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梦涵［湖北大学，武汉 430000］

迟子建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多产而极具个性的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北国”与“温情”是迟子建长久以来的标签，她保持着诸如纯净、抒情、细腻等女性特有的写作语言风格。但近年来，她的作品逐渐褪去童话般的温暖色彩，转向直面生活的黑暗面，社会批判色彩日益浓厚。《群山之巅》无疑是其转变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迟子建温暖的笔锋变得冷峻粗粝，较多充满粗粝峭拔的野性感。她在对人间爱与痛、罪与赎的生命拷问中，开始凝聚批判的锋芒，逐渐实现蜕变。

一、以往作品中的温情流露

迟子建早期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迟子建早期的创作体现出诸如纯净、抒情、细腻等女性特有的写作语言风格。这种被部分批评家和读者所欢迎的、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特有风格的写作特点，在迟子建早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并且逐渐成为她的创作优势。

在《北极村童话》中，迟子建书写了她童年生活的黑龙江省北部漠河的一个寒冷的小村庄——北极村。在这里，她享受北国别具一格的大自然美景，感受人与人之间纯净美好的情谊。她运用散文式的优美语言、朴素自然的叙述，体现出女性作家笔下独有的细腻情感和清纯画面。迟子建笔下的“世外桃源”正如童话世界般美好纯净。迟子建早期的另一部作品《清水洗尘》同样秉承温情的手法，围绕“洗尘”发生的一系列小事虽然平凡琐碎，却让整篇作品充满一种昂扬向上的生命力和温暖的情调。《清水洗尘》中的邻里、家人、夫妻三重关系都呈现出自然和谐的状态，之前的误会也在“洗尘”中渐渐消失，整篇作品传递出一种浓浓的温情和爱意。

通过对上述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迟子建早期作品的风格特点。虽然在迟子建的早期创作中，也出现了一部分类似于“寻根文学式”的作品，诸如《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等，描写了充满东北地域色彩的人民身上的愚昧、守旧，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入挖掘；但“迟子建式”的寻根文学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大多是她在创作中的情感流露，且受当时流行文学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模仿和借鉴。同时，迟子建的笔触并非凌厉、辛辣，而是充满悲悯和温情，小说的结局也充满人情味，体现了人性的善良、真诚，也表现出迟子建对人性美的挖掘和赞扬。

二、近期创作中的沉重冷峻

不同于前期创作的温情流露，迟子建近期的创作中少了部分的温暖、柔情，多了一定的沉重和凌厉，深入展现了人生的真实面目，体现了人生的无奈、命运的无常和生存的艰难。她不再为人性的“恶”找种种理由，而是在展现“恶”的同时深入人性，对于“恶”的来源进行深入的挖掘，作品风格逐渐从“温情”转向“冷峻”，但她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温情”的信仰。这一时期，她的目光仍停留在她热爱的那片土地上，但描写的内容大都是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社会事件，如死囚器官移植、大学生寝室投毒、拐卖儿童等。不同于以往对童年回忆的书写或者“新历史小说”的完全虚构，迟子建这一时期的创作反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透露出背后的沉重和冷峻。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发表于2015年，源自迟子建曾采访过的一位退伍老兵的经历和一位年轻战士的事迹。2001年，迟子建下乡前往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了一位曾被污蔑为逃兵的老人，老人生活十分窘迫，迟子建非常同情他的遭遇。之后，她又听说了一名年轻的英雄战士的故事，这个故事唤醒了迟子建对那位老人的记忆，成为其《群山之巅》的小说素材。

（一）“善恶”人性之沉重

与之前的小说相同，《群山之巅》同样集中于小人物的命运，但其中蕴藏了善恶美丑的分辨，以及人间自有正道的道德判断。这与以往迟子建小说中寻找不到“恶”的原因是不同的。

小说中体现人性“善恶”最为突出的人物形象便是安雪儿。迟子建没有让她像其他“异禀者”那样游离于日常生活和想象之间，而是让她历经了通灵人到普通人的转变。安雪儿出生便被认为是“神灵”，可以预知人的生死，颇具神秘色彩。但作家却安排安雪儿被辛欣来玷污这一情节，使得安雪儿这一人物缺少了神秘感，也失去了自然赋予她的灵性。在之后的描写中，作家也给予了读者很大程度上的暗示：例如安雪儿每天都能够听见自己的身体在成长，不再是以前的侏儒；她能够从事一份工作，并且养育子女，等等。这些情节都在暗示着安雪儿本是普通人。小说的沉重之处体现在龙盏镇人想借助安雪儿预知生死的通灵能力而获得死神的赦免，他们并没有预料到安雪儿本人遭遇了厄运却不能自救，她同样超越不了现实的破碎与黑暗。迟子建通过描写除安雪儿以外的一些人物的话语及变化，侧面突出各个人物人性“善恶”的沉重性。安雪儿从一开始具有“通灵性”到之后被现实打击、屈服于现实，再到最后与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变化，正表明了迟子建并没有刻画一个脱离于现实的“神明”或“小仙”的完美形象，而是选择让“天使”经历磨难而被“折翼”，突破了以往对于美好纯净的形象塑造，通过一步步地揭开生活的真实面目来展现其背后的人性。

（二）批判讽刺之冷峻

《群山之巅》对以往的“温情”突破，突出表现在作家前所未有的社会批判性上。迟子建突破了以往的愧疚、悲悯，逐渐转向了辛辣、冷峻和凌厉，她将现实事件融入小说中，并且通过龙盏镇三个家族之间的各种血缘、职位、邻里等关系巧妙地表现出来，加深了其中的社会批判性。

例如小说第九、第十章围绕安大营事件，对一些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与批判。热血青年安大营为人正直，当得知林大花与于师长勾结时，他感到十分痛苦。面对林大花的“背叛”与堕落，安大营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不慎出车祸掉入格罗江。在生死关头，他选择牺牲自己，拯救林大花，获救的林大花则自此精神失常。这场事故的根源直指于师长的腐败，于师长身居要职，却利用权力与金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使两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走向终结与枯萎。其中，林大花甘愿为了金钱献身，烟婆为了金钱看女儿跳入火坑等情节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饱含了迟子建面对人格在权钱刺激下扭曲、裂变而产生的深深忧虑。

作品最后，“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更预示着这样悲欢离合的故事仍在龙盏镇上演。与以往美好的结局相反，迟子建用鹅毛大雪暗示了龙盏镇往后的命运，《群山之巅》也因此叠映着现实沉重的阴影和冷峻的气息。

三、女性命运的另一种解读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推介。中国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由“自在”走向了“自觉”，并开始对自身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迟子建利用“新历史小说”的方式，通过对历史情境中的女性进行书写，来表现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例如《旧时代的磨坊》《秧歌》等，都以女性为主人公，细致地描写了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对女性的存在方式和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具有传统的“女性”特征。

《群山之巅》中仍然存在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但相比迟子建20 世纪90 年代初期的书写，《群山之巅》充满了悲剧性和现代性。小说塑造了安雪儿、唐眉、陈媛、单四嫂、烟婆、林大花等女性形象，而她们无一不是悲剧性的结局。与之前展现女性经历坎坷的韧性和伟大不同，迟子建平和舒缓、波澜不惊地讲述着龙盏镇女人们的人生悲剧，让人从心里对她们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同情。迟子建以相对严肃的态度批评和抨击女性悲剧的真正根源，即男权文化和男性中心主义。在男权文化中，女性长期处于被压迫、受支配的客体地位，居于统治地位和中心地位的男性习惯于把女性当成“物”，将其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对女性有很强的占有意识、戒备心理、轻视和玩弄的心态。这样的男权文化在《群山之巅》中正体现在女性人物李素贞身上，她悉心照顾瘫痪的丈夫长达二十年，但这种伟大的付出却被丈夫和他的家人视为理所当然。对于李素贞，他们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

同时，《群山之巅》中的已婚女性，如绣娘、李素贞、单四嫂、郝百香、烟婆、陈美珍等人，都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她们遵循着男性中心的伦理规范，照顾和扶持丈夫，但几乎都是“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形象。迟子建在小说中并没有塑造出完全善良、沉静、贤淑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以充满了讽刺意味的钱权交易、利益关系、复仇心理等具有现代性的元素，将女性的悲剧展现得更为突出和真实。并且，与迟子建过去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不同，《群山之巅》以家族之间的关系为主线，更全面地展现了女性自身的悲剧性命运和在现实残酷下的现代性女性特征。

四、结语

迟子建在近期创作中，不断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征的手法，笔法逐渐转向凌厉、冷峻，从之前的温情书写转向具有较多的社会批判性和现实性；在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刻画上更具有丰富性和层次性，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也有了一定的突破和解读，使得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时代的潮流下，有了一定的现代性特征。《群山之巅》正是迟子建创作风格转变的过渡作品之一，在时代与生活背景的变化中，随着作者生活经历的丰富、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创作心态的转变、写作功力的提高，等等，其创作风格在逐渐发生转变。这也正体现了迟子建在时代变化中写作方向的不断调整、思考方式的不断改进，同时也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