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彦 赵瞻曦

摘 要：黄苗子是中国近现代重要的文化名人，在艺术理论和实践上都颇有建树。《吴道子事辑》作为其编纂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幅个案研究专著，在吴道子文献整理辑录、吴道子研究问题的细化与再探等方面都对吴道子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旨在从《吴道子事辑》出发，对黄苗子在吴道子研究领域的成果与价值进行简要的分析与探寻，并兼顾黄苗子在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研究中的整体思路。

关键词：黄苗子;吴道子;《吴道子事辑》

黄苗子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文艺美术家，不仅在书法上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苗子体”，在绘画上也开创了独到的结合中西的中国画创作形式。而在艺术理论研究层面，他也著述颇多，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吴道子事辑》便是他在个案研究中的佳作。

一、吴道子研究

吴道子在唐时已负盛名，后世尊称其为“画圣”，虽然因其画匠身份，对其关注随着历朝思想倾向的不同有所差别，然而其于画学不可撼动的成就既在，自唐起有关其人其画之研究便未曾断绝，至19世纪末，对吴道子之研究已然构成漫长的历史，而对其人其画的基本观点也大致形成定论。20世纪初叶，国内外风雨飘摇，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学术思路亦冲击了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其艺术观念与艺术技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自身的艺术史学术体系，关于吴道子的研究也受到这一洪流的影响。

纵观20世纪上半叶，在吴道子的研究方面少有专著，虽然中国美术史编修少不了作为关键人物的吴道子，名家如潘天寿、郑午昌、滕固等也都在他们编纂的画史中对吴道子其人详细阐述，给以严谨的考证，并就争议问题各秉观点或将多元见解予以记录，但仍未能成完全体系。20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环境基本稳定，对前代的各类整理也迈上正轨，有关于吴道子研究的专著陆续增加，王伯敏《吴道子》和黄苗子《吴道子事辑》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对吴道子其人进行了严谨精到的考证梳理，可谓有中国近代吴道子研究之筚路蓝缕之功。黄苗子著《吴道子事辑》一书，对于吴道子资料的整理、编集，也成为吴道子研究资料体系构建的一个成功尝试。

二、黄苗子之吴道子研究

另类于吴道子研究一般偏重画法、技法的探析，黄苗子《吴道子事辑》在形式体裁上，更注重于资料的整理与汇编。其评论见解多作为编录资料的按语出现，附加于所辑录史料的下方，一评一录层次分明，意在编纂不言而喻。据黄氏于《艺林一枝》所言，其整理摘录的习惯实出于启蒙导师邓尔雅之教诲，而其搜集编列吴道子史料则是受友人阿英之启发。《吴道子事辑》所采用的框架虽较为简单，即将这些资料按照事迹、作品、画法、评论四个类目进行归类，各立着重点，内部再加以编排，但黄氏对所用资料以按语方式附以阐释与考证，并在各大类目前引小序加以总括，由此串联成记叙完整的篇章的形式，着实可谓纲目清晰、逻辑严整。

吴道子研究自古不绝，然时至今日仍然难题诸多，一大关节问题便在于其真迹的阙失。一者吴道子是盛唐时人，相去20世纪中叶已有一千多年之隔，且吴道子虽号绘画之全才，但其作以宗教画居多，作于寺院道观壁上，日晒风吹，纵使及时修缮，也难久留;二者吴道子“画圣”之名既揚，民间多有伪作，宋元时代较近尚有真迹，如凤翔府开元寺壁画者，但时代既久，真迹越少，伪托越多，好坏杂糅，相关记载也随之繁杂。于是在建筑原迹早已破毁的情状下，对于吴道子的考证也有所局限。

对一项作品进行考证，按照中国美术史流传的习惯，通常依凭于文献记载，历代美术通志、画评、地方志，诸类文献皆可纳入考量;又吴道子作品多为佛道壁画，依托于实物和场地，实地考察与考古资料乃另一种选择。《吴道子事辑》一书初稿完成于1956年，当时中国的考古学尚在摸索之中，采用文献对比的传统考证方式更加符合当时实际，并且现实的工作环境也让黄苗子更加倾向于通篇采用文献的形式进行研究。与之相对，后来学者如袁有根在论及吴道子作品时便尤其注重实地考察结果，在其专著中频频提及自己赴原境勘探的经历，此举自然有赖于相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更方便的交通条件和更丰富的考古材料，而黄苗子本人于成稿三十年后也在出版后记中感叹田野成果如永嘉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壁画发掘为吴道子研究带来的提示。黄苗子所采取的文献比对方式乃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手段之一，但黄氏将不同史料联系贯通的联想力与构建力却仍能为人称道。

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以为，在临清县的王舍城佛刹里有吴道子所作壁画。然而黄苗子却依凭佛教的不同派系在唐代不同的流行状况提出郭氏所载此事“似不太可能”。

黄苗子分析道：“……真正建立禅宗的应是初、盛唐时期的六祖慧能。而大盛于晚唐及宋代。吴道子时代，佛教流行的是天台、华严、法相等宗派。”他又从不同教派的习惯入手解释：“《西方变》《华严经变相》《维摩经变相》等，都是这些宗教的宣传艺术……禅宗以刻苦朴实为宗旨，他们中的一支，还公然提倡‘释门事相，一切不行，礼忏、转读、画佛、写经，一切毁除。”

分析将唐代佛教发展的背景纳入考量，同时查证各教派的习惯，从大环境后隐藏的细节入手发掘，得出有关于王舍城佛刹壁画真伪的判断，理据俱全。然而尽管黄苗子在史料分析运用方面十分娴熟且颇有洞见，由于全书文献来源的复杂性，翻找难度较高，加之其在写作过程中又多依凭于记忆，考证中不免出现缺漏，以至于其一些推断固然从逻辑上新颖超妙，但就价值而言却难以为鉴。

另一问题则在于吴道子在画史和野史两种记载态度相对割裂的尴尬身份。尽管唐代画史对于画工的记载并不像宋代以后那么吝啬苛刻，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并无明显的分化和对立;但宋以后文人画逐渐成为主流，文人画家掌握了引导审美的主权，画工所作在画史中受到排挤，特别是在董其昌之后，评论上“崇王抑吴”的风向渗透也越加深入，尽管吴道子“画圣”地位固在，其作品笔法亦受文坛艺坛大家如苏轼、米芾之推崇，但专门研究相比唐宋更渐罕少。在易于向前追溯的朝代中对于吴道子的可靠记载尚且不足，而后考据又少，仅就生平已然扑朔迷离，其生卒年难确定，只能大致匡定。另一方面，吴道子作为唐朝杰出画家，向前承载魏晋顾恺之、陆探微的气韵生动、六法俱全，向后奠定了中国佛道壁画的基本形式，以书法点画开启以披麻斧劈为基础手法的水墨山水。名声既煊，野史录其轶事趣闻益多，真假相糅，多少难足为信。由上，关切于吴道子，及至20世纪中叶，虽经历朝历代，仍有诸多问题余留，即使某些问题已经在学术界上基本达成一致，也仍有大量的细节亟待考察。黄苗子于《吴道子事辑》中便有对这些“既定”观点的细致纠察，寻找出它们的阙漏并将其中需要证实之处一一挑明，并直言若“这些问题无法解决，那该观点仍然需要考量”，可谓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可观的角度，铺垫了值得一行的路径。

至于寻找阙漏之外，对于一些争议问题。黄苗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发人所未发，为后人所重视。其中尤以其对吴道子“兰叶描”形成发展之推断最为精到可观。黄氏认为以“兰叶描”为代表的新用笔形式的产生与唐代宽松大气的艺术文化息息相关，且受到唐代完成前朝成果整理并臻于鼎盛的书法艺术的影响，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历秦汉魏晋的积累与变革，及至唐代，绘画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占据话语权的知识阶层所钟爱，并且已然成为社会高阶人士趣味代表的书法，也已经完成了其在艺术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同时，在当朝乃至以后声名显赫的书法家们多是文人或道释出身，皆是中古时期社会结构中的特殊阶层，为主流所重视，与画匠仅存于画史、在官修正史中多籍籍无名的情况相左。因而，绘画作为与书法在形式构成上有所类似的门类，自然期望向其谋求一种共同，以冀学习抑或一举两得的达成地位上的提升，书法笔法入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黄苗子提出此点可谓眼光独到。此外，黄苗子又指出“在战国楚漆器上已看到的细而有劲的铁线描，在唐代发展成为兰叶描”可能是绘画用笔开始变化的第一步，自此以后，“绘画上各种活泼线条才竞相出现”，并在实证上对比了中唐周昉《纨扇仕女图》、韩滉《五牛图》和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等画作，清晰概括出从中唐到宋末，从晋铁线描至唐“兰叶描”再至五代宋初皴擦晕染并出、笔墨一变的脉络，同样可成一家之言，为人所信服。

三、獨特思路

最后，需要指出黄苗子在《吴道子事辑》的撰写中所采取的是传统的、东方的——在中国语境下、以中国传统的学术思路来看待中国的艺术人物与产物的方式。其所采用的按语形式、分析逻辑乃至考证形式、看图思维，无一不体现出一位秉读中国传统、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的艺术文人的思维特色。处于文化交融的20世纪，尽管黄苗子的艺术研究学识与精神呈现出中西合璧和万象包容的特点，但是在具体的分析情境下却能够将双方的视野加以得当的运用，这样的思路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而难能可贵的。

四、结语

《吴道子事辑》是黄苗子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一大展现，对后世学者研究吴道子产生了影响，时至今日提及吴道子研究，黄苗子的梳理与论证仍给后人以借鉴与启示。而黄苗子贯通中西的艺术素养与他在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时取法中西却始终坚持以传统的方式来看待中国本土艺术的研究思路，也为处在中西汇集、学说流派层出不穷的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照。

参考文献：

[1]黄苗子.艺林一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袁有根.吴道子研究[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3]洪惠镇.中国名画家全集：吴道子 王维[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毕斐，点校.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