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目鱼（短篇）

2021-06-28于德北

鸭绿江 2021年2期

于德北

就在前段时间——秋天即将来临但还未来临，我去了一次宁安镇。我是打车去的，花了一百二十多块钱。拉我去的出租车司机四十多岁，偏瘦，善言，既会说好话，也会讲故事。我本来是要和他讲讲价钱的，但是他三说两说就把我说服了，使我心甘情愿地打表计价。

路上一个多小时，他给我讲了好几个他们出租司机的趣事，可惜我心不在焉，一个也没有记住。

说实话，我之所以去宁安镇，是想给一个女人道歉。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喝酒——她不喝酒，是我喝多了，在她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们险些发生和生理有關的事故。我是借酒撒疯，她有点儿半推半就——在以前的交往中，她隐隐约约对我讲过，她的爱人满足不了她——但是到了事情最关键的时刻，她用力地推了我一下。有一辆车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两个车灯像集中营里的探照灯那么亮，直愣愣地照向黑暗的更黑暗处，沉默着，无人驾驶一般。

我们瞬间都被惊醒了，终止了一场“龌龊”的发生。

关于这件事，我们都很后悔，在电话里也互相致了歉，但是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缺少点什么呢？当面把事儿说开，还是把道歉的话说得更“真切”？我知道，这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事情啊。

人的心理就这么怪，尽管思维混乱，也会觉得那种“混乱”的思维被付诸行动，身心才会去除块垒。

我想，那就“混乱”着来吧。

我事先没有给她打电话，也没有发微信，只一心往她工作的那个镇子上去。我知道，她在镇上的中学上班，并且是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兼生活老师。

司机问我：“就到镇里吗？”

我点点头，说：“是。”想一想，又说：“到中学门口吧。”

司机也点头，随手按了一下音响，一个粗粗拉拉的嗓音顷刻间弥漫了整个空间。因为声音沧桑，我认真听了听，歌词大意是：“你问我怕什么？怕不能遇见你。这世界有点假，可我莫名爱上他。黄粱一梦二十年，你就是不懂爱也不懂情，写歌的人儿假正经，听歌的人儿最无情。”我问司机：“谁唱的？”

司机摇摇头，说：“我们就是瞎听，根本记不住谁是谁，再说记住又有什么用，不当一分钱花。”

他说的也对，听歌就是听调听词，又何必一定要知道演唱者是谁呢？

我们正说着话，宁安镇到了。司机问过一位站在路边望天的老人，一打方向盘，拐上一条狭窄的砂石路，眨眼之间就停在了宁安镇中学的大门前。大门紧闭着，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刚想按喇叭，突然看见学校的大门上挂着一条横幅，上边写着：时刻记清高考留给你的每一秒时间！司机转过头来看我，意思是问我怎么办。

我抬起手腕看看表，才上午十一点多点儿，她一定正在上课，不能接电话。

我对司机说：“去镇上找一家饭店吧。”

我们原路折返，又沿着一条破旧的柏油路驶到宁安镇的客运站，一般来说，这里应该就是镇子的“中心广场”。能够看出来，宁安镇只有这一条主街，一眼望去，除了客运站、银行、邮局、卫生所、畜牧站、招待所，几家招牌不同的饭店分列两厢，把短短的一条街装点得颇有点儿地域风情，当然，也略带出几分活力、几分生气。

“去哪家吃点特色呢？”我一边准备着给司机付钱，一边自言自语。

“去那家，那家有故事。”司机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个门脸儿并不大的饭店。

“这里会有什么故事？”我好奇心大起。

司机还在向那里张望。

“问你呢，你怎么知道？”我催问。

“看看名字。”司机收起钱。

定睛去看，饭店的名字叫“比目鱼”——比目鱼饭庄。开店的人外号叫比目鱼？食客都是比目鱼？经营的特色是比目鱼？还是比目鱼原本就是这个家族的图腾？我下了车，准备一探究竟。

“大哥，你一会儿回去吗？要是快的话，我等你。”司机在我身后说。见我未回，他加了一句“打折”。

我摆摆手让他走，说：“想喝点酒，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司机也不多话，绝尘而去。

我进了这家饭店，惊诧于它的空旷，二百多平方米的大厅只有四张桌，三张大的，一张小的，四张桌子都靠墙摆放，浪费出来的空间完全可以组织一个小型的舞会。

接待我的是一个轻手利脚的老太太。

“几个人？”她问我。

“一个，”我答，“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个。”

“那坐小桌吧，大桌都订出去了。”她把我引到靠近吧台的小桌前，安排我坐下。我刚坐好，她又说：“你不是我们镇上的人，镇上的人我都认识，包括已经死了的那些老东西。”我木然地点点头，说：“外地的。”

“省城的，你们省城人的身上都一股怪味儿。”她说。

这从何而来？我难以理解。

我把双肩背包放好，问：“咱家有什么特色？比目鱼？”

她诡异地笑了，摇摇头。

“比目鱼。”我把眼睛尽量挤在一处，用手比画说。

“我知道。”她说，“没有什么比目鱼，只有胖头、鲤子、白鲢和‘草根。”

我好像明白了，所谓比目鱼只是一个噱头。

“那鲤鱼吧。”我说。

她很开心，用力点点头。

好像知道我不会多点菜一样，她拾起桌子上的菜单往后厨去了。很快，后厨稀里哗啦一阵乱响，让空旷的大厅显得更加冷寂。

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告诉她我仍旧在宁安镇，在一家叫比目鱼饭庄的大饭店里，已经点好了一个菜。不一会儿，她在微信里回了一个“笑脸”，接着说中午要安排学生休息，看着他们睡午觉，实在不能出去，万望谅解。不等我回复，她又补发了一条：你净骗人，逗我开心，我在这镇子上教书十多年了，哪有什么比目鱼饭庄？

她这玩笑开得有点过火。

我正准备拍张照片发给她，以佐证我并没有撒谎，就这当口，但听门帘一响，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被四五个剃着光头的中年男子拥进屋子。他们一进来，这饭店就热闹了，光头们说话声一律极高，几乎可以掀翻房顶。戴鸭舌帽的男人有五十几岁的样子，瘦，眼睛又圆又小，两个耳朵极力外扩。他的手里拿着烟，手指弯曲着，像一把镰刀。那几个光头男子三四十岁不等，个个都有二百几十斤，他们的半截袖T恤都撩起了一半儿，圆滚滚的肚皮上下乱颤。

显然，他们和这家饭店很熟，进得门来，也不用店里招呼，咋咋呼呼地去了门口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接下来，拿酒的拿酒，拿碗筷的拿碗筷，进后厨的进后厨，点菜的点菜，张罗着倒水的倒水，点烟的点烟，一时间喧天动地，大厅也仿佛缩小了许多。

光头男子们是星，鸭舌帽是月，让人一看即懂，这种格局叫“众星捧月”。

老太太从后厨出来，冲着鸭舌帽喊：“老师来了，今天吃点啥呀？”

“早晨预订了比目鱼。”鸭舌帽说。

“余下的老规矩？”

“老规矩，剩下的你们看着上就行。”鸭舌帽十分洒脱。

我又起纳罕，不是没有比目鱼吗，为什么他们那桌就有呢？因为是常客？转念一想，也是，他们早晨就预订了，饭店起早进了货也未可知。

真是一个奇怪的所在，难道那位出租车司机未卜先知？

我的注意力一直没有离开那桌客人，倒不是想当一个窃听者，但他们的高声喧哗实在是保守不了什么秘密。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至少两个信息：他们都是宁安镇中学的老师;鸭舌帽是教美术的，据他们的言论，他在画界有点小名气，因擅画公鸡，所以被同行们尊称为“沙公鸡”。起初有误解，以为他画技太高，足以几笔“杀”死一只或几只公鸡，后来听得真切，原来这位鸭舌帽姓沙，“沙公鸡”是根据他的姓氏来的。

鱼上来了，是一盘烧得十分诱人口水的美味，只是个头太大，恐怕两三个人也未必吃得掉。问了一下价钱，超出想象地低廉，心理上获得了滿足，腹欲也骤增起来。这鱼用了许多辣椒，十分符合我的口味，所以，除了三两散装白酒，我还破例要了四两米饭。

饭店一直就我们两桌客人，看来老太太所讲的“预订”，只是担心我一个人占据了大桌，白白浪费面积罢了。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临时的客人光临，那时再调来换去，也实在是麻烦。老太太见我一个人孤寂，便直走过来坐到我对面，她打量我一会儿，抿了抿嘴唇和我搭话。

她问我：“来这里办事儿啊？”

我喝了一口酒，说：“找人。”

“找谁呀？”

“张红梅。”

“多大岁数？”

“和我差不多，五十多了。”我又喝了一口酒说，“唱二人转的，小时候一起学戏，唱过一副架。后来分开了，突然想起她，托人打听，说‘倒嗓儿了，回家了。听说她老家就在宁安镇，所以过来找找，看看能不能见上一面。说白了，想她了。”

“你瞎说，要不就是她骗你呢。”老太太直摇头。

我是在瞎编，却依然装出疑惑不解的样子，强调说：“我没瞎说。”

“看你的样子，不像唱戏的。”

“怎么会？只是多年不唱，许多戏文都生了。”

老太太狡猾地盯着我说：“你给我唱一段。”

我愣了一下，接着清了清嗓子。这一点难不倒我，因为她喜欢二人转，并且很会唱二人转，所以，平日接触里耳濡目染地学了几句，没想到此处派上了用场。可我又瞬间转念，她为什么会喜欢二人转呢？难道就是为了让我来宁安镇上表演一番吗？

那就表演一番吧。

我唱了一段《梁赛金擀面》，述说了兄妹相见的渴望和珍存心底的那份真情，也许是喝酒的缘故，我的嗓子特别“在家”，一段唱词下来，颇有几分荡气回肠。

老太太说：“嗯，听来你像个唱戏的，可是我告诉你，你那个师妹张红梅的确骗了你，她家不在我们宁安镇。我们宁安镇一共只有三户姓张的，都是亲戚，他们老张家五辈人我都认识，没有这个叫张红梅的。”

我说：“她的艺名叫小玲子。”

老太太摆手说：“别说小玲子，就连大挂钟都没有。过去都说多情女子薄情汉，从这儿看呀，这薄情女子也是存在的。”

在这么通透的老太太面前，我有点手足无措。

“您高寿啊？”我这是真正地没话找话。

“猜猜看。”

我伸出六个手指头。

老太太嘴一撇，站起身说：“九十多喽，也不知还能干几年。”

我惊得张大了嘴巴。

老太太说完话就去后厨忙活了。她脚步轻快，像一阵风，无论她的思维、身形、言谈、举止，都不能使我相信，一个如此高龄的人，还能帮助儿孙打理店面。后厨出来一个小伙子，手里端着一个大大的盘子，我趁机向他求证老太太的话是真是假，他面无表情地对我说：“那是我太奶。”

我笑了，一口干了杯子里的酒。

他上的菜就是鸭舌帽，也就是“沙公鸡”他们要的比目鱼，我站起身仔细打量，大失所望。他们的“比目鱼”也不过是一条胖头鱼而已，而且体量不大，和我盘中的鲤鱼差不多，只不过我盘中的鲤鱼是睁着眼睛的，而那条所谓比目鱼的眼睛被一片香菜叶遮住了。

这时，那个鸭舌帽隔着桌子问我：“先生唱得好！敢问你说的那个张红梅多大岁数？长得什么样？”

我本不想理会他们，只想一个人喝酒。旅途中的人基本如此，为了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是很少和陌生人说话的。至于他们那一桌，我更是如此，他们虽然都是老师，但他们的身材、体量，实在让我望而却步，深感畏惧。

但是，此时此刻避不开了。

人家问话，不答是不礼貌的。

我客气地笑了笑，说：“快六十了。”

那几个光头显然很失望，纷纷叹气，有的抽烟，有的兀自喝白酒，好像一场精彩的大戏被我搞砸了，他们手中的头等门票变成了一张张毫无价值的废纸。

一个光头说：“不是，不是咱们学校的那个。”

另一个光头说：“可是咱们学校的张红梅也会唱二人转呀，而且唱得还挺带劲儿，你看她唱的《马前泼水》，崔氏女演得多浪啊！”

又一个光头说：“听说她还在外边唱呢……”

离鸭舌帽最近的光头咳嗽一声，说：“别忘了那是沙哥的菜啊，可别瞎胡掰，整急眼了，今后你们再办什么事儿，让沙哥给你们画公鸡，可就没指望了。”

又一个光头回了一句：“那就画母鸡呗，反正咱沙哥‘踩蛋儿也有一套。”

一群人哈哈大笑起来。

见我愣怔在那里，鸭舌帽举了举杯，提高声音说：“对不起，打扰了。”

我举了一下空杯，说：“没事儿。”

大概因为我虚构的张红梅和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张红梅大相径庭，所以那四个光头对我不再感兴趣，他们只说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对我的存在早已视而不见。我又向老太太要了三两白酒，给盘中的鲤鱼翻了一个身。这个翻身只是习惯，半条鱼足以让我酒足饭饱了。

我又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但她没有回。

天突然有点阴，我把自己的目光放送到门外的街道上去——一辆标有“宁安环卫”的三轮车首先映入我的视野，一个女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街面。接下来我看见一个男人双手插在裤兜里，后面跟着他的女人和两个孩子——是双胞胎，穿着和环卫工人一样颜色的衣服。一面“修鞋擦鞋”的匾被夹在“烟酒商行”和“大力烧烤”中间，“擦鞋”的“鞋”字革字边儿掉了，只剩下一个“圭”，变成了“擦鞋擦圭”。电线杆子上绑着一个蓝色的牌子，但是字迹无法辨清。电线杆子下边是垃圾箱，垃圾箱旁边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垃圾袋，袋口没有拧死，此时像一只传说中的天狗在吞日头。客运站的长途车发车了，售票员在敞开的车门台阶上高声呐喊，一个孩子努力奔跑，不知是在撵车还是淘气地追逐着汽车的尾气。还有一把破旧的椅子，安静地蹲在邮局门口，上边搭着一件蓝色的裙子，裙摆还滴着水珠——一定是滴着水珠，因为它本质的蓝已经被水浸得发绿了。

还有什么？

一群苍蝇不知从何处而来，密密麻麻地贴在窗玻璃上。

又一个光头问鸭舌帽，说：“哥，都说你俩好，你和兄弟们说说，你俩到底有没有事儿。”

另一个光头说：“这还用问吗？咱们校谁不知道她和她老公感情不和啊。”

一个光头说：“也是，离了算了，她会唱，沙哥会画，怎么说也是‘艺术之家。”

离鸭舌帽最近的光头又咳嗽一声，顺势看了一眼鸭舌帽。

又一个光头催问：“沙哥，说说，说说。”

鸭舌帽沉默半天，“哈哈”笑了两声，说：“咱们都是正经人啊，没啥事儿，有啥事儿啊？没啥事儿，就是有一次喝多了，想亲她一下，她生气了，说，‘你啥时没口臭了再亲吧。”他们又一发声地笑起来，好像占了多大的便宜。

他们的笑声未落，老太太骂道：“你说说，你说说，你们还是老师呢，就这德行，咋教学生呢？”

一个光头说：“老祖宗骂得对。”他指着鸭舌帽，“他是美术老师，我是体育老师。”又指着其他三个光头说：“他们算个屁老师，他们是保安，学校的保安，只保护学生，不会教书。”老太太又骂：“都不是好犊子。”

他们又笑。

老太太进了厨房，鸭舌帽低声说：“要说再过分点儿，我抱她的时候，她的衣服扣子开了，白花花的一堆，差一点儿把我的眼睛晃瞎了。”

他们应该还会哄笑的，但我有点喝多了，他们的笑声还在胸腔里挤压，我已经高声怒骂了一句脏话。

室内突然安静下来。

那桌人都把目光转向我，好半天，有人问：“你骂啥？”

我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脏话。

接下来的情况可想而知，鸭舌帽坐着没动，那四个光头向我冲来，我猛地拉开双肩背包的拉链，一只手抵挡着他们的拳打脚踢，一只手在背包里胡乱地抓挠着。我有一把瑞士军刀，跟随我已经三十余年了，是我当年用家中的一尊鎏金佛像从一个旧货贩子手里换来的。“二战”时谁用过它，我不知道，但现在它成了我的防身之物。

我没有找到那把刀。

之前，只要我出门，但凡条件允许，我和刀都是不离身的。

我被群殴了，或者用现在孩子们的流行语说，被“圈踢”了。

那帮人打完我走了，临走前鸭舌帽对我说：“我们是开玩笑，和你没关系，可你骂人不对，在这个镇子上，你骂我们还算便宜的，如果换了别人，恐怕你就回不去了。”

这是他的话，我记了个大概，但是他的口臭我记住了，是一股我少年时在老家乡下闻过的泔水味，令人作呕。

他的话也许还有几分真诚吧。果然，在他们走后，老太太过来踹我一脚，这一脚踹得短促而有力，脚还没落地呢，便随口骂道：“结账！结完账滚王八犊子！”

我鼻青脸肿地“滚王八犊子”了。

我的瑞士军刀哪里去了？出了饭店的大门，我把双肩背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了地上，笔袋、记事本、身份证、钱包……该在的东西都在，但就是没有瑞士军刀。我又委屈又绝望地四下张望，仿佛要把这个阴霾的下午我所目及的一切都印在眼睛里。我想去当地的派出所报案，可我想想我自己，一个自诩正直善良的人，我的龌龊又比他们的玩笑干净多少？在那些伏在比目鱼饭庄窗玻璃上的苍蝇里，我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员呢？

“大哥。”有人叫我。

我注目凝视，竟是送我来的那位司机师傅。我如见救星一般，泪流满面地钻进了他的车。他告诉我，他饿了，也想在这儿吃点儿东西，另外他说，难得跑一次长途，也给自己放放假，算是旅游了。他还说，他也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心想万一能接到我，不还多挣一点钱嘛，省得放空车，白浪费汽油。

“半价。”他说。

“全价！必须全价！”我也强调。

他不再说什么。

他按開音响，依旧是那个粗粗拉拉的声音：“你问我怕什么？怕不能遇见你。这世界有点假，可我莫名爱上他。黄粱一梦二十年，你就是不懂爱也不懂情，写歌的人儿假正经，听歌的人儿最无情。”

我将头拧向窗外，狭窄的砂石路一闪而过，出了破旧的涵洞，大片大片的田野弥漫在我的眼前。这个季节，玉米已经长得过人高了，壕沟边上的野花做着最后的怒放，蝴蝶飞舞着，翅膀的边缘已经出现残破的痕迹，太阳西斜到防风林的树梢，一只大鸟穿过路面向东飞去。不断有车超过我们，像那些光头恶汉，可这些已与我毫无关联，我只需要在我自己的沉默里为自己疗伤。

我受伤了吗？

我无法回答我自己。

她有一辆车，我想和她在车上发生关系，险些就发生了，但又被意外的照射冲断，我想郑重地当面向她道歉，便去了她工作的镇子上找她……

就这些！

我用什么来回答我自己？

回到我的城市里，司机再次问我去哪里，我说随便找一个饭店吧，我请你吃饭。司机这回不客气，找了一家司机盒饭，让对班儿来接，他要陪我喝点儿酒。对班儿在电话里骂了句什么，他笑着说：“多补你一天油钱行不？”对班儿显然是同意了，电话那端骂人的声音更加响亮了，但比骂声更响亮的是笑声，笑声里把爹妈奶奶都带上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多少，喝了多长时间，记不得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是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烧烤店里，啤酒摆满了一地，桌子上的吃食几乎一口也没有动。太阳出来了，我们也该走了，司机说：“今天又出不了车了，这一身的酒气，不用查都是醉驾，不如找个洗浴泡个澡，再好好地补上一觉。”他问我去不去，他请。我说不去了，要去也该我请，我得去医院先做个检查，看看身上有没有被打坏的地方。就这样，我们分手，分手前互相加了微信，约好今后有事用车联系，优惠。

我给她发微信。

她还是没回。

再后来，警察就来找我了，问我认不认识张红梅。

我摇摇头，我不认识张红梅。

警察盯着我，冷冷地问：“再想想？张红梅？”

我说：“不认识。”

“小玲子呢？”警察的手里拿着笔，笔尖儿死死地顶着桌面。

我点头。

“小玲子”是她的微信昵称，我们是在微信上认识的。我从未问过她的真实姓名，就像她从来不问我一样。我们见过几次面，见面的目的彼此心照不宣，所幸在目的即将达到的时候，被生活本身暗藏的神秘力量粉碎了。

现在想来，也只能用“粉碎”一词最为恰当。

就在我离开宁安镇的那个晚上，鸭舌帽被人杀了，他脸冲下趴在镇子边缘的一条阴沟里，帽子落在离他三四米远的地方。阴沟的旁边是一大片金黄的地环儿花，再过一段时间，那些地环儿就会被镇子里的妇女挖出来，腌制成脆生生的咸菜，到那时，如果鸭舌帽还活着，也许会就着它们喝两杯小酒吧。

可是，现在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