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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

2021-06-20刘庆祥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21年3期
关键词:老屋房子

刘庆祥

手机响起,一看是侄子的电话号码,我预感到可能是因为老家房子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大哥的声音,大哥说,老屋已经不行了,看来撑不過这个雨季,想让兄弟几个都回去看看,商量个办法。大哥已经年近七十岁,话语里有种历尽沧桑的平静,在我听来却带着一丝哀伤,像是在说一位老人不幸的消息。

这让我想起了昨晚的那个噩梦。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被风雨撕裂的暗夜发出愤怒的咆哮,土坯房在狂风暴雨中摇晃。一声炸雷响过,房子东墙山裂开一条宽大缝隙,缝隙处露出狰狞的天空,雨水从头顶倾泻进来。我想挣扎着爬起来,却动弹不得,想呼喊,声音只在喉咙里呜咽。

台风“利奇马”带来的大雨还在下,已经这样下了七天七夜。我懵懂中意识到刚才是一场梦,因为梦境太过真切,以至于醒来还认为是躺在老家的房子里。黑暗里,我睁大眼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才缓过神来。脑子里又浮现出父亲的那句话:“老宅子是有灵魂的。”至今我也没完全弄明白父亲这句话的意思。

黄河口,没有真正称得上老的东西。所谓老宅,也不过七八十年历史,并且,上面的房子已经重建了三次。

爷爷那代,是这里最早的居民。初到这里开荒种地,住的是窝棚,随拆随建,居无定所,不堪称其为宅。我所知的第一代的宅子叫薄帐子屋。这种屋子,是四角和承重部位搭建简易木头骨架,再将秫秸秆植入地下,露出部分作为基础墙体,由下到上层层续接绑扎,至两米以上高度,房顶以秫秸秆扎制的条状物紧密排布固定,构成房屋主体。房顶和四周用草泥混合物涂抹,房子即告完成。其坚固、保暖、遮风挡雨能力可想而知。

年龄大的三个哥哥和姐姐对那座房子都有记忆。二哥说:“那时候还不懂事,我与大哥早晨醒来,争相用头撞击松软的墙体,震得整个房子颤动,以致墙皮脆裂,急得父亲一边怒吼一边跺脚。”

姐姐记得,姥爷来过薄帐子屋一次。我印象里,姥爷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曾经一人手持铡刀躲在房门后,护住一家人,抵御一群持枪老缺(土匪)抢劫。相持中,姥爷在屋里破口大骂,房门被子弹打得稀烂,却始终无人敢强闯,直至天亮,老缺退去。

姥爷到来后,抱起当时只有两岁的姐姐来到屋里,一声不响站了半天,环视四壁,是捆扎墙体留下的一道道凸起腰线,说了句:“满屋的搁盘儿啊!”流下泪来。姐姐茫然地看着姥爷的脸,不知道姥爷为什么会哭。

可以想见,当姥爷看到自小娇生惯养的宝贝女儿,从自己的小康之家嫁入寒门草舍,拖着四个孩子过着衣食不继的生活,心里会是何种滋味。

姥爷默然良久,把姐姐轻轻放下,塞进她手里几块钱,转身默默离去。

我出生的房子,是老宅上第一代土坯屋,建于何年何月无法确知。从1962年我出生的年份可以推断,它最有可能建于1958年。自打我记事,它就是一家人的唯一居所,一家十口人,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日子就在那所房子里度过。

那座房子装满了童年记忆。一缕柔软的灯火,一张小小灯桌,还有被父亲束之高阁的几本线装书,都印在脑子里,散发着时光氤氲出的暖意。被灶火煨热的土炕上,靠墙处的被卷,刀切似的,一铺挨着一铺,上面摆放圆形的,长条状的枕头,呈一字排列,里面包裹着童年温暖的故事。

一方宽大厚重的窗户,窗心由粗实多边形木段拼装而成,工艺精湛。窗棂缝隙很窄,透光有限,却能把我稚弱的思绪引向很远的地方。清晨醒来,第一眼投向毛头纸透进的亮光,心里便生出对外面世界的诸多幻想。诸如:人们都说天很大很大,那么天边为什么压着远处的树梢呢?为什么故事里美好的事情在南方而不是北方?时常幻想着,到很远很远的南方去找传说中的仙女。

后来,窗户上的毛头纸变成了玻璃。冬日的早晨,玻璃上结满冰花,整个窗户变成晶莹剔透的植物园,有高粱、玉米、大豆、谷子、麦子,更多的是从没见过的阔叶植物。当盯着它们看时,本来是一枝棉花,转眼就不见了,它又成了一个酥瓜。奇妙的是,繁盛枝叶间,能幻化出无穷无尽的画面,有时是一个半身小孩,有时是一个脑袋,有时候只是一只眼睛在向我偷窥,那片玻璃像一个神秘的魔幻王国。

那是一座命运多舛房子,承载着一个家庭挣扎的境遇。12岁的大哥和9岁的三哥同时辍学,担当起改变家庭命运的使命。拾草卖到窑厂,是家庭唯一可行的副业。冬天,凌晨三四点钟兄弟俩就悄声起身,一个起火做饭,一个将手推车推出屋外,备好绳子、水壶和干粮,捆好搂草用的两具大耙,一切收拾停当,天还不亮。随着手推车的颠簸,兄弟俩在两个大耙钢齿撞击的细碎脆响中远去。他们前往三十里以外的孤岛,攫取一家人的衣食之需。

两个平均年龄只有十岁的孩子,小小身影踽踽行走在黎明前的夜幕里,悄无声息。冬夜空廓寂寥,此时那两具大耙发出的“嗒嗒”响声,就像一首孤独的销魂曲,伴随着两个孩子的脚步奏响。

当兄弟俩一推一拉驾着车子,将满载的数百斤干草送到窑厂,拿着一块多钱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从口袋里摸出那一块多钱交到母亲手里。往返孤岛加上拉大耙搂草,兄弟俩每人每天行程都达一百多里。整个秋冬两季,除非雨雪阻路,天天如此,只能赚取一百多元收入。

慢慢积攒起的那一堆皱巴巴的零碎钞票里,浸透着兄弟俩多少艰辛和泪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却温暖了一个十口之家的贫寒岁月。也是依靠这点微薄收入,在父母的苦心操持下,使这个家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

有一年,一些操着南方口音的人来到黄河口。据说那些人是南京长江大桥建设者。他们在村后扎起席棚驻扎下来。很快,周边各地民工蜂拥而来,村北黄河故道的盐碱地被一片窝棚遮盖。那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南京长江大桥的宣传正铺天盖地。土地贫瘠和文化寡陋,没有限制孩子们的想象力,“要建南京长江大桥了!”这个消息带着孩子们的兴奋在这块荒洼之地传播。

孩子们的“南京长江大桥”,其实是一座引黄淤灌闸。它巨大的桥墩、厚重的闸板、只有吊车才能搬动的钢制构件,都超乎当时人们想象。别说从来没见过水泥物件的孩子,即使是大人,很多也从来没见过这样壮观的建筑。引黄淤灌闸建成后,大规模淤灌蓝图展开。秋冬农闲季节,都会有大量民工涌来,有的住农家,有的搭建窝棚,修堤筑坝。开阔的原野,被划成网格状区块,实施分区淤灌。很多村庄,在统一规划中需要整体搬迁。邵家屋子村被一条引河分割成了东西两部分,村西的七八户人家成为一座孤岛,家中老屋就在那座孤岛上。按统一规划和补贴标准,一间房子补贴30元,需要举家搬迁。

人们对搬迁这件事一反常态地消极,家家笼罩着一片愁云。人们每天都在收拾准备,却没有一家主动拆房,渐渐地这件事暂时搁置下来。于是,人们开始在自家房子四周修建堤坝,构筑堡垒,抵御即将到来的洪水。

“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夏汛季节,黄河裹挟泥沙奔涌而来。开闸放水之际,数百流量的洪水直扑距离闸门不足500米的村庄。灌区内的几户人家,顿时被洪水包围,恰如漂浮于汪洋中的片片孤舟,陷入与世隔绝的风雨飘摇之中。在洪峰间隙,人们才能涉水购入生活必需品,有时十多天不得出入。

“看海”的日子是难熬的。放养大的孩子,耐不住寂寞,一离眼就跳进水里游泳,或把家里簸箩扔下水,坐进簸箩里划船。家家户户看护孩子,守护堤防,不舍昼夜。只有洪峰间歇期才能端着饭碗,站在自家“城防”上,与邻居高声互致问候,谈论柴米油盐之事。

开闸淤灌时间也是黄河口的雨季。夏雨时节,大雨连绵,“内涝”才是家园的最大威胁。

那也是一场大雨,雨不知下了几天几夜。一天夜里,父亲被屋里水声惊醒,掌灯一看,屋里地上一片晶莹水光,水面上,一只老鼠正在摇摇摆摆游动。父亲急忙叫醒熟睡的孩子们,兄弟几个连忙起身,只穿裤衩跳下炕。在大哥的带领下,年龄大的提水桶,年龄小的拿脸盆,赤裸上身冲入屋外的大雨中。他们先是把堤防挖开一个缺口,降低护堤高度,减少排水阻挡,再将草席、苫子铺在缺口上加以防护,开始往堤外扬水。

大雨中,围绕房屋打起的堤防,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盆地,房屋坐落中央,压缩了盆地的蓄水空间,水位上涨极快。更可怕的是,如果被雨水淹没至砖根脚以上的土坯,黄泥与麦秸打制的土坯会迅速瘫软,墙体就会坍塌。

雨越下越大,排水速度只能维持到水位不再上涨。降雨一旦减弱,兄弟几个不敢稍有怠慢,努力争取把水位往回压。在与时疾时缓的大雨争夺中,经过数小时的抢险,屋外的水位方才下降至安全线以下。这时父亲带着姐姐和我,拿起面盆、水瓢等开始从屋里往外排水,弟弟也不闲着,光腚蹲在水里,用勺子一勺一勺往外舀。直到天亮,一家人才把屋里屋外的积水排完,连累带饿带困,个个水鸡似的瘫软在堤坝土坡上。

雨还在持续,只是已经小了许多,院里雨水蓄积速度明显放缓。于是,兄弟几个在排水口处挖一蓄水池,待池水蓄满,兄弟四个分成两人一组,轮流用斗子往外打水。大雨和洪水中,老屋度过一劫。一场老屋“保卫战”,植入了家庭历史和那座老屋,老屋融入了家庭每一个人的情愫。

老宅上第三座房子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年我已经参军入伍,三年后,回家探亲才见到新房。房子坐北朝南,一排五间正房,三个明间一个里间,东侧一个独立单间;十一层红砖根脚加土坯墙,净高三米三,净宽五米。它的模板是革命荣誉军人、大队书记家的房子,当时村里仅此两座。我一直认为,这座在老宅上重新建起的房子里蕴含着父母的一股心气,却一直没有从父母口中得到证实。

老屋似是随着父母亲的离世老去的。父母离世前,曾经跟着二哥在城里住过几年,每年雨季到来之前,都要专程回家看看这所老屋。老屋里所有东西都盖了衬布,母亲每次进到屋,除了偶尔会揭开布满灰尘的盖布,低头看一眼下面,几乎不动任何东西。有一样东西例外,就是里屋靠近内墙的一个箱子。那是一口生了包浆的红漆木箱,镶一枚碗口大的圆形铜质锁盘,心形锁扣也有巴掌大小,上面挂着一把铜锁,那把铜锁上的钥匙母亲从不离身。回到老屋,母亲都要亲自打开箱子,翻开里面的被褥,露出箱底那几件绿色缎子衣料。箱子和衣料是她结婚时仅存的嫁妆。衣料光鲜如新,她伸手抚摸几下,再把箱子合上锁好。而后,她不声不响在屋里转几圈,直到看遍屋里每一个角落。父亲回到老家关心的事情不同。他先是绕着屋子转几圈,不时停下来,对着需要修缮、整饰的地方审视一番,对大哥一一作以出交代,再就是进屋看一眼堆满里屋的那些酒。后来,大哥和三哥无须父亲再作交代,每年开春都会对老屋进行一次简单修缮,整修后的房子焕然一新。

父亲最后一次来到老屋是病重以后。平时父亲都是亲自打开家门,这次钥匙交在了大哥手上。老屋门上的锁用了多年,已经十分陈旧,看上去就是一块布满油腻的铁疙瘩,钥匙的柄和齿磨得光秃,锁孔很淡。大哥费了一番周折,仍不能打开。母亲上前接过钥匙,插进锁孔,只轻轻一拧,那把失去开闭脆响的老锁就无声地开了。这让我想起一只等待主人的家犬,心中生出无端凄楚。

回到老屋是父亲的遗愿。被安放在炕头的一刻,昏迷多日的父亲用力睁开眼,两眼慢慢睁大,像是从一个长梦中被惊醒,直视屋顶多时,然后长舒一口气,又缓缓地闭上眼昏睡过去。父亲去世后,母亲再没单独走进这座房子,直到病重才执意要回来,在父亲躺过的炕头上,度过了她生命最后时光。

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老屋看看,老屋老去得很快。仅一年,无人出入的天井里,已经生满荒草;再去看时,老屋又经受了几年风刮雨淋,泥糊的墙皮开始脱落。院子四周,父亲扎得结结实实的薄杖子全部倾覆在地,院子里野草几度枯荣,变得一派荒芜。

2011年清明,是最后一次见到老屋完整的面貌。修补过的墙面再次开裂,修补处与原有墙面对比鮮明,犹如突兀疤痕。窗台,为防止被雨水冲刷砌了水泥台面,下面贴了几叶黄泥瓦片。从墙的东山伸出的一面墙头,上方用水泥固定的瓦片脱落,经过雨水冲刷,开始残破。位于西侧的偏房门前,父母用过的一口大缸静静地躺着,缸口正对院门,像是在对来人诉说它自己的那段历史。我走过去,把它口的朝向调转,面向墙角。院子里一片寂静,老屋孤独地站立着。

走近老屋,脚下被尖锐物刺得嘎嘎作响,鞋面裤脚是针刺划出的沙沙声音。我端着相机蹲下身,下身感到针扎的刺痛,才发现院子里两棵枣树,密密实实繁衍出一片小枣树苗。它们经历了一个冬季的洗礼,尖锐地挺立着,把野草被全部欺灭,独占了整个天井。拍下几张照片,父亲每次回家审视老屋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我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此后,有八年时间我再没靠近老屋。

有了微信以后,从家人上传的照片里,我时常会看到父母的那座老屋。最先坍塌的是那一截残存的墙头。后来,院子里混杂丛生出一片树木,树木又被藤蔓植物攀绕,从门前的公路上看去,视线被遮挡,老屋变得模糊不清。不知什么时候,位于院子西侧的偏房也消失不见,想必也已经坍塌。

有几次,我想起老屋里的相框。挂在方桌上方的墙上,一共三个。其中有一个我记忆深刻,那是用方形木条制作的细边相框,不知是长期烟熏还是有意着了墨色,呈深黑色,里面是父亲年轻时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张长条凳上并排坐着四个人,父亲手里拿一纸卷儿,位居左起第二位,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前方摆放一盆绿植,绿植枝叶茂盛,照片中的人顯得自然随意。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和照片上的人,不曾记得父亲提起。只记得父亲回忆,他手里纸卷和膝前绿植,是摄影师布置的道具,绿植是就近挖来的一棵苍子,临时埋进一个瓦盆。那张照片一直保存到父亲去世。我猜测,照片里大概记载着父亲短暂的革命经历。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中知道,父亲曾被指派去延安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曾被安排南下,父亲都没去,父亲是个恋家的人。

父亲有用新照片替换旧照的习惯。每有新照片,父亲就打开相框,选一合适位置,把新照片放进去,旧照也不取出,只是被覆盖在新照后面,再将相框订好。后来父亲那张照片不见了,大概是被叠压进了新照片的后面。那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留给我的唯一印象;而父亲的现实形象,自打我记事就是个老头儿,想来父亲那时也不过四十几岁。

我记挂的还有封存在相框里的旧照片。父亲年轻时候那张照片、我小学毕业时拍的人生第一张照片、高中毕业时的毕业照等。我想象中,那几个相框里应当隐藏了不少儿时记忆,也存储着家庭的历史线索,这渐渐成了我的心事。我还曾经设想,把那个黑边儿相框取回来,将老照片重新布置,挂在书房的某个位置留作纪念。有一年回老家,我向三哥问起,三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来张照片,大多不是我要找的。一抬头,却看到那几个相框挂在三哥外屋的墙上。姊妹八个当中,只有三哥一个人还居住在村里,也许这里才是那些记忆应有的位置。

雨终于停了,兄弟几个相约回到老家。院子里一片狼藉,老屋所有附属建筑全部坍塌。坍塌的还有位于东侧的那间独立的正房。

我结婚以后,每年回家过年都在那间房里居住。城里新家换家具时,我把结婚时购置的写字台、梳妆台和床运回家安放在那间屋子里,那里是我在老家唯一的存身之所,如今它已经化为乌有。剩余四间房,东山墙被雨水冲刷得伤痕累累,只可看出九根檩头压出的残痕,地上躺着那间房子留下的废墟。

在西偏房与正房之间的废墟里,唯一可以识别的是饭棚里的一个灶台,它坚强地立在几片破瓦下面。我眼前仿佛出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她正在为一家人烙饼,手持盖垫子,从屋里到饭棚出出进进。有时盖垫上托着一张饼,有时提着空盖垫转身,自己擀制,自己添草、续火、看锅,一张张热气腾腾的大饼从锅里抄出,很快在灶台盖垫上叠起一摞。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在这方老宅上奔走了一生的女人已经离去多年了。

“老宅真有灵魂吗?”我又想起了父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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