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琪［华侨大学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六朝烟雨飘摇不定，百年风流诗酒相和。从孙吴到东晋再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建康古都曾经见证了多少金戈铁马的征伐换代；从支谦译经到许询谈玄再到“元嘉三大家”“永明体”“宫体诗”，江左之畔亦承载了多少丽辞诗赋的文采风华。那一股文脉风流，上承汉魏之建安风骨，下启初唐之兴象玲珑，无数的士子才俊用他们的清隽文思，为一代复一代的王朝政权镌刻出错彩镂金的华美贵气。

当时光飞逝，洪流在倾轧间带去了过去的波澜跌宕，湮灭了往昔的英雄功绩。而今我们隔着历史的云烟回头望去，六朝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六朝，有太多历史真相碾碎于尘埃深处，也有太多才子嘉名模糊在斑驳缥缃里。能让人记住的，唯有极尽繁华之象、极负盛名之人。虽然借此能让今人管中窥豹出一个代际的精神，却不能展现出全面风貌。除去他们，真正能串联起一个时代全貌的，我以为是那些在世时以己之力亲证时代特征，为之奋斗与之共进的人，即使在今日被后人遗忘，但在当初却不乏赫赫有名，并为那些在历史红尘中留下的表面极盛之象夯实了坚硬的基础。在这些被遗忘的人当中，就有王融。

一、众说纷纭的王融像

提起王融，人们会想到什么？是“竟陵八友”之一、历史上“竟陵王政变”的主要领导者，还是文学史上“永明声律”运动的参与者？或许凭借这些身份他能给大众留下一个轮廓，但堆积在以上概念字词里的，并不是真正的王融，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历史人物形象。

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重叠更是加深了对王融本身定评的复杂性。从政治举措看，着眼于王融曾在南齐士子普遍疲软的状态下力谏北伐这一主张的人便会对他大加赞赏，如萧子显《南齐书》曰：“王融生遇永明，军国宁息，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经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宫车未晏，有事边关，融之报效，或不易限。”侧重于王融谋划政变欲拥立竟陵王即位却惨遭失败这一事件的人则会抨击其急躁冒进、追功逐利，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曰：“王融乘危檄幸，谋易嗣君。子良当时贤王，虽素以忠慎自居，不免忧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己。轻躁之士，乌可近哉！”从文学成就看，王融则又凭借着自己清丽圆美的诗歌风格、善于用典铺排的骈文创作以及其建立永明体的功劳几乎博得了历代文论家对其文才的赞美与钦佩，如钟嵘在《诗品》中肯定王融首先开创了永明声律论；唐以来的诗人以皎然为例，更在其诗中将王融列为后世文人效仿的典范：“诗名比元长，赋体凌延寿。”可以看出，作为政治家的王融，其形象在忠正与凶佞之间不断摇摆；但作为文学家的他得到了后世几乎一致的肯定，其形象之复杂多面与浮沉可见一斑。

而在近年来有关王融的专题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为政治家王融在才德方面平反的趋势。2005 年赵静《王融诗歌研究》、2007 年赵蓉《王融诗论》和蒋丽萍《王融研究》、2008 年陈舒容《王融诗文研究》、2009 年马电《王融和他的组诗研究》、2011 年宋金民《王融其人与其诗的二律背反》、2019 年王紫苑《王融唐代接受研究》都在辨析古人对王融或极贬或极褒这两种观点的过程中，立足于时代和思想给予了王融忠君爱国、自负而不狂妄、积极进取的品德定调。而2008 年柏俊才《“竟陵八友”考论》、2011 年王济肖《王融及其诗歌研究》、2016 年胡玉《王融诗文研究》则是更多地从分析王融的家世背景出发去解释其形成狂傲、急功近利的性格之原因与必要性。总体呈现出一种对王融才德褒多于贬的面貌，但仍存在着对王融真实个性把握不全面、分散研究王融政治和文学行为的局限。

那么，有没有一个更接近于真相、把握住核心血肉的王融形象出现呢？我始终坚信，隐藏于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下的王融即便已在史海中浮沉千载，承受了许多误解，却依然固执地等待着被人拂去身上迷雾的那一天。

二、林晓光笔下的王融像

在成王败寇的朦胧风烟中，人们已经遗忘了历史上那个真实的王融，只看到粗线条勾勒出的干枯外壳，而填充内里的细腻丰富的情韵和个性却无人去重新擦拭描摹。从这一点出发，我想无论是对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遗憾和值得反思的地方。发掘热点外的空白区域再从中截获一二零散片段进行研究固然是好事，但更有境界的则是把研究对象当作善士友之而“尚论古之人”（《孟子·万章下》），拂去历史尘埃以虔诚严谨之心探寻他丰富的内里，赋予他新的生命活力，让他从迷雾深处历经多年再出现在大众视野时，仍然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而这种境界在我翻阅林晓光的学术专著《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时看到了。

该书是林晓光在2011 年所作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增添修改而成的。相比于之前已有的王融专题研究，林晓光得益于曾经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书中体现的治学方法与日本六朝文学学者注重文史结合、条分缕析的钻研之道如出一辙，在文字表达上也借鉴了日本文库本较为通俗的写法。针对当时学术界对王融和南朝贵族文学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的情况，林晓光以书中绪言的形式串联起“永明时代”“王融生平及其文学”“六朝贵族体制”“六朝贵族文学”这四个关键词，结合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怎么研究”“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这三个方面先为本书搭建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框架，进而过渡到用历史研究和文学作品研究这两个角度去具体论述。

也许是深受日本汉学界注重史料的研究风格影响，林晓光并不打算一开始就用中国学界先解读文学作品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是直接从史料入手，用“历史篇”的书写去深入透彻地还原王融的真实形象，以塑造时代下的个人史为本书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写作目的。

孟子曾说要“知人论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评判首先要从作家的个人经历和性格特质入手，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产生的深层因素和独特性。在本书对王融的研究中，“历史篇”就是一个“知人论世”的论述过程。这一部分上起王融家世之盛衰，下至那场谱写了王融生命终章的竟陵政变，中间穿插了对王融仕途升迁、性格形象和交际往来的细致分析，以王融为中心点向外辐射出一张涵盖多位宋齐时代重要政坛、文坛人物的南朝贵族群像网络。

在翔实的史料举证间，曾长期淹没于历史迷雾中、被后世史官误读的王融个像渐渐清晰立体起来：他从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壮志凌云的政治家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于他而言振兴式微的家族、重新跻身南齐核心贵族集团是从小就有的夙愿，他不愿再让因祖辈谋反而给家族沾染的污名继续羁绊住下一代获取尊荣的脚步，于是一个劲儿地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终于以绝佳文采与不俗见解获得王俭和竟陵王等尊者的青睐，从起家的举秀才一路升迁到枢密要职中书郎，完成了由边缘贵族公孙向统治集团内部核心成员的地位跳级，一雪家族前耻。而这一切都是在他18至27 岁年华正盛时完成的。那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北方边州，见识过边塞烽火的少年跟建康都城里文弱纨绔的其他贵族子弟都不一样，他少了些矜贵柔和气和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多的是好功名、求进取的恃才傲气和务实敢干的锐利政见——在南齐一派歌舞升平雅事互酬之际，王融却一直关注着北朝，没有放弃对北伐收复的力争，并提出了以文化输出为导向的南北外交政策，足可见其政治抱负与独到见解。然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当原本被君臣给予厚望的太子猝然离世，当政治实力雄厚的竟陵王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稳定的永明政局一夕崩塌，竟陵王政变也功亏一篑，尚来不及施展报国雄心的王融就这样被卷入其中，带着“公误我”的悔恨在英年中凋零。通过林晓光对纷杂史料的细致梳理，我们看到，王融绝不是那个在北宋后被否定被固化的狷狂之徒和乱臣贼子，而是一个积极进取、热血报国的天才少年，是一个文采斐然、恃才傲物的烈士。只是历史没给他一展宏图的机会，“时代所压，不能高古”；只是他采取了一次错误的投机行动，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政治斗争中惨败的阶下囚，他性格中不好的一面在脱离具体时代就妄加议论的士大夫涂抹间越放越大，以致被动地留不下一个清晰真实的全面形象。而将王融置于所处的南朝历史语境：“无论如何，在南朝史家的眼中，作为政治人物的王融无疑是一个正面形象。他的缺点在于‘功败垂成’，而并非‘逆行倒施’。换言之，齐梁时代的王融，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

如果说“历史篇”的目的是为了给研究对象王融重新塑像，那么“文学篇”则是在把握文学本身形态、体制和创作场合的基础上以解读作品的角度去进一步丰富王融的生命画像。林晓光把王融的文学作品分为了三大类：宫廷文学、政治文学和宗教文学，并从中抽象出王融文学的一般特点：语言清丽、繁复用典、知识结构宏大和喜欢熔古典铸新声。在这三种文学作品中，宫廷文学和宗教文学不过是王融附庸风雅、为君主长者尊的形式主义产物，与“竟陵八友”甚至于刘宋文人在行文用词和主题选取上多有雷同，并不能真正体现出王融本人文学创作的个性和特质，而以《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为主的事关永明政局的政治文学却恰恰是别人无法替代摹画的王融自己的文学。在这两篇文章中，王融充分地向世人表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抱负，从内政方面具体的农耕、刑法、钱货、历律政策，到对北朝的外交策略，再到总领国运的施政方针，王融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把自己所思考的问题全部付诸行文之间，名义上虽问策的是参加选官的秀才们，实际上作答的却是王融自己，他期待着秀才们能在他对问题的讲述中给出一个符合其评判标准的答案，并引领着他们去认可和接受自己的政见主张。而这种基于政治书写的务实客观又洋溢着激昂壮志的文风在《求自试启》《上北伐疏》中也有体现和延续。也因此林晓光才会说道：“与其他永明作者相比，王融文学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俊爽昂扬，慷慨入世。”但是这一特色又是在文学之于王融到底是贵族社会的应酬工具还是自我内心真实情感和想法的纾解之处这一矛盾中所凸显出的。这种矛盾不独王融所有，任何一个生存在南朝上流社会的士子都会面临，他们必然要在文学话语权是掌握在贵族规制还是自我手中做出选择。林晓光也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放大至整个南朝，类比总结了以哀策文为代表的宋齐梁宫廷文学的相似仪式和演变历程。

文学究竟是为贵族社交锦上添花还是替个体独抒性灵，这是南朝贵族政治下不可避免的一个表达冲突，也是贵族文学自诞生起就存在的问题——“文本本身有其形态、规制与场合，这是作者本人意愿所无法主宰的”。然而“在那些较少具体限制的场合发出的声音，或者在被限制的场合中却依然发出的不和谐音，往往正泄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王融文学的生命底色就是在这种不和谐的声音中才得以彰显，有别于疲软的时代下其他同期作家的纤柔，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烈士之英风”。我很喜欢这本书中的一段话：

在作为贵族官僚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中，王融完美地运用着文学这一社交工具。在这些场合中，作者是深深地隐藏在文字“应当”具有的面貌之后的——我们对六朝文学中留存至今的大多数文字，都应作如是观。但是，在那些偶尔流露出王融内心真实的词句中，最炽烈地煽动着的，依然是对于时不我待的焦灼，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及对于古之烈士的向慕。而这正是王融迥异于时代的、自我的声音。这种如同迫不及待般鼓动着的能量，最终将他年轻的生命燃烧殆尽。

虽然在对永明时代和王融的构想上存在着一些理想化，但林晓光以文史并重的研究方法和尚论古人之心把握住了王融个像中的核心血肉，将王融的政治行为和文学成就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淬炼出王融骨子里的英烈风气，比起前代研究更深入也更全面了。也正因为如此，抛开以永明体运动去笼统概括永明文学成就这一固化的总体观点而把焦点集中在以王融为代表的个体文学创作上，以对人物的史料分析为底，我们才能真正有机会去与作家在作品文本中不经意流露的真实自我进行对话，拨开历史迷雾见真颜！

① 〔梁〕萧子显：《南齐书·王融谢朓传》，中华书局1972 年版，第828 页。

②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4353 页，第4333 页。

③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9188 页。

⑤ 米莆《论草书帖》评价怀素书法作品之语。

⑥ 林晓光：《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9 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