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节在二月初。二月初的癸亥除夕，我一和爸妈吃完团圆饭就离开沈师，骑车飞回了红旗广场——哦，我不为夜游那爿坐落着毛泽东雕像的圆阔地域，而为回返我与之相隔咫尺的寒酸书房。另外，我爸妈居住的公寓楼也不在沈阳师范学院院内，只是毗邻着它破败的院墙。

照理说，我平素常住爸妈家里，没必要大年三十也青灯黄卷，貌似挑衅习俗或表演勤奋。但这天白天，我恰好收到了开年头一期的《青年文学》，而我的短篇《纯净的黄昏》发在上边，我是急于去欣赏它。作为刚履职半年的新闻记者，逢年过节格外忙碌，在白天采访和写稿的间隙，我没空为爱好分心走神。唯有更深夜沉的私密时刻，才可以缩进文学的壳里，既不听耳畔的鞭炮声声，也不看窗外的月色、积雪还有雕像，而是迅速洗手净身钻进被窝，毕恭毕敬自矜自恋地——然而，旋即，刚捧起杂志，我就又让我的名字还有小说退出了视野，而将目光聚焦到另一个名字和另一篇小说上。

邓刚！《龙兵过》！

我的作品发表史也有几年了，但能与邓刚“同框”，我觉得比单纯发小说重要许多。尽管当时我发表小说，比摇奖中彩还要艰难。我这么一说，邓刚在我心中的位置就不言而喻了。我景慕他，除了因为他拥有过人的才华与传奇的经历，更因为作为辽宁老乡，他这个文学英雄，仿佛与我血肉相连，连照片上他的壮硕粗犷都让我亲切：光他一个人，就抵得上一大队文學的龙兵啊！当时的我通体燥热，如同爱欲盈身，在气温不足二十度的小房间里，裸身下床转圈子踱步，并声嘶力竭地把声势浩大的《龙兵过》“过”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