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强，陈文娟，马亚飞，杨婕妤，杨清

（1.甘肃农业大学财经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2.甘肃省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730070；3.甘肃农业大学理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草原生态安全既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生态安全的薄弱环节［1］。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为独特的生态地域单元，境内拥有大面积的草地、湿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巨大，是黄河、长江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甘肃“两江一水”流域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同时，甘南州作为青藏高原社会大系的窗口和“藏族现代化的跳板”［2］，又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之一，面临着全面脱贫与生态保护的双重任务。

近年来，在人类活动胁迫下，草原生态系统碎片化趋势明显，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已影响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生态安全。为此，国家先后实施了“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甘南州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以及“甘南州生态文明建设”等系列投资巨大的生态治理工程项目，有效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然而，当前牧区普遍实行的以政府为主导，以围栏禁牧为核心的草场治理模式，明晰牧户草场边界的同时，打破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稳定性［3］，削弱了牧户参与草原治理政策制定的主体地位，牧户日益被边缘化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和终极执行者，缺乏内在应激与配合，致使政策约束难以进入其生产决策，抑制了政策作用的发挥，甚至与监管部门发生冲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