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恒璐

本世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引进了欧洲的音乐教育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基础，也使中国与世界的音乐文化有了相互沟通的条件。但是，目前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学乃至国民音乐教育工作中所用的“基本乐理”，仍主要是大小调体系的理论，而且仅只是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欧洲专业音乐创作在中古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写作”时期所用乐音手段的一种基本总结。严格说来，这个“基本乐理”，实属“应用理论”的范畴。同时，它也并非欧洲音乐基本理论的全部内容……欧洲音乐的应用理论，却被我们当作“基础理论”用。更有甚者，当碰到中国传统音乐与之相左时，常常自认为中国音乐本身的问题，有意无意地想要削足适履，让中国的音乐与之靠拢。①黄翔鹏：《中国传统音乐一百八十调谱例集》“前言”，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II页。

音乐教育体系是广大音乐学子认知的源头。对待中国本土的本体音乐理论，在不深入了解的情况下，不要以“不科学”“非系统化”的外在眼光一棒子打死，而要经过深入的学习探究之后，才能得出正确的认知。调式是音乐风格的源头，和声等多声部音乐的创作问题也要从单旋律的调式构成谈起。中国民族音乐的调式构成与西方大小调体系有着“同构异意”的关系，表面上看七声宫调式似乎与大调音阶构建方式相同，但依据不同的写作方式出来的音乐风格却大不一样，其中调式音级的倾向、各自旋法的强调都有其各自的特征，互相不可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