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

一声枪响撕裂了山村的平静，天崩地裂，湘江两岸血肉横飞，毁灭了一切惯常，善恶都被放大。

——题记

引子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开始了震惊世界的长征。

这次战略大转移，实现了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

2 个纵队，5个军团，86000 多人。那个夕阳西沉的黄昏，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匆匆出发。

四天四夜，红军将士或走浮桥，或摆渡，或涉水过河。

夕阳西下，指战员们心情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行的战友和亲人。

滚滚的河水泛着黄色泡沫翻腾着，秋风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

随后，他们一路过关斩将，历时四十余天，突破了国民党布下的三道封锁线，11 月 25 日开始，由湘桂交界之地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广西。灌阳、全州、兴安，正是广西境内的湘桂门户。三座城镇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岭南咽喉全州似三角形顶点，灌阳、兴安一线拉成三角形的底边。

湘、粤、桂军与国民党中央军，早就在“铁三角”长约一百三十公里、宽约五十公里地域张开口袋。国民党兵分五路，前堵后追，北压南挡，两侧夹击，只等中央红军撞进“铁三角”，发动铁壁合围，企图彻底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

中央红军唯一的出路，只有抢渡湘江！

唯有抢渡湘江，撞开湘、桂两军主力布防的湘江门户，才能摆脱被扼杀的命运，才能摆脱这场灭顶之灾。

湘桂交界之地，战云低垂，杀机重重。

蒋介石精心布控的30万大军，如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恶虎，随时准备将中央红军一口吞掉。

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每天都在关注着“追剿军”和中央红军的动向，其调动湘、粤、桂及中央军，一路前堵后追，左右夹击，步步紧逼，欲将红军往口袋阵里赶，只等中央红军撞入，即发动铁壁合围，“将中央红军全歼于在湘江以东地区”。

中革军委决定，红八、红九军团虚晃一枪，佯攻龙虎关，以吸引桂军东调。

白崇禧接到报告后异常紧张，为防红军攻桂林，遂报蒋介石同意，令桂军主力从全州、兴安一线南移龙虎关、恭城一带，阻止红军进广西腹地，并防止中央军乘机入桂。

中革军委于 25 日决定，分四路纵队进入广西，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渡过湘江，红一、红三军团奉命迅速抢占四大渡口，并在灌阳之新圩、全州之脚山铺、兴安之光华铺等地域构筑工事，阻击敌军;红五军团继续作为全军后卫，负责截击和迟滞尾追之敌。

桂军主力 11 月 26 日开始由恭城向北调动。

湘军 11 月 27 日抢占全州城。

旌旗猎猎，战马嘶鸣。

当日，陷入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的重兵围堵之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打响……一声枪响撕裂了山村的平静，焦土烈焰，天崩地裂，湘江两岸血肉横飞，毁灭了一切惯常，善恶都被放大。

每一次战斗，都有年轻的士兵倒在湘江两岸;

每一次战斗，都在书写苦难辉煌;

每一次战斗，都在铭刻忠诚信仰。

机枪扫射，炮弹爆破，飞机轰炸，千种怪啸撕裂空气。

焦土烈焰，水柱擎天，天崩地裂，十万火急，血肉纷飞。

血染的桂北大地，書写着军民鱼水情。

湘江北望，万山红遍。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民间留下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时间虽然过去了86年，历史的车轮，不仅没有淡化红飘带刻画的光影，还因岁月的磨砺使其愈发神圣。这些传奇散落于桂北大地，以各种形式传诵，虽是纯民间的非文本记忆碎片，却能穿越时空代代相传。

民间记忆，原本就是一部鲜活的史籍。

湘江两岸百姓， 有为红军架桥的， 有为红军疗伤的， 有为红军送饭的，有为红军带路的， 有为红军挑担的， 有为红军守墓的，有收养失散红军的……有汉族，也有苗、瑶、壮、侗等少数民族。

山野田间，我似推开一扇扇尘封的窗，靠近一条条记忆的河，倾听47位普通百姓娓娓道来。

战争是惨痛的。

这是他们亲历亲闻，被战争摧残、折磨，以及一系列内心世界崩塌，和对红军伤员的怜悯、救助，直至看到新希望的故事。

我试图通过对细节的记录，还原血脉生动的历史原态。

亲历者是鲜活的。

他们带着伤，带着痛，带着穿越沧桑之后的淡然，他们的话语时常是断裂或跳跃的，有时候是因为过去的伤痛，有时候是因为现在的年老。

他们在逆境里抗争，在苦难中锤炼。

他们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帮助红军。

那些故事，我以为早已烂熟于心。直到正式动笔，方发觉它离我那么遥远，遥远到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沿着他们的足迹，追寻故事的主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抽丝剥茧，用有限的碎片做一份拼图，力求将事实还原。

我从湘江畔出发，一遍又一遍沿着他们的足迹追寻。

我从湘江出发，复又回到湘江。

湘江北望，大地苍茫。

硝烟早已散尽，大地鸟语花香。渔樵耕读的人们，北往南来。

半个世纪前，战火是真实的，新生是真实的。亲历者纵横的皱褶里藏着它们，老人疼痛的记忆里藏着它们——

1.一床棉被

1934年11月底，极不寻常。

那段时间，我总感觉心里发慌，古话讲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我两边眼皮都跳，一直在跳，用了好多土办法都止不住。

我一直在担心有大灾大难要来，整天心慌慌的。

果然，没过多久大事就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起来！

一位流落红军讲，他们从江西、福建出发，突破老蒋（指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后，打25号开始，由湖南和广西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进入我们灌阳县，在文市、水车架设桥梁，准备横渡灌江后赶往湘江。还没过江呢，老蒋的人就噼噼啪啪打过来了。

早在红军到来前，李军（指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为了堵截他们，已经在桂北灌阳、全州、兴安一带实行空室清野。李军在调集民团，征派民工赶筑工事，埋竹签，设路障的同时，要求当地人把粮食、财物全部藏起来，喊老百姓赶快到山上躲红军。

那两天，因为有风声说水车要过兵，村里好些人都去外面投奔亲戚了，剩下的，也都赶紧拖家带口往山上躲。我跟着上山的人群走到半路，因刚满两岁的奶崽（桂北方言，意思是男孩）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趁着夜色返回家中。

夜里，有个穿灰色衣服的年轻人路过我家门口，听见奶崽在哭，就进屋查看。

我很害怕，抱起奶崽想从后门离开。

他上前几步，抓住我的手腕说：“老表，你不要怕，我们是红军，路过你们文市，不会害你的。”

我紧紧抱着奶崽，不敢作声。

“细伢子滚烫啊，”他摸了摸奶崽的额头说，“老表，不要着急，我去帮你找个医生，你等我回来。”

没等我答话，他转身跑出去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非常害怕，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是祸躲不过。狗日的，大不了就拿自己这一百多斤菜和他拼了。

我一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实农民，哪里见过扛枪的兵？但有什么办法呢？黑灯瞎火，有个年幼生病的孩子在身边，想再出去躲是不可能了，只能硬着头皮干着急，听着屋外呜呜嚎叫的北风，心里在打鼓，既希望他能帮找个医生来，又希望他不要再回来。

哪个不怕啊！

鬼晓得他是不是要带人来抢东西呢？

约莫过了半餐饭时间，当兵的回來了，手里提着一盏马灯在前面带路，身后跟着一个50岁左右的老红军，一身灰色衣服，消瘦的脸庞，眼窝深陷，看起来很疲倦，他衣服很旧很脏，浑身上下到处都是补丁，有的地方，发黄的棉絮已经从破洞跑出来。

“老表，”那个兵进门后说道，“医官来了，快让他看看细伢子。”

看着这两个当兵的，我紧张地搓着双手。奶崽突然病得厉害，加上马上要打仗，村里就剩我俩爷崽，我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

“老表！老表！”医官见我在发蒙，抬高嗓门喊道。

我赶忙给医官让座。

医官冲我摇摇手，麻直朝躺在火塘边的奶崽走去。

我在火塘边铺了一摞稻草，崽僵着脸缩在稻草上，此时已经不再哭闹，只是脸颊通红，喉咙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我知道，崽是哭累了。医官来之前，我煨了几个红薯，但一口也没喂进去。他已经两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医官蹲下，俯身，右手背贴了贴奶崽的额头。

医官抬头看看我。叹了口气，没说话。

我站在一旁，使劲地搓着双手。

“细伢子是咽喉发炎引起发烧，脓点有些大，不过没有关系，”医官用手电筒照了照孩子的喉咙，这才抬头说道，“吃点药就好了。”

见我没说话，他接着说：“给你拿两颗药。上午一颗，下午一颗，用温水送服。”说完，从背包里取出一个药瓶，倒出几粒药丸递给我，然后让我找来一块布，用冷水泡过后敷在孩子额头。

简直不敢相信，当兵的真会主动给穷人看病。

我双手接过药丸，还在发愣。

“我们要走了，你记得喂药。”医官说罢，示意年轻兵提上马灯，俩人一前一后走出门去。

“老表，老表，你不知道，这药珍贵着呢，一定要记得喂啊。”红军兵一只脚刚跨出门槛，又快速缩进屋，用冻得发白的右手指着孩子，大声地朝我喊。

见我使劲点了点头，他这才转身，大步追出门去。

屋外，寒风吹着河柳哗哗作响，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我突然想起，火塘里还煨着几个红薯，忙扒出来，追出门去。俩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色里。村口，一束昏暗的亮光越来越远，逐渐消失在漆黑的夜里。我这才想起，大冬天的，他们竟一口热茶都没得喝，火也没来得及烤一下，就这样急匆匆地走了。我感觉好内疚。

第二天一大早，医官又来了。一个人来的。见孩子好了蛮多，叫我跟他回去拿药。

我讲：“不瞒你讲，我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了，哪里有钱买药哦。”

医官说：“老表，不要钱，红军为老百姓治病不要钱，你随我去就是。”

下午，我见孩子不再哭闹，就学着医官的模样用手背去贴他额头。

哎呀，总算退烧了。

我和我火屋的（妻子）商量过后，搜出家中仅有的6个鸭蛋、8个柑子用篮子装好，拿去送给红军医官。医官见到我手里的东西，连连摇手，一边后退一边讲：“老表，这可不行！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自家人帮自家人治病，怎么能收东西呢？你快拿回去。”

我放下东西，拔腿就跑。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很多红军扛着木料匆匆往灌江赶，说是准备架桥过江。

我急忙跑回去把家里的大桌子、门板扛来给红军架桥用。江边的风像刀子一样削得脸生痛。大家原本就衣着单薄，那是真冷啊！江中的水又深又急，桥桩还没种下去就被冲走了，根本固定不了。有几个红军战士带头跳进水里。我也顾不得冷，脱掉衣服，走到江心，帮他们一起打桩。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又是白霜天，江水冰冷刺骨，大家在齐胸深的水里咬牙坚持着，一直干到日头落岭，终于把桥墩固定好了。大冬天的，真是亏得他们冷啊。

为了感谢我，红军临走前送给我一床棉被。他们自己其实也是缺衣少食的，给了我们，他自己可能就没有了。可惜当时没有想太多，我傻傻地接在手里，连谢谢都忘记说。等我反应过来，他们已经走远了。

在那个穷得没得屁打的年头，尽管是床旧棉被，对于我这种穷苦人家来讲，已经是最好的东西，是一家人最要紧的宝贝，珍贵得很啊，后来，即使用得发黑破旧了都舍不得丢弃。你想想，好多人家连旧的破的都没有啊，你还舍得丢？直到1977年，我把这床红军棉被送给了县文化馆。

现在，这床棉被在灌阳县文物所展陈室，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旁边的纸条上写着：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末，红军经过水车，翟顺修帮助红军架浮桥，分别时红军送给翟顺修的棉被。

就在“追剿军”总部根据蒋介石“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的战略意图，调整部署和紧急调动时，白崇禧却在自己的大本营优哉游哉。他知道，何键所做的，不过是蒋介石既定方针的实施，他们是早有准备的。

自红军渡过湘江，一路往西延方向奔去，坐镇大本营的白崇禧并没有立刻下令尾随追击，而是在第一时间派副官与湘军刘建绪在兴安接洽，要湘军退出全州，全军返回湖南境内。

刘建绪二话不说，下令湘军退出广西境内，按照蒋介石的电令率军前往湖南新宁、城步、绥宁、武冈方向布防，堵截企图往湘西与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汇合的红军主力。白崇禧则令桂军黄国镇四十三师分兵进驻全州，防备湘军再次进入广西境内;又令夏威派出一师官兵，迅速布防雷口关一带，堵住中央军进入广西的通道。

了解到何键的最新部署后，白崇禧又及时做出调整：以第十五军副军长夏威为第一追击队指挥官，下辖黄国镇第四十三师、王赞斌第四十四师;以第七军军长廖磊为第二追击队指挥官，下辖周祖晃第十九师、覃连芳第二十四师。余下韦云淞第十五师，留驻后方。

两个追击队的具体分工是：十五军第四十四师留兴安，四十五师由兴安开往灌阳驻守雷口关。夏威率领四十三师的三个团，以及四十四师的一三二团向西继续追击红军，迫使红军尽快离境。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领十九师、二十四师进驻龙胜，在红军南面侧击，防止其经义宁、三江一线进入广西腹地，威胁柳州。

白崇禧布置完毕，松了一口气。

对于渡过湘江的红军，他并不担心。红军西进，目的与盘踞在湘西的贺龙、萧克部汇合。按照红军的速度，至明日就可以过西延出城步，进入湖南境内，闯进蒋委员长早已布下二十万大军的口袋阵，而他也已部署了夏威的部队，缓缓跟在红军后面，待红军出境，紧守西延，防止红军溃部流回广西境内。

回想这几天的大战，白崇禧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把中央军挡在广西大门之外，忧的是虽然大败红军，但桂军也死伤无数，损失惨重。

“现如今，共军一旦进入湖南境内，我只要派人死守湘桂边界，不让其回窜广西就是。至于剿不剿的，就让何键和薛岳去伤脑筋吧。”白崇禧倒了半杯法国红酒，缓步走到地图前，一边品酒，一边想着该怎么回复蒋委员长在电报里的质问。11 月 28 日晚上，蒋介石曾发电令，严责桂军放弃职守。

2.一面红旗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经过湖南，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在灌阳、全州、兴安三个县和国民党军展开混战，打得你死我活，昏天黑地。

事情过去了好多年，村里人还常常谈起打仗的事。

发生在我们灌阳的新圩阻击战，是红军进入广西后打的第一仗。听讲，红军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4000多人，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

4000多條命呢，好悲惨。

我们新圩镇现在的人口，总共也才2.5万左右，整个新圩村还没得4000人呢。

枫树脚两边的山头，就是红军阻击桂军的前沿阵地。

因为家住枫树脚，因为战争就发生在这里，我们老黄家才有了守红旗的故事。

算起来，老黄家有三代人保护过那面红旗。对，到我们这，是第四代了。我不姓黄，姓李，李清鸾。我是嫁到黄家的，我男人是黄永富，他老子（桂北方言，意思是父亲）喊黄关文，爷爷喊黄荣清。黄荣清的老子，也就是我男人的太公，大名喊黄和林，红旗就是从他手里传下来的。

三代守红旗这个事，要从我男人的太公说起。

太公不太爱说话，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整天只晓得埋头做事。

那天黄昏，天色已经有些麻麻黑，太公扛着一捆柴火从山里回来。因为上山做了一天苦力，肚子饿了，就走得特别快，快到家门口时，突然听见有人在喊：“老伯伯，老伯伯。”

太公心里一惊，忙停下脚步回转身去。身后没有人，他提高声音：“哪个在喊？”

四周除了风声，悄无声息。

久不见人回答，太公以为自己听错了，继续往家走。

“老伯伯，老伯伯，请你等一下。”

这回，那个声音更虚弱了，蚊子叫一样飘进太公耳朵。太公下意识地把手搭到柴刀的刀柄上，轻手轻脚向前几步。太公心想，来嘛，要是真来个土匪，老子就给你一刀，要你晓得我黄老汉的厉害。一边想着，一面往回又走了几步。

山路上依旧空无一人。

只有自家茅屋孤零零地立在风中，茅草和灌木被吹得东倒西歪。

正在太公犯疑的时候，杂草堆里传出一个声音：“我是红……红军，在山那边打仗……受了伤。”

太公放下肩上的柴火，猫腰上前几步，用木棍拨开杂草丛，见到一个蜷缩成一团的兵。那是个外乡人，表情痛苦地躺在那。那人头戴灰色八角帽，脸色惨白，大腿上全是血，地上也血迹斑斑。

“老伯伯，麻烦你帮我弄点水来。”

“你是什么人？”太公紧握柴刀，警惕地问道。

“老伯伯，你莫怕，我是红军。”

“红军？”

“是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我们是帮助穷人打土豪的。”

“你在哪里搞伤的？”

“枫树脚。”

“被哪个搞伤的？”

“国民党。”

“……”

太公直起腰，看了看左右，说：“我带的水用完了，正要回家喝呢。”

“老伯伯，请你帮帮忙，我又饿又渴，嗓子要冒火了。”

“你是从哪里来的？”

“江西。”

“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在战斗中负伤，昏死过去了，等我醒来，队伍已经走远。”

“我背你到我家喝水吧。”

太公说罢，弯腰半蹲着，伸手抓住那人胳膊，狠劲往肩上一提，背着他快步朝家里走去。

当晚，太公用茶叶水为他清洗了伤口，敷上草药。第二天一早，太公让我爷爷黄荣青偷偷上山采了些草药。养了两天伤，伤病员能勉强站起来了，说要去追赶大部队。临走前，他喊太公把房门关上，从怀里取出一个包裹来。太公见包裹包得严严实实的，就问：“这是什么？”

红军伤员将包裹递给太公：“老伯伯，我把几样东西留给你，这面红旗，等红军胜利了，我再回来找你要，请你一定保存好。”

“这可不行，我帮你不是想要东西。”

“老伯伯，我是请你帮忙保管。”

“哦，东西我可以帮你保管。不过，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哦，老话讲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是伤在大腿，你这个样子怎么能走？”太公接过包裹说，“你住两天再走，我帮你弄点草药。”

“不能再拖下去了，久了就找不到队伍，我必须回到自己队伍里。”伤病员说，“日后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那好吧，我会帮你保管好东西，你放心去吧。”太公说。

太公专门做了个小木箱，把那件东西藏在隐秘的地方。1941年，太公去世前，把木箱交给爷爷黄荣青和黄关文，交代他们一定要好好保存。

多年以后，我收拾屋子时发现了它。

打开外面包裹的一张契纸，里面是块折叠的布，漆黑，像锅灰一样，包在最里面。我当时讲：“哟！这块是什么，怎么这么漆黑呀？”谁也不知道啊。于是，我就洗洗洗，洗了三盆水，才算是显现出本色来。晒出来的时候，才看出淡红淡红的颜色。

红色看出来了。

五角星也看出来了。

斧头镰刀也看出来了。

原来是面红旗！

爷爷黄荣青年年盼，月月盼，等着红军战士回来取红旗。

但是，红旗一代代传下来，那位红军战士却一直没有出现。1979年，爷爷黄荣青病重，让家人把红旗交给了县武装部。

有人问，日本人侵占灌阳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问过，长辈说，1944年日本侵略者侵占灌阳，为了不让日本鬼子发现，老人家把红旗放在一个木箱里，然后藏进棺材，这才没被发现。

这些板路，都是爷爷黄荣青讲的。

前几年，政府在枫树脚修建新圩阻击战陈列馆，陈列馆旁，有一座祖孙三代手捧红旗的雕塑，那就是我男人的太公、爷爷和老子。雕塑建成那天我一家去看过，太阳光下，屋顶的五角星闪闪发光。那颗星星，和我们老黄家祖孙三代守护的红旗上的五角星是一样的。

现在这面红旗保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我向博物馆讨了面复制品。我要让后人知道这段往事。

冬日的雾缠在山腰，茅草上那一串串水珠溅落在衣着单薄的战士身上，让人一阵阵寒栗。

掩护红八军团离开灌阳后，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開会。陈树湘说：“刚才接到军委命令，要我三十四师迅速赶赴枫树脚接替六师十八团防务，阻止桂军越过新圩，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根据上级指示和我师情况，我考虑，由韩伟团长率一〇〇团先行，疾进灌阳方向，接替十八团在枫树脚地域阻止桂军北进之任务;我和苏达清团长带一〇一团及师部居中;程翠林政委和吕官印团长带一〇二团殿后，在文市、水车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阻击追敌周浑元等部，保证主力部队渡江。如果没有意见，就分头行动。”说完，陈树湘与众人一一握手。

大家相握的手都在颤抖，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有一种不祥之感笼罩在心头。因为大家都清楚，接下来不仅要遏阻并摆脱周浑元部，还要面对熟人熟地且善于山地作战的“猴子兵”——桂军。

由于战事吃紧，陈树湘讲得简明扼要，但他讲话时的心情非常沉重。陈树湘是湖南长沙人，身材魁梧，行动利索，平易近人，是在毛泽东、何叔衡影响下投身革命的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

当队伍踏上水车的灌江便桥时，太阳已经出山。这时，天空突然出现三架飞机，不一会儿已盘旋到头顶，随即进行狂轰滥炸。一时天摇地动，焦土飞扬，血肉横飞。一〇二团机枪连连长廖仁和赶紧扑倒在一棵大水杨柳树下。待敌机飞远，廖仁和站起一看，刚架起的便桥被炸得七零八落，江里、岸上和树林里到处是尸体，有的残缺不全，树枝上还挂有战友们的碎尸，江水被染得殷红。这次遭袭，部队牺牲了二百多人，有些是和廖仁和一起入伍的老乡、老战友。简单地将他们掩埋后，队伍又继续赶往枫树脚。

这时，红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率领下，在新圩阻击阵地与桂军鏖战了数日，已奉命将防务移交给红六师第十八团。

当红三十四师经山燕头、大塘、苗源，过洪水箐登上海拔 1100 米高的观音山时，已是 12 月 1 日 13 时。红六师第十八团损失殆尽，新圩防线已被桂军完全突破，不仅接防不可能，而且通往湘江的大道已被截断！

遵照中革军委总司令朱德于 1 日 5 时发来的“三十四师应力求在枫树脚、新圩之间趁敌不备突破敌围，然后急行军西进大塘圩”的指令，三十四师只好从板桥铺一带穿过公路，再经湛水、流溪源，翻越海拔一千多米高的宝界山。部队再次陷入崇山峻岭，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地一路西进，准备绕开敌军直奔湘江。

3.临时救护所

我一个92岁的老头子，记性不好，耳朵也有些不灵光，你讲话要大声点。

你来问湘江战役？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民国二十三年（1934）红军过路的事，我还是记得的。那么大一件事，死了那么多人，能不记得吗？什么是刻骨铭心，这就是刻骨铭心。

有人问，蒋仁贵，看到红军拿枪拿刀怕不怕。

我讲，红军对我们很好，不怕，一介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好怕？

最主要是那时候我还小，懵懵懂懂的。那天，突然来了那么多人住进和睦村，不仅不晓得害怕，还和小伙伴跑来跑去看热闹。

果然，两千多桂军像山羊群似的从红十四团的右侧阵地冲上来。桂军刚爬上阵地前的小山坡，何诚立即命令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密集的雨弹向冲锋的桂军倾泻而去，冲在前面的桂军应声而倒，后面的慌忙匍匐在地，不敢贸然攻击。

何诚见暂时压制住桂军的攻势，长长地舒了口气，但毕竟敌众我寡，实力悬殊，只得命令战士们退进工事坚守。

这时，左侧阵地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黄冕昌立即抽调右侧阵地的部分火力去支援。

原来，桂军见红军的右翼阵地火力猛烈，一时难以得手，遂趁势向红军的左翼阵地发起攻击。坚守在左翼阵地的排长钟彬，立即组织两班战士对进攻的桂军进行反击。阵地的右侧骤然响起轻重机枪的吼叫声，子弹如暴雨般向冲击中的桂军倾泻而去。

钟彬扭头一望，原来是黄冕昌团长率领火力前来掩护，精神大振，他端起轻机枪大喊：“同志们，冲啊！”

愤怒的子弹向敌人扫去，两班的战士趁机向桂军发起了反击，追着桂军猛打猛冲，将桂军的进攻打退了。突然，阵地上传来一阵惊呼声：“团长！团长！”

钟彬一愣，慌忙扔下手中的轻机枪，转身往回跑，只见黄冕昌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战士们围着他拼命地呼喊，可是他早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都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这时，正在前沿阵地上监视敌人的战士大声喊叫道：“敌人又冲上来啦！”

何诚一面命令战士将团长的遗体抬走，一面组织战士向桂军发起反击。

下午四时，红五师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过湘江，正向西延前进，你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你师把新圩防务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李天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舒了一口气，紧紧握着钟赤兵的手说：“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桂军阵地的右侧忽然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一班人马直冲入桂军队伍，刹那间，桂军阵脚大乱。原来是奉命前来接防的红六师十八团从文市赶来了。十四团、十五团的红军指战员见援军赶到，士气大振，趁机发起全线反击，桂军便似潮水般溃退。战士们刚要追下去，指挥部发出了撤退的信号。

李天佑心如刀绞，他强忍泪水，带着十四、十五两个团剩余人马火速赶往界首。

此时，从凌晨接到军团部“紧急驰援红四师在兴安界首之光华铺阵地，将新圩阵地移交给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的命令时算起，已经过去十几个小时！

启程前，李天佑带着仅剩的几名连以上指挥员面朝新圩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4.赔了80块银圆

我喊粟家有，是华江乡锐炜落林口人。

以前，我们粟家两户住在斜对面的粟家屋场，中间隔着锐炜河。

这一带当年没几座房子，东一座，西一座，都离得很远，大部分是树皮茅草盖的，哪像现在，家家户户起高楼。

红军来的时候，首先选定在落林口宿营，因为人多住不下，分了二十几个住到我们家里。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大，过河的红军大部分住在我家，隔壁只住了三五个人。住在我家还有个原因——在大部队来之前，已经有人来做过调查，看哪家是穷人哪家是有钱人，他们看我家房子建得气派，就把我们家定为富豪，于是派人住进去，守着我爹爹（华江方言，爷爷的意思），准备第二天早上打土豪，要他把钱交出来呢。他们晓不得，我爹爹虽然人称“八大王”， 其实不过是个打鱼为生的，靠省吃俭用才攒了点钱。但是在建房的时候，已经花光所有积蓄，哪里算得上什么富豪。

那天下午，管事的红军连长问我妈妈：“你家有没有粮食？”

我妈妈说：“有啊。”

连长说：“有的话，先给我们磨六担谷子送到落林口。”

第二天晚上，我妈送米去河对岸。

六担谷子还没送完，家里失了火了！

对岸的人见这边起火，热闹起来。

“白崇禧派人来偷袭了。”

有人扯起嗓门大喊：

“特务来烧房子了。”

“快开枪。”

“啪啪啪！”

真的朝粟家屋场开起火来。

过了老半天，听见有人在喊：“别开枪啊，是烤火的伢子失火了！”

人們这才停止射击。

我妈妈一看吓坏了，边哭边朝对岸跑，我们几个小孩还被锁在屋里呢。

火借风势，越烧越猛，想救火已经来不及，两座房子很快就烧光了，要不是妈妈跑得快，把我们放出来，我们几个肯定被烧成了烤猪。

我妈妈找到连长问：“你们的人烤火，把我家房子烧了，你看怎么办？”

连长讲：“凤英表嫂你莫急，如果真是我们的人烤火烧了房子，我们要赔钱的。”

红军倒是讲话算数，真赔了80个银圆，妈妈分了一些给隔壁，我们家拿着那点钱，在落林口找了块地，搭了个茅棚住下来。

红军离开后第二天，来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妈妈见势不妙，赶紧喊我们几个小孩躲进刺蓬里，飞机在村子上空绕了一圈，丢了一个炮弹在驼子槽，就走了。

失火那天，我爹爹倒是蛮灵水（华江方言，意思是机灵），一看情况不妙，趁乱从山脚的小路开溜了。其实他哪里有什么钱哦，真没有。他死了以后，家里人发现，他拢共只有五六十块花边。

过了好些年我才晓得，我老子帮红军从平岭挑东西去塘洞，死在老山界上了。

1951年，村里来了一个江西口音的流浪汉，在这里做点小买卖，打点散工艰难度日，得了点钱以后，就在村里住了下来。谁都不晓得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江西人。不管哪个问他，他都回答你们喊我秦老伙就是。和村里人逐渐熟了，秦老伙才说自己是个流落红军，离家太远，走不回去了。那两年，秦老伙从外面倒腾点烂布条进山，转手卖给山里人打草鞋，赚点小钱。他人勤快，附近的人家里有事，都喜欢喊他帮忙，他也好说，管口饭就行。1953年的某个早晨，秦老伙倒在村口华江河的岸边，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气，村里人把他就地埋了。

下午四时，兴安锐炜。

奉命前出锐炜的左翼红三军团第四师，将洛江防务移交给五师，快马加鞭从洛江经古留，翻越大凹，过文家湾、斋公坪、鸦叉田到达锐炜村华江街。从电木岭到华江街的这条小路，自古就是全州、兴安两地客商往来的古道，很多地方铺着一米多宽的石板。因为一路没有受到任何阻礙，四师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前卫部队十一团刚到不久，师直及主力部队也随后下山了。

一到锐炜，师长张宗逊立即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部署以团为单位占领莲花凸、野猪岭、李家岭、狮子山等山头，朝司门前、深渡方向警戒，防止在兴安的桂军从该地域穿插到西延，从红军背后实施偷袭。布置好防务后，张宗逊对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说：“老张，据侦察科的同志说，这个地方的老乡大部分是瑶族，你来宣布一下纪律。”

张爱萍清了清嗓门，说：“11 月 29 日，大家已经学习过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对吧？”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说：“是！”

张爱萍又说：“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是穷苦人的队伍，都知道瑶民、苗民是散布在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弱小民族，总人口不下千万。他们历来就受汉族军阀、官僚、地主、商人、财富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促成了他们对汉族的民族仇恨与他们内部的团结。”

见大家都极认真地在听，张爱萍接着说：“我们共产党对瑶、苗民最主要的主张，就是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的民族！所以呢，现在我们进入山区，进入瑶、苗民族的地方，就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不仅要让他们消除对我们的害怕心理，还要得到他们的帮助。”

散会后，部队即在河边安营扎寨休息，在田垌里或大柳树下生火做饭。

因为人多，也为了分散警戒，一部分红军来到离华江街最近的村屯落林口扎营，很快落林口也住满了人。

落林口的斜对面住着两户粟姓人家，其中一户人称“八大王”的，房屋建得很气派，政治机关派出的征发没收队十几人跨过锐炜河，一早就住进了他家。入住之前，政治部已经对这座大房子的主人“八大王”粟传秀做过调查，准备第二天天亮就打这户土豪。

红军部队在团部设有征发没收委员会，在同级政治机关的指导下开展对土豪财产的没收分配工作。所有没收的财物，均由征发没收委员会造册登记，分发给部队和沿途贫苦群众，保证部队作战行军需要和赈济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征发没收队队长问“八大王”的媳妇许凤英：“你家有没有粮食？”

许凤英说：“有啊。”

队长说：“有的话先给我磨六担谷子，送到落林口。”

第二天，“八大王”的媳妇许凤英如约挑着大米送到河对岸落林口村。前一天，红军李连长说要买她六担大米。她和她男人当即点着松油灯开始忙活着舂米，到今天太阳落山前，终于把米舂好了，于是俩人趁天没黑透开始送米。送到第三趟时，粟家方向起火了！住在落林口的红军战士见对岸燃起大火，以为是国民党的人打过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啪啪啪！哒哒哒！向着粟家方向就是一通猛烈射击。

听见枪声，躲在巨石后边的征发队员赶紧喊话：“别开枪，是烤火的伢子失火了！”

一开始他们本想要救火，但找不到装水的工具，只找到两个漏水的木水桶，和一个竹筒做的水瓢，去河边担了两担水，但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无奈火势来势汹汹，只得作罢。

许凤英听见有人喊“对岸起火了”，忙从人群中挤到河边，仔细一看，是自家房屋烧起来了。这还了得！当时就瘫倒在地，呼天抢地大哭起来：“我的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

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翻身爬起就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喊：“这可怎么得了啊，我屋里还有几个崽啊！我出来的时候把几个崽锁在屋里了呢。这下怎么办啊！家有哎，我的崽啊！”

原来，自昨天那些当兵的住进她家后，她怕小孩惹事，就把他们都锁在里屋了，还交代他们，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老老实实待着，不准吵闹，不准出声。大概是救孩子的欲望激发了她的本能，她奔跑的速度非常快，把她那个木讷的男人远远甩在身后。得亏她跑得快，及时把几个还没成年的孩子救出了火海。

火借风势，加上正是天干物燥的月份，火苗子四处乱窜，粟家两座杆栏式结构的木屋瞬间就被吞没在熊熊大火中。眼看房子转瞬就化为灰烬，许凤英悲痛欲绝，一见到李连长，就跪在他面前哭诉：“你那些人烤火把我家房子烧了，让我们一家怎么活啊？”

李连长说：“表嫂你莫急，我来找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许凤英原本还是有些怕这些当兵的，现在房子没了，生活没了着落，反而胆子大了起来，说：“你要给我做主啊。”

“表嫂，烧了你家房子，我们要赔钱的。”李连长说，“隔壁那座房子也是你家的吗？”

许凤英说：“不是，那座是我男人叔伯的。”

李连长说：“这样，两座房子，加上六担大米，一起赔你们八十个大洋。”

“那倒不用那么多，你帮我们把房子修好就行。”许凤英原本就害怕得不行，从来没想过自己敢向当官的讨说法，现在人家主动说要赔钱，而且说给那么多，她心里更加害怕起来，浑身颤抖，上下牙齿一直在打架。

“表嫂，我们还要行军打仗，没有时间帮你修房子的。”李连长说完，把一袋大洋塞到粟家媳妇手里。又说：“这个你收下，分一些给你男人的叔伯家。烧了你们的房子，对不住你们了。”

许凤英浑身抖得厉害，那袋钱在她手里犹如千斤重，压得她脚下发软，差点就要瘫坐在地，她微张着嘴，却说不出话，只在喉咙里发出一阵嘶哑的声音，谁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河对面，火焰渐渐熄灭，只间或还有哔哔叭叭的声响，那是杉木和竹子在燃烧时发出的特有的爆裂声。

5.火种

我是1929年出生的，红军来同仁的时候我还小，没见过，大哥见过，还给他们带路，得过两块银圆，那是他十二岁前得的最大一笔钱。

我排行老三，喊张育松，大哥喊张育林，小名老梅崽，大哥是民国十一年（1922）出生的， 因读过私馆有点文化，特别喜欢看书，被塘坊边龚文成看中，留在他店铺里当先生，说是先生，我看也就是个小伙计吧。店铺就在衡州会馆隔壁，卖点豆腐啊，盐啊，米啊，主要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零货。同仁当年有两个地方有铺子，一个是塘坊边，另外一个是过江铺，这两个地方都在湘桂古道上，因为挑东西来往华江和塘洞的人都要经过这两个地方，所以比较热闹，以前还有过伙铺（兴安方言，意思是客栈）。

红军在华江山区走的路线，都是古道，上了年纪的都晓得，这些古道两头，都是通湖南、贵州的。

大哥讲，红军一到塘坊边就找地方架锅头，找柴火煮饭，有的人米袋里没有米了就到龚家铺子买米。当时是冬天，那些人的衣服穿得很烂，有些还穿着单衣，好在山里干柴干竹片多，有柴火就好办，他们在衡州会馆后面的空地里烧起好多火堆，东一团西一团的围满了人，火堆旁一个人唱起山歌来，其他人也跟着唱，大哥讲，没怎么听得懂。大哥说，听讲那些人大多是从江西、福建过来的，讲话和我们广西口音完全不一样。山里头的天气，白天和夜里是两重天，白天稍微好点，没那么冷，夜里气温降下来冷得你喊死，借住在衡州会馆和附近老百姓堂屋里面的人倒没什么，那些睡在屋檐底下的，睡在田里的，睡着河边竹林的，穿单衣的就造孽（兴安方言，意为可怜）了啊，个个冷起打摆子（兴安方言，此处意为打抖）。

红军来之前，村里的人都躲进了山。

龚家因为铺子里东西多，正在打包，想把值钱的家当搬到山里，还没来得及搬完，红军就来了。吓得龚文成半死，和我大哥讲晚上无论如何都要先逃命。早就听说了，红军来了要抢东西的啊。

实际上没那么可怕，人家并没有抢他家。

红军和国民党讲的有些不一样，不仅没抢老百姓，拿了东西都主动给钱。龚文成就索性不去躲了，还留下我大哥，重新打开了铺子大门。

大哥那时候才十几岁，什么都不怕，几下就和红军混熟悉了，来来回回，帮红军找吃的用的，还主动把门板借给他们当床铺。

第二天下午，有个当官的问大哥雷公岩怎么走，大哥讲你们去那大山里做什么，人家说不做什么，要从那里上山，翻到山那边一个喊塘洞的地方去。我大哥讲塘洞我没去过，不过雷公岩倒是去过两回，那里面一到冬天就好多香菇的，对了，你们到了山里可以找下，这个季节正是长冬菇的时候，你们可以捡起来煮汤喝。当官的讲好啊，要不这样嘛，你这个细伢子懂事，我请你帮带路到雷公岩，要不要得？我大哥讲，那里太远，等我送你们到雷公岩再返回来，天肯定黑完，万一给狗熊吃了难搞，前几年还有人给狗熊追，脸都被抓破相了，我看还是算了吧！打死我也不敢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走夜路。当官的又讲，那你带我们走一段，走到哪里不想走了，你就回来，完了你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就行。

心想铺子里的东西已经被卖光，反正也没什么事，大哥就答应了。

大哥领着红军经过江铺、龙塘江一路走到五岭背，先到一步的红军讲，已找好住在那里的瑶人带路，我大哥就返回来了。

当官的塞了两块银圆给大哥，问他想不想当红军，大哥讲不行，我是家里长子，得经过爸妈同意，再说龚文成也不会让我走。

回到塘坊边，他叫花子留不得隔夜食，到处讲自己得了两块银圆，结果被姓龚的要走一块。

从那以后，大哥讲得最多的就是红军的事。从红军嘴里，他听到好多山外的事。

民国三十年（1941）打日本，政府征兵，我们家里有四兄弟，必须有一个人去。大哥手气好，抓阄的时候，第一把就抓中了。政府讲要送他们去前线打日本鬼子，打走日本鬼就可以回来。没想他到这一去，就杳无音信，到现在还无影无踪。离开家那天，大哥一路小跑着下山，直到看不到背影了，都没有回头望一眼。我妈讲，这个收账鬼早就想着要当兵了。

八时，晨雾退去，太阳从喇叭界上苍翠的森林里探出了头，万道霞光透过密林洒在六垌河两岸。阳光铺满下山的石板路时，十二岁的老梅仔站起来，熟练地将看到一半的《七侠五义》塞在窗户上。

他知道，该下山去上工了。

还没走到龚家铺子，他着实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一夜之间，塘坊边到处都是身穿灰色军装的人。沿河的一排屋檐下，收割了稻谷的田垌里，六垌河边的竹林里，到处都是篝火，到处都是人，有的在整理背包，有的在煮早饭，有的在河边洗漱。

因读过私馆，老梅仔在龚文成家的店铺里当先生，铺子就在衡州会馆隔壁，卖点豆腐啊，盐啊，米啊，主要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零货。这一带有两个地方有铺子，一个是塘坊边，另外一个是过江铺，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湘桂古道的必经之地，有个湖南人见来往的商贩多了，索性在塘坊边开起了伙铺。

做生意的，平日里见的人算多的了，但哪见过这架势啊。老梅仔心里直发毛，他的东家龚文成心里更发毛。

早两天听说有“红头兵”要来，没想到真来了。

还听说，他们专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一夜之间，这些传说中的“红头兵”就来了，有如天降。这如何不叫人心里发毛？

陆陆续续，还有人从六垌河对面的青年山下来，也有从两里地开外的洪山岭过河以后沿河走上来。

他们一到塘坊边就找地方架锅头，找柴火煮饭。这些人的衣服破烂，有些还穿着单衣，好在山里干柴多，衡州会馆后面的空地里燃起好多火堆，東一团西一团围满了人，还有人唱起了山歌。老梅仔一句也没听懂。

“龚老板，你说这些人是从哪来的？”老梅仔忍不住问。

“听说是从江西来的。”龚文成答。

“江西在哪里？远吗？”老梅仔问。

“鬼才晓得。我最远就到过湖南衡阳。”龚文成答。

“他们不会来抢店里的东西吧？”老梅仔问。

“呸呸！”龚文成心里一直在打鼓，真后悔昨天没有把东西搬到山里藏起来，“昨天我下千家寺的时候，看见他们在千家寺的墙上写了好多标语，讲是保护穷人的。”

“写了什么？”

“‘当红军有田分‘红军绝对保护瑶民‘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多得很，两层楼写满了，等哪天你自己去看嘛。”

“现在这么冷，这些人穿那么少，难道不冷吗？”

“我看他们也是穷人吧。”

“还有人穿着短裤，要是我，真受不了。”

“白天稍微好点，没那么冷，夜里气温降下来就难熬了。借住在衡州会馆和老百姓堂屋里的人倒没什么。穿单衣的就造孽了啊，个个冷得打摆子。”龚文成说完，摇了摇头。

“东家，今天还开不开门做生意？”

龚文成轻手轻脚走近门板，将脸贴在门缝上，从缝隙里朝外张望，好一会才悻悻地说：“开你个鬼啊，你没看见人家手里的枪啊。”

昨天，听说六里外的千家寺、雷皮州来了红军，村里的人都躲到山里去了，龚家因为铺子里东西多，还没来得及搬完，半夜里红军就来了。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门外有人一边敲门一边喊话：“老表，不要怕，我们是红军！”

龚文成屏住呼吸。

门外的人又喊：“老表，我们想买点盐、米。”

龚文成屏住呼吸，开始浑身发抖。

“老表，你看，这是银毫子。”

龚文成把眼睛贴近门板的缝隙，刚好看见一只眼珠。那是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正一眨不眨地使劲朝屋里张望。龚文成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回完了，是祸躲不过，只有开门了。

门还没完全打开，一张青春的笑脸就挤了进来。

“老表，我就知道屋里有人，给我来两斤米吧，我和我们班长一天一夜没吃上饭了，饿得慌。”“笑脸”在说话的时候，左手不停地把玩着两枚银毫子，右手悄悄把枪往身后挪了挪，确认龚文成看不见了，才拿了一枚银毫子放到柜台上说：“有盐吗？也给来点。”

6.神秘守墓人

我父亲邹日明是失散红军。

红军抢渡湘江后，进入华江山区，李军还在屁股后头紧咬不放。一次战斗中，父亲受伤掉了队。

前几天的湘江战役打得很激烈，双方死伤无数，还有很多红军伤病员缺乏治疗，带伤急行军后，走到这里伤口就化脓了，有些实在走不动的，就只好流落当地，运气好的，得到了老百姓的救助，运气不好的，就靠乞讨为生。造孽啊。那几年，很多“江西老表”来讨米讨饭，有人问起，他们都说是家乡发大水遭灾，过不下去了。

父亲不太爱说。他越不说，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兄弟两人就越感兴趣，问了很多人，每次看到相关的文字或电视，都特别关心，不过能了解的还是太少了。

1934年12月4日，彭老总的红三军团首先进到华江锐炜、千家寺，第二天经过枫木凹，到达垌上。为了保卫翻越老山界的红军主力，防止李宗仁、白崇禧部队从左侧进攻，他们要从老山界脚下绕过去。垌上是必经之路。

在得知一股桂军从溶江司门经滑石堰、小河向垌上偷袭的情报后，立即派出一个团前出，在距离垌上村3华里的老草岭上构筑工事，阻击桂敌。

双方激战到晚上，红军退守垌上，随后经过土江，急行军到达和龙胜县交界的金石乡，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

父亲讲，那一仗打得非常激烈。

负责断后的红军损失很大，离开前，在垌上盐里江村留下十名重伤员，委托村民邓启禹等人进行救护。没过多久，其中8人因伤重先后牺牲了。我父亲和另外一个人幸运地活下来了，还和村民一起把牺牲的战友埋在盐里江。

伤好以后，父亲曾经想自己走回老家去，但是身无分文，又人生地不熟，加上不放心把那些牺牲的兄弟留在外乡，离开华江不久，又靠一路乞讨返回来了。

为了保护战友坟堆，方便祭扫，父亲特意在战友的墓旁建起小土地庙，在那住下来。

父亲经常一个人坐在战友坟堆前，除草，沉思，一坐就是半天，为了不引起注意，总是躲躲藏藏。

父亲很少进村，总是躲着人，实在躲不开了，和人相遇也很少讲话。大家都觉得他有些古怪，但又说不出有什么问题，对这个神秘的外乡人既警惕又好奇，总有人有意无意地靠近他，想看看他在干什么。最后发现他只是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坐着，手里的棍子在地上胡乱画着，像地图，又像一道道符，大家就觉得这不过是个打仗吓傻了，精神不正常的外乡人，久而久之，就不再理会了。父亲说，这样也好，他反而安然了。

1952年，母亲陆志美看他为人正直，又是失散红军，就嫁给了他。

我出生以后，父亲给我取名明远，大概是希望我以后能走得更远。

由于家里穷，更主要是为了不被破坏，父亲一直没为战友坟墓立碑，直到2011年7月14日，兴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海峰带人来到盐里江，在我兄弟俩的指引下，找到杂草丛中的烈士墓，为他们树起了墓碑。

前些天在电视里看到一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用在这些无名烈士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七十七年后，盐里江的无名红军烈士墓，终于有了墓碑。

虽然天还没完全开亮，但起伏的山峦逐渐清晰起来。

时届冬季，老草岭已是一片层林尽染的冬日景象，北风拂过，干枯的树叶和残枝哗哗地落下。

山林里，低洼处的白霜还没散尽，匍匐在掩体后面的战士衣着单薄，握枪的双手早已僵硬，战士们便不断朝双手哈气，以暂时缓解寒意。

二营的戰士一直死守在老草岭阵地。但是，从昨天到现在，连一个桂军的影子都没看见。二营长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便从背靠的三角枫树干上拔出棵寄生的野草，去掉略有些泛黄的叶片后，放在嘴里嚼了起来。“你说，狗日的白军到底来不来？”见到副营长，他张口问道。

副营长刚从山下的鲢鱼峰阵地巡视回来，还没缓过劲，大口喘着粗气说：“团长交代过了，不管有没有白军来摸营，都要等到上面的命令才能撤。”

二营长说：“这我知道，我是说这么干等着多无聊，同志们昨天把阵地的工事做得这么完美，不给桂军吃点苦头太可惜了。”说完，他放眼望向山下。

山下，狭长的川江河似一条白色的飘带，在晨曦中泛起粼粼波光，挂在延绵不尽的崇山峻岭间。

川江河从老草岭附近的鲢鱼峰山脚经过，河边那条小路，是老草岭人进山出山的必经之道。

湘桂古道从千家寺穿过数重山岭而来，在盐里江分叉后，走向不同的方向：向南，经过垌上沿着这条小路往南直行，就可以通向小河村，然后走到司门前去往桂林或者兴安;向西，经土江、毛岭脚，翻过大风坳后进入金石、河口地域。

“白团长说，我们红三军团主力已经到达中垌？”副营长的话打断了二营长的思绪。

“是的，前卫团已经前出河口地域，我们十五团，是全军团留在洞上的最后一个团了。对了，一营好像昨天还在千家寺，不知道现在归队了没有？”

“我问过白团长，他说已经失去联络。”

“应该不会有事吧？”

“但愿不会有事。估计师部留下我们十五团在这里，目的一是迟滞追敌，二是对一营有个接应吧。”

二营长说完，右手下意识地握紧了驳壳枪。他隐隐感觉到，桂军正在悄悄向老草岭靠近，而且，他预感到这是一场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对的战斗，因为，你不知道擅长山地游击的桂军，会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传令下去，叫所有单位做好战斗准备！”他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

7.特殊使命

2019年，湘江战役红军遗骸收殓保护工作正在进行。

广西考古队几名队员奉命前往桂北，參与这次史无前例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这次任务时间很紧迫，而且责任重大，因为，这是一项特殊使命。作为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指导小组的一员，我负责指导兴安县开展相关工作，并以界首镇两个重要遗骸点为示范点，亲自清理，以做示范。

记忆最深刻的是3月15日。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上午10时，我们在界首镇界首村委小宅村瓦窑塘，编号为03的疑似红军遗骸点待命。这里离当年红军大部队渡江的界首渡口不足千米。

墓穴已经由村民挖开，一具完整的遗骸露出痕迹。考古队员要做的，是将墓穴中的骨骼和遗物全部起出、分装、编号、收纳。这一天，还将把遗骸送到兴安县殡仪馆临时存放保护。

庄重肃穆的祭拜、献花仪式结束后，我和同事开始新一轮工作。

这是我在小宅村发掘到的第二具遗骸。雨水将头顶的棚帐和周遭的世界打出刷刷声响。我蹲在墓坑里，全副武装，手套、口罩、洁净衣、塑胶手套，用小手铲、竹签、毛刷一点一点的，将泥土一层层去除，埋在下面的物体逐渐清晰起来，如同摄影师在暗室里洗照片一样。

虽然是女儿身，但作为一名专业考古队员，即便一个人蹲在墓穴，面对先辈的遗骨，我也从没害怕，怀着崇敬和虔诚，希望他们的英魂早一些得到抚慰。

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平静的，也是不平静的;是沉重的，也是欣慰的。

同事余明辉神情和我一样专注，蹲在墓穴上方，小心翼翼地接过我递上来的遗骸、遗物，再次辨别确认，然后拍照，用透明密封袋分装，贴好标签，装入遗骸收纳箱。

“这颗好像是子弹！”随着我的一声惊呼，余明辉立即兴奋地将头凑过来一探究竟。

“韦璇，不对，从形制来看，更像是纽扣。”余明辉提出自己的看法。

十几分钟后，我又发现了几颗类似物体。“是纽扣，腐蚀得很厉害。”

一位兴安县遗骸收敛保护工作组队员快步向前，接过纽扣，履行遗物遗骸的登记造册程序。

当天，和守护现场的工作人员及公安干警在一起的，还有村里86岁的老人吴运贵。他告诉我们，小宅村的人都知道这座红军墓。当时红军大部队从界首渡口渡过湘江后，村民发现瓦窑塘和瓦窑井旁各有一具红军遗体。村里一位富裕人家出了几块光洋，置办了棺材、青砖，按照当地习俗将红军战士礼葬在这里。村里老一辈交代过，等条件好了，一定要给红军墓立块碑。

12时50分。墓穴里的遗骸收殓工作完成。一直守在现场的村民小组长拨通手机：“你们过来吧！”几分钟后，村里一群男人迈着急促步伐，朝发掘现场赶来。

负责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官迎上去，对走在前面的中年男子说：“你们这是？”

“红军烈士要走了，我们来送一下。”中年男子说。

“当年红军战士为革命胜利付出了生命，我们要向烈士致敬！”村民们说。

13时13分。

“立正，向红军烈士敬礼！”

“礼毕！”

“红军烈士遗骸起运仪式开始！鸣炮！”

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现场顿时鞭炮齐鸣。两名年轻警官手捧遗骸收纳箱，站在队伍前面，身后，是四位年轻警官组成的护卫队。

“立正，齐步走！”仪仗队员迈开整齐的正步，朝停在村外运送专车走去。工作组成员、村民自发列队，默默地走在队伍后面……爆竹声声……

前几天，我在兴安金石村大平寨遗骸点工作时，一位83岁的老奶奶每天都从村里赶来。村里人说她叫徐昭英，60多年前从几公里外的村庄迁过来。迁过来的原因说来令人吃惊，就是为了眼前这座红军墓。当年，徐奶奶的父辈在这里掩埋了红军。解放初期土改分田地分房子，徐奶奶就想着，怎么能搬得离红军墓近一些，方便祭扫。

年年岁岁的守护。从满头青丝守到了白发苍苍。

我和同伴这里发掘出完整遗骸3具、零散遗骸1具。工作组来迁葬那天，老人哭得伤心：“要不是红军，我们穷人哪能得到瓦房子？以前我们家住的都是茅柴屋。”她反反复复说：“舍不得啊！我当他们是自己的亲人。什么时候把他们葬回来啊？”工作组对她解释，迁走是为了把他们安葬在更好的地方，会有更多人来祭扫他们。老人最后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在这里立一块碑，让我老太婆有个纪念，每年清明还能来祭拜。

1934 年 11 月 30 日。

大地苍茫，湘江北望。

警卫员阙中一搀扶着毛泽东走到界首渡口的时候，夜幕正悄然降临。村庄、田野、山林，逐渐模糊了。湘江对岸，古镇上的人家已经点燃松油灯火。

中央纵队的人马长达十多里，黑压压的像条没有头尾的长龙。驮着箱子、柜子的马，装着大麻袋、大包袱的小车，加上近五千名挑着的、担着的挑夫，乱糟糟地挤作一团，远远望去像定在原地没动，中革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急得嗓子都喊哑了。阙中一看见十几个战士吃力地抬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不知是什么，上前一问，才知道是印刷厂印纸币的机器。阙中一把这个情況说给毛泽东听，毛泽东气得见人就说：“这怎么行，坛坛罐罐重要，还是战士的鲜血重要？”

文件柜、制弹机、印刷机……特别是那架医用 X 光透视仪，黑乎乎的大家伙，不但无法用肩挑，就是四个壮小伙子也抬不动，得用八个人一组，轮流换着抬，何况山路是那样难走，遇到陡坡或是拐弯处，一两个小时都挪不了窝。民运科长刘浩天也不知道这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来历，他找到一个卫生部的干部问：“这个大家伙能不能拆开来抬？”干部很干脆地说：“不行！”

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渡口还堆着大量没有炮弹的山炮、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

浮桥由于超过了承载能力，又摇又晃。

浮桥是用几条渡船连在一起，上面架了圆木，再用从界首古镇的店铺借来的门板铺设而成。界首古街全长一千余米，高低错落的瓦房在街道两边一字排开，楼下全是商铺，此地最不缺的，大概就是门板。

11 月 27 日下午，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部队抵达界首，找来渡船、油桶、圆木和门板架设了浮桥。

毛泽东站在岸边，望着眼前混乱的场面，脸色严肃、阴沉。

江风拂过，不时从湘江上游传来阵阵激烈的枪炮声、喊杀声。

抬着王稼祥的担架缓缓走来。

毛泽东上前扶住摇晃的担架：“稼祥！”

王稼祥摘下眼镜，对着镜片哈了口气，在衣袖上擦拭一会儿，抬头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仗……怎么打成这样？”

“从苏区出来这一个月，敌人离我们的距离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近，总让人有不祥之感。”阙中一说，“警卫员都在为红军的前途担忧。”

毛泽东说：“为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五个军团战斗部队都在血战中，从 11 月 27 日到今天，他们正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一线以血的代价保卫湘江渡口安全。军委纵队早一分钟过江，部队就少一分伤亡！”

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人流，人声鼎沸。几个小时过去了，队伍才过了一个头。

天上，三架飞机轮番俯冲，有些浮桥被炸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中水柱冲天。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工兵正在冒死抢修。

哒哒哒！

一排子弹呼啸而来，走在浮桥边沿的两名挑夫应声中弹，一趔趄掉进江中。

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人和马的尸体、各种杂物，不断有人和马跌入江中，浮桥下面的江水被染得通红。十几个挑夫被眼前的惨状吓坏了，有的人丢下挑子，号叫着跑掉了，几个红军战士拦都拦不住。刘浩天大步追上去，对挑夫们说：“老表们，我是宁都人，参加红军前和你们一样，也是挑夫，都是穷人。红军现在吃了亏是暂时的，早晚会取得胜利！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的，帮红军就是帮穷人自己！”一个和刘浩天相熟的四十多岁的矮个子挑夫先走了回来，挑起挑子，还没跑远的人见了，也回来默默地重新挑起挑子。

渡口边到处都是弹坑，还有几颗“臭弹”躺在路边，毛泽东似乎没注意到这些，两眼注视着缓慢蠕动的队伍。

“主席，咱们过江吧！”阙中一看到主席的眼睛湿润了，低声劝道。

“嗯。”毛泽东应道，却没有挪脚。

70后。出版《征服老山界》《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烽火青山》等。有作品入选中国影响力图书推展、华文好书榜、百道好书榜、光明好书榜等。现为广西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桂林文学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