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媒介考古学需要返本开新
2021-06-20潘祥辉孙英智
教育传媒研究 2021年3期
潘祥辉 孙英智
一、媒介考古学需要“中国化”“在地化”
問:正如您之前在《传播研究的媒介学转向》一文中所引述的,媒介学是一门“来自远方”的学科,那么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中,媒介考古研究会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潘祥辉:我认为媒介考古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是如何把媒介考古学“中国化”“在地化”。从名称上来说,媒介考古学固然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但我认为谁也没有权力垄断它,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它完全可以在地化。在中国本土语境中找到自己独特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拿来主义”,包括引进的大部分理论,实际上还是在西方的框架上生搬硬套。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媒介考古学,还是华夏传播学,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在此基础上,推进我们研究的本土化,这个最重要。记得李金铨教授讲过:西方社会已经定型了几百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我们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我们的问题、学术关怀和他们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学术模式去做,越做越细,虽然很精致,但这是一种“精致的平庸”,会造成学术研究的“内卷化”。
那么,我们研究人员应该怎么寻找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多观察、多思考、多体认。“体认”是很重要的,其实很多的媒介和传播现象,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实践中,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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