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国

钱锺书在《管锥编》第三册第1748页（三联书店2019年版）就“信、达、雅”说了一番话，而且还在页注中引了法国人的一句法文原文和德国人的一句德文原文，供读者参考。是册目录中，这番话被冠以“译事三难”的小标题。罗新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编《翻译论集》时，将这番话置于是集第一辑“古代部分”第一篇文章即支谦《法句经序》之后，作为“研究与资料”栏目的首文。全文如下：

支谦《法句经序》：“仆初嫌其为词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旨，不加文饰。”按“严”即“庄严”之“严”，与“饰”变文同意。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一人讽世，制“撒谎表”（Bugie），胪列虚伪不实之言，如文人自谦“拙作”（la mia modesta poema），征婚广告侈陈才貌等，而“直译本”（la traduzione letterale）亦与其数，可谓善滑稽矣。

治学一丝不苟的罗先生将钱先生所引法文原文和德文原文也原封不动地作为页注录上。2009年，《翻译论集》（修订本）问世，钱文所处位置一如1984年初版，未有发生任何变化。

日前，在罗先生的启发与“敦促”下，我将钱先生的这番文字又反反复复地读了好几遍，深感其至少含有四层意义。首先，探明了严复所标榜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源头;其次，阐释了“信”的内涵;再次，解析了“信、达、雅”之间的关系;复次，指出了“直译本”曾为人诟病。

公元三世纪，支谦撰出《法句经序》，其中“達、雅”的提法当属其首创，“信”的提法则是取自老子。一千六百余年后，严复译毕《天演论》，很有可能将支谦的《法句经序》研读过。然后，他从里面拈出三个字，道出了翻译的三种难处，即“译事三难：信、达、雅”。一向善于总结、提高的某些后人，把这七个字几经琢磨之后，或称其为翻译理论，或称其为翻译标准，并将其认定是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这样，区区七字影响中国译人一百余年，估计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何谓“信”？在钱先生看来，第一，“信”里面包括了“达”和“雅”;第二，“信”表示译文既要传达原文的“义旨”，又要亮出原文的“风格”;第三，“信”尤指译文必须注重原文的意义，但不必为原文的形式所拘囿，即“得意忘言”，使译出来的文字，既能充分传达出发语的意义，又具有目的语的通顺流畅，从而能够“解人难索”。“解”者，“解除、解围”也;“难”者，困难也;“索”者，“寻找、求索”也;“人”自然是指目的语读者了。显而易见，“解人难索”就是指“译文不要让译语读者在其字里行间困难重重地寻求原文的意义”。君不见，有几多译文，尤其是哲学领域的一些译文，由于译者以蛮狠之力译出，译语往往佶屈聱牙，译语读者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探出其中的奥妙。这样的译文与“解人难索”的译文相比，自然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信、达、雅”三者关系如何？“达”服务于“信”，旨在“尽信”。完全体现了“信”的译文一定“达”，当然也有不忠实于原文的“达”译文。“雅”不是为“达”推波助澜，“雅”也不是“润色加藻”。何谓“雅”？钱先生未有明言。窃以为，“雅”指的是“正确”、“规范”、“美好”，如诸葛亮《出师表》中有“察纳雅言”，这个“雅”字便是“正确”。又如《论语·述而》中有“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个“雅”字指的是“规范”。再如《史记·张耳陈馀传》有“张耳雅游”，这个“雅”字分明就是“美好”之意。

一向行文幽默的钱先生还告诉我们，西方曾有一位“善滑稽”的人，煞费苦心地制作了一份“撒谎表”，将“虚伪不实之言”一一列出，“直译本”居然榜上有名。将“直译本”视为“撒谎”，正好印证了钱先生“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的说法。

钱先生所引页注亦耐人寻味，法文的意思是“译事之难，先把拉丁文学好，再把拉丁文忘掉”，德文的意思是“译文若求忠实，译笔务必自由”。由是观之，钱先生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不太主张“直译”的。读读《管锥编》中钱先生的那些繁星满天般的译文，情形莫不如是。

钱先生的《管锥编》、罗先生的《翻译论集》一直是我的案头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经翻阅了三十多个春秋，书的封面差不多要掉落，书内的订书线也渐渐管不住书页。令人汗颜的是，钱先生这段“译事三难”的文字，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从我的眼皮子下溜过，我却一直未能在其面前久驻，遑论一字一字地细细推敲了。这次，多亏罗先生的过问，我总算好好地用了一番功夫。

钱先生关于翻译有不少真知灼见，这些说法贯穿在他的许许多多的文字当中。其中一些，已经被人开采出来，比如“化境论”等，但还有不少说法仍然等待着“钱迷”们去解读，去挖掘。从广义的角度而论，钱先生的这些说法其实无异于翻译理论，人们可以有种种理由醉心于西方人那一部部砖头般的翻译理论，但无论如何不能对钱先生有关翻译的说法掉以轻心。须知，这些看似片言只语的说法，里面恰恰饱含着沉甸甸的翻译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