难发现，其选取的素材，有着作者私人生活的鲜明印记，若把它们放置于近现代以来“成长主题小说”的范畴加以讨论，或许，它们之于时代的特殊意义，是很值得进一步梳理与挖掘的。

《白海参》：寻找“圣杯”之途

米兰·昆德拉曾把小说家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复制世界;第二种是解释世界，以及解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好的小说家应该是第三种，他们是把一个世界创造出来，并且不仅创造物质世界，也创造精神和心灵的世界。邓刚似乎可以被划入第三种小说家的行列，这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即可一窥端倪。

《白海参》讲述了辽东半岛上一群“海碰子”在“文革”年代“讨生活”的故事。这部作品使我们领略到的是生命的野性和欢畅，那特立独行的人物谱系颇具文学韵味和审美情致，刀剑般锋利的语言弥漫着辽东半岛特有的刚直、狂野的文化气息。小说所选用的叙事模式，有点类似欧洲中世纪探险寻宝的传奇，这种源自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们历经千难万险寻找象征希望、救赎的“圣杯”的故事模式，往往能使作品主题产生重层性的美学意义。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能激起审美情感的纯粹形式。《白海参》就是采用了“有意味的形式”来讲述一个关于苦难与勇气、希望和救赎的巨大寓言。整部小说的精神底色洋溢着一种原始的天真，一种对生命可能性的不懈进取和追寻。

瓦尔特·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地带向极致……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把生活带向极致，把存在追问到底，把人生的困惑通过生活的丰富性表达出来，把生与死当作小说主角来写，邓刚的写作，似乎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小说主人公“海碰子”马里身上有一种孤绝的品质，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呼应了中国文化中那种原始、本真的精神——精卫填海。精衛是一只小鸟，它嘴上所噙的树枝那么细小，而大海那么浩瀚，这是何等巨大的反差呀。但坚韧的生命不在乎这种反差，反倒有一种原始的天真与执着，不计成败不问得失，只知一往无前地进取，因为生命的精彩全在争取另一种可能性的过程之中。故事主人公“海碰子”于老鬼、马里和海狗子们，在“把命抛进大海里碰大运”艰难求生的同时，也锲而不舍地追寻着白海参象征的希望和救赎。老海碰子于老鬼是一个引导性人物，他苦苦追寻白海参却一生不得，在海里反而伤了肋骨。他既有底层的狡猾和粗俗，也是一个充满智慧、勇敢、不屈服于命运的好汉式人物。和老海碰子于老鬼的故事不同，作者在着重叙述小海碰子马里和海狗子立志踏上寻找白海参之途的故事时，也将少年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成长展示了出来：在这志向中，既包含了少年浑无边际的远大雄心，又带着贫瘠年月真实的生活欲望。马里和海狗子就这样在追白海参的征途中逐渐成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海狗子对豆芽的纯真爱情，在豆芽父母眼中抵不过逃避上山下乡的一个留城户口。而马里的初恋，伴随着他杂草般恣肆的成长而生长着，透露出了现实的荒谬和残酷。少年马里的心上人曾是如此美丽的小仙女——“刘琴是我同班的同学，她念书好得要命，即使考九十九分，她也会痛哭一场——为那一分掉下无数滴泪珠。刘琴的学习成绩经常摆在墙报栏里供我们观赏，当样板学习。不但如此，她还干净得要命：脸蛋粉粉的，手臂白白的，指甲修剪得那样整齐;要是夏天穿凉鞋，那双脚丫简直就是透明的。”面对这样的刘琴，马里的成长突然就以一种青春慕少艾的方式觉醒了，“似乎是一个早晨发生的事——”少年马里这种缘于异性启蒙的纯真幻想犹如干枯树叶的湿润筋脉，犹如漆黑夜晚的一盏小灯。然而在残酷荒谬的政治运动中，为了站稳革命立场，刘琴不仅坚决与双亲划清界限，甚至在别人的“激将”下去批斗大会上掌掴父母。可是，当马里受托下乡寻访她时，见到的却是“一个衣服缀满了补丁的农民挑着两只生锈的水桶，迎着我蹒跚走来——”然而，这并不是关于马里初恋的残酷真相——爱怜、疼惜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人无法挽回地走向一条下坡路却束手无策，这才是最要命的。伴随着马里的这种心绪，剩下的就是妥协、放弃和认命了;继而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支撑与信念，也哗啦啦如大厦将倾。

“极致的感觉描写”是邓刚小说的叙事特色，大肆渲染的感官经验是其主要内涵，它以强大的冲击力去触及读者的灵魂。邓刚擅长将通感、夸张、比拟等修辞手法，以及大量的色彩词，用“陌生化”的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以营造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这显然涉及该如何抓住活泼的生活经验。譬如，“不知为什么，每当我在水下憋得眼珠子往外鼓时，就禁不住想哭，似乎有许多悲伤的事情朝我一齐压来。实际上我绝没有那么多悲伤。父亲有问题，那是应该有;刘琴不理睬我，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根本就没有理由哭，再说我也根本不愿哭。然而，我实在是很悲伤，悲伤得要命，特别是憋得胸口发紧时，泪珠就差那么一点点，滴到水镜上。幸亏我马上就升出水面，那股要死要活的伤心劲儿陡地消散。不过，新的麻烦又来了——当我从阴暗冰冷的水面冲出来，看见温暖的太阳，蓝色的天空，呼吸到甜丝丝的空气，却又兴奋得要哈哈大笑，而且怎么也止不住。应该说，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笑的。有一个不光彩的父亲，还有一个我怎么爱也爱不上的姑娘，我笑个什么劲呢？但是不行，不管你的理智多么清醒，不管你的头脑多么明白，也丝毫不顶事儿。就像有人搔你的胳肢窝，或抠你的脚心。不愿哭时逼着你哭，不想笑时又非得笑，实在是欺人太甚。”小说把这种苦难和奇迹以一种极致叙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很惨烈，很直接，也很冷硬。

苦难，是文学书写的重要母题之一，尤其在生存叙事中，难得的不是袒露苦难，而是为苦难生存做见证的同时，也呈现出对生存苦难的超越，从而走向无比动人的生命神话。在《白海参》里，这一切都体现在小海碰子们的认知之中：“我一把抓住白海参……高高地举着肉乎乎的、滑溜溜的——于老鬼后悔了半辈子，海碰子向往了一万次的——白海参。……这家伙还在蠕动，说明它实实在在地在我们眼前。我们足足这样傻看了一百个小时，才渐渐恢复正常。‘这是宝，这是宝，这是宝呀！海狗子开始满沙滩打滚儿，大声叫唤。我也被他感染了，又蹦又跳，然后沿着沙滩飞跑不止，欢喜若狂。”然而乐极生悲的事就在此时发生了，“白海参开始变色，不像原先那么白，而是发灰……像枯萎的花朵。”面对与人类对峙的白海参出水变色的那一刹那，所有的热爱、疼痛、悲悯、感恩、焦虑、祈望及愤怒等情绪呼啸而至，如同海碰子那一口终于咳出来的苦，那一声还哽在胸口的吼。人类苦苦追寻的白海参，是上天的甘霖，是希望的象征，更是苦难中的救赎，但又有多少人真正抵近过它呢？其实那些尘封在时间中的苦难也同这白海参的传奇一样，在得到又失去的同时，就像捂在胸口的一群白鸟，它们以温柔的翅羽抚平了心灵的褶皱，以尖锐触角扒开了生活的伪饰，让人看到日子里落下的灰尘。

《白海参》虽说写了人的苦难，但邓刚并没有沉迷于对苦难的表象展示，而是力图通过苦难把人内心那种庄严的勇气和力量写出来——这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譬如马里的身上就洋溢着那种永不言败的乐观精神。作为一则寓言，《白海参》并非初出茅庐的少年如何征服世界的成长叙事，而是初涉世事的少年在成长中学习如何面对世界的心路，而这个留着时间刻度的个人成长的里程碑，其文字中蕴含着一丝不苟的积极力量，这份力量激励着自己，也温暖着他人。也许可以这么说，人们之所以欣赏邓刚的小说，不仅源于喜欢他笔下那些生机勃勃的海洋世界，同时也喜欢在这个世界背后看到的那条长长的精神探索的影子。如果说邓刚《迷人的海》时期的写作，还是其生命世界在文学世界的投射和映照，以及生命世界与文学世界的重合，那么到了《白海参》，则是文学世界对生命世界的照耀，因为作家相信了他所构筑的精神世界。

《绝对亢奋》：活在“异托邦”

雅克·德里达在《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中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说，或可理解为只有责任才能唤起沉睡的记忆——这至少应用在邓刚身上是合适的。我们都知道，“文革”的记忆经过数十年时光的掩埋，在许多人那里已经沉睡，真相也在时间的冲刷下慢慢模糊，以致消失。在这个时候，邓刚将再版的旧作《曲里拐弯》改名为《绝对亢奋》，应该有着特别的意义：反抗遗忘、警惕失忆。而驱使他如此做的动力，应该就是德里达所说的“责任”。在我关于“成长主题”小说的所有阅读经验里，不得不说，《绝对亢奋》是一部内容和意义都极其芜杂的作品。可以想象，当我们在新情势下再次回到历史现场，一定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包括心灵的和环境的，因为这是在同遗忘、同日渐消失的记忆、同权力的强势话语、同历史悲剧、同人性的隐秘品性做斗争。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创作《古拉格群岛》的情形，当时有人劝他：“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但索尔仁尼琴却说：“忘掉过去，会失去两只眼睛。”

《绝对亢奋》以一个叛逆少年陈立世的成长轨迹为线索，以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中叶这三个特定时代为故事背景，集中反映了辽东半岛上一座滨海城市中以“昌盛街”和海边煤场为中心辐射开去的中国底层社会的真实容颜。特别是位于西区的海边煤场里，容纳和聚集了各色人群：知青、盲流、盗贼、骗子、赌徒、木匠、流窜犯、海碰子、劳改释放人员与无业游民，以及被开除的工人和丢了职位的干部。展现了一群生活在“异托邦”中的底层人物在贫困线上痛苦、孤独、挣扎的心史。所谓“异托邦”，乃是米歇尔· 福柯在对现代城市的建筑和后现代具有梦幻性质的立体多维的空间进行详细分析后，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一个与“乌托邦”相对立的概念。“异托邦”的创造，是在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多种形式的空间文化中进行的，也就是多元化的一种文化混杂共存现象，譬如印度的贫民窟、中国的城中村、巴黎的下水道和纽约的黑人区等。对于生于贫困、长于乱世的少年陈立世来说，他眼里的世界被划分成了两部分——东区和西区。“东区大都是楼房，大百货商店和大剧院;西区大都是平房和一些乌烟瘴气的工厂”。“东区那里的海岸全是水泥砌得齐齐的港口码头，停泊着各种各样的轮船，使西区的孩子看了很开眼”;可是“西区的海有力气，有色彩，有故事。这也使西区的孩子性格同东区截然两样。我们这边敢打敢拼，说话声音高，骂人花样多，干什么事不拐弯抹角。即便是降为野孩子，也不下贱，顶多像动物那样凶猛地撕咬，却绝不耍花招。”这个西区，既充滿了杂乱、混浊、肮脏、穷困、粗野，又有着强悍刚烈和生气勃勃，是个藏污纳垢、鱼龙混杂、藏龙卧虎的所在。西区就是这座滨海城市中的“异托邦”。因此，十四岁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进入煤场抬煤，就成了陈立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走上社会、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成长是生理的，更是认知的，要通过对成长话语的理解才能实现成长。“叛逆”作为一个贬义词，原本指孩子违背长辈意志和文化传统，但从认知的角度看，叛逆则表明孩子想使自己对成长话语的理解有别于甚至超越他们的长辈，想争得理解传统话语的更大空间。叛逆奠定了超越传统的基础，成长才能有弹力和意义。少年陈立世像一蓬野草般生长，桀骜不驯，蔑视一切规范和教养，“威严和力气对我毫无用处”“生命里绝对注满了威武雄壮的细胞”“我的身体在煤筐的重压下变得健壮——就像锤子砸出来的锻件，肌肉筋骨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过于健壮的力量，逼得我坐立不安。”“我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就是——你越不让我干我越干”，而且“从不后悔”，这让“所有的老师都大吃一惊，一个人怎么能自己决定自己？”这样的陈立世，便经常被置于一种极具悲剧性的情境之中，在一个凶险的世界里浮沉，在某种边缘经受考验，接受命运的摆布并与命运抗争。

为了使小说叙事更具冲击力，邓刚对各种生存符号都加以极致化处理，他的笔下似乎总笼罩着一种强烈的绝望感、苦难体验和抗争意识。那些仿佛从野蛮世界挣扎出来的都市底层人物，用他们的命运，建构了令读者似曾相识的“异托邦”世界，他们各展其能地为获得起码的生存资源而拼搏的过程，即他们那出走、盗窃、卖淫、通奸、偷渡、走私、叛逃、出卖、告密、背叛、欺骗、失信、吵架、斗殴、贿赂……的过程，也是他们在灵与肉、怜悯与嫉妒、愚昧与文明、仁慈与冷酷、真诚与狡诈、爱情与情欲、善良与无耻、勇敢与怯懦、坚持与堕落等方方面面展开鏖战的过程。邓刚笔力强悍地将某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丑陋真相拖出地表，将“歌德”光圈下的“缺德”内核扒出来曝光，他的这种极致叙事，创造了各种震惊性的经验，而这些震惊性的经验，会促使读者真实地面对生命的困境、死亡的强大，以及人身上那种坚不可摧的生存信念。邓刚为自己的写作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叙事说服力，他往往把生命放在“非常态”的境地观察、逼视、追问，在生命的绝境里，测量人承受压力的限度，以及书写出人在生活压力下可能产生的勇气，从而把小说所要表达的那种时间的力量、悲伤的深度以及在绝望中迸发的勇气极致性地突显出来。

当然，这部小说也不乏温情色彩，如果说陈立世的人生是一个混合着污秽的成长故事，那么作品中的“母老虎”“姐姐”“香姐”“送受伤的陈立世就医的军官”等都给这“异托邦”带来了些许温暖，而母老虎便是众多故事中最明媚的景色之一，也是《绝对亢奋》中最动人也最让人揪心的女性形象。当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而不得不回原籍的母老虎悄然离去后，懵懂少年陈立世才猛然意识到，这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母老虎亲切唤他千万次“儿”，他却别别扭扭地从没叫过母老虎“妈”。此时，突然惊醒的少年对着驶过的一节节车厢，一遍遍地叫喊“妈”的时候，读者也会忍不住潸然泪下。所谓成长，也许就是当我们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时，当我们意识到一些最宝贵的东西已然失去时，那一刹那的洞彻世事。

邓刚没有将少年陈立世的成长如同《白海参》中的马里那样，直接嫁接在性的觉醒上，而是让他蓬头垢面地去“异托邦”里经历无数次的剔骨剜肉、痛彻心扉，让他充满愤怒地屡败屡战反抗不止——而这，恰是人性之中最为难得的天真与高贵。

《山狼海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每个人的一生中，注定有一些岁月、一些时间节点，会从漫长的日复一日的单调重复中脱颖而出，成为生命中的特殊印记。可是当它向你逼近，用神秘莫测的手叩响门环时，你可能还浑然不知过去的世界还在某处活着。邓刚年轻时当过的“海碰子”，是辽东半岛海边人“讨生活”的一种粗野行当。在人们眼中，这种“把命抛进海里碰大运的人”既令人敬畏，又受人鄙夷，而这段“山狼海贼”的生涯，则是邓刚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当他提笔写《山狼海贼》时已是花甲之年，此时的他，或多或少地会有某些弥补遗憾的情绪在发酵。

《山狼海贼》的重心不是写历史、政治和文化，而是写丰饶的苦难、复杂的人性及蓬勃的情欲。邓刚将人与人性“放置在20世纪60年代，激烈的革命使人们眼珠子先是愤怒得发红，接着就因物质匮乏而饥饿得发绿，最后不得不扑向大海寻求营养”的特定时代场景中来写。故事发生在辽东半岛的一座临海小城，刀鱼头、三条腿、大龇牙、马里这四个年轻的“海碰子”掀开了时代大幕，他们既是自诩的好汉子，又是社会边缘的“零余者”。在他们的世界里，性、政治、革命、运动，残酷精神和荒诞现实全都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大海黑暗，隐藏着各种凶险，却也有着诱人的利益。生活在海边，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海碰子”，似乎是山狼海贼们的宿命。邓刚曾在小说的《后记·我曾经是山狼海贼》中说：“我曾经就是一个山狼海贼。我绝对浑身长满鱼鳞，我绝对凶恶而粗野。”“那苦咸的海水，那刺骨的寒流，那黑洞洞的暗礁，那轰隆隆的浪涛，使我至今还在睡梦中重复恐惧。”邓刚不仅深刻地写出了对死的恐惧，也展现了强烈的求生意志与无底的绝望，并且他笔下的山狼海贼，在对自然的融入与抗争中，不但将人与自然的冲突升华为强劲的生命力，而且还实现了对尊严的追寻。当然，在回忆中，苦难有时也会混淆快乐，因而怀想快乐时，苦难似乎也能降低强度。毕竟，“再也没有那样金黄的沙滩，再也没有那样湛蓝的天空，再也没有那样肥美的海参，再也没有那样放肆的快活”的生活，会让人仿佛缺失点什么。邓刚是一个感官先行的作家，他的感觉既敏锐又纤细，既扎得深又黏得住所有碰到的东西，因此他感官中呈现出来的人和事，总是伴随着井喷般源源不断的激情，而这激情，其底色便明显是对美好事物的珍视与爱。

“山狼海贼”们渴慕自由，不仅是身体的自由，还有心灵的自由。文学的伦理，就是将沉沦的生命打捞出来，复活他们。人的肉体需要刺激，感官上的刺激越多，灵魂中的变化就越大。比如，严肃的“游击队员之歌”被搞笑地改成了——“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由于“海碰子”们的行为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显得放荡不羁，这便使邓刚的小说看起来更像一场话语的狂欢——在狂欢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对生存真实的持续开掘和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关注。小说中海碰子们“讨生活”的大海表面看起来像一块净土，其实根本无法摆脱身后时代狂潮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几乎没有人能置身其外：疯狂的革命和运动淹没了一切，摧毁了一切伦理道德，包括人性与爱情，从而诞生了那么多悲怆的故事，那么多人间不幸。对爱与性满怀憧憬的马里，却遭遇了恋人的背叛;刀鱼头企图以家暴的方式征服妻子张素英，却遭遇了老婆抛夫弃子出走的结局;三条腿暗恋葛心红却从未当面表白，然而又在葛心红嫁人之后偷偷与她通奸，终因烈士遗孀葛心红珠胎暗结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性爱经验一片空白又相貌丑陋的大龇牙为免母亲受辱而与仇人刘向前同归于尽，葬身海底……倘若将《山狼海贼》与《白海参》相比较，海碰子们关于“性”的言谈举止，实在太过赤裸，这种对于性和情欲原生态的、家常便饭式的大肆描写，令人感觉失之粗野和流俗，颇有“媚俗”之嫌，其间的各种情事，更是有如退潮之后留下的那片浑黄脏污的海滩;而《白海参》中的性描写，则如阳光直射海底折射出的五颜六色的光影，每一处细节都美得令人炫目。确实，海碰子的人生遭际令我们唏嘘不已，他们是被时代遗弃的边缘人，虽然有潜进大海深处捕获海货的本领，却无法抵御政治风浪的袭击。并且，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其他人物，也在那座特殊的炼狱中借由丰饶的苦难、复杂的人性与蓬勃的情欲炼成了成色各异的“钢铁”：二龇牙發育成长为一个娘炮男，韩靖姐夫是一个婚内出轨的人，赵英烈患上了阳痿，刘树林是一个痴恋人妻的乡下青年，张妮是因坏出身被揭露而无奈委身海碰子的小女人，“革命积极分子”刘向前则热衷偷听别家的房事……还有她们，马里未婚先孕的妹妹马云，背叛马里的大学生韩靖，因无法忍受家暴而抛家出走的张素英，婚外偷情却稀里糊涂成了烈士遗孀的葛心红，因国家战败而流落东北的日本女人宋子芳，等等。这所有的人，都在时代巨轮的碾轧下，不得不异化自身以图活命。

不知一个人要经历多少磨难和迷茫，才能领略到这些人事中的深刻意味。显然，在《山狼海贼》中，邓刚关于人生的省思加深了许多，他面对强大的荒谬依然无畏地抗争，他面对普遍的污秽仍能守护着一方净土。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人生的中途、富有创造力的壮年，发现自己一生的使命。”对于“海碰子”邓刚来说，创作《白海参》《绝对亢奋》《山狼海贼》便是他一生的神圣使命，而这悲怆恢宏、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三部曲，必将像他笔下的大海那样，因宽厚深广地包容了他人生的起点、创作的源头、精神的渊薮以及他所关注的一切思考的一切热爱或者仇恨的一切，而彰显出特殊的价值与命定的意义。

作者简介：

肖成，笔名萧成。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现任职于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有《陶渊明评传》《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图谱——1920—1945台湾小说》《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宝岛容颜——台湾文学论稿》及《椰风蕉雨入画来——南洋华文文学论稿》等，并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