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慰安妇”制度，二十余万中国女性被日军强征为性奴隶，惨遭日军奸淫，受尽无数折磨，身心遭受巨大痛苦。由于日军在战败之际销毁了大量强征“慰安妇”的证据，东京审判未把性暴力作为专门罪行审判，以及受传统贞洁观念的束缚，鲜有日军“慰安妇”制度幸存者勇于承认自身的遭遇，因而在战后该群体几乎处于噤声状态。对于她们的了解，更多人是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谢冰莹《梅子姑娘》、王思季《朝鲜少女吟》以及陈定编剧的《秋子》等短篇小说或诗词戏曲了解到曾经存在过的“慰安妇”。然而，随着抗战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在中华民族集体认同构建过程中，“慰安妇”不符合民族认同框架中悲壮史诗可歌可泣的国族叙事，无法被纳入胜利历史的叙事体系之中。“慰安妇”作为“不完美的受害者”逐渐沉寂在战后如火如荼的社会经济建设和层出不穷的“运动”之中，相关的文学作品亦极少面世。直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全球化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兴起以及90年代初韩国原“慰安妇”金学顺老人和中国原“慰安妇”万爱花老人勇敢站出来控诉日军性暴力罪行之后，日军“慰安妇”制度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并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日本右翼的“卖春妇”自愿论和世界各国的“性奴隶”强征论的对立观点撕裂了日本与世界各国对于“慰安妇”的理解，“慰安妇”再次成为“问题”。作为现实的映照，沉寂了四十余年的“慰安妇”题材再次成为作家创作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