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3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茅盾的《子夜》，“五四”新文学才在长篇小说领域接近或超越晚清。同样以文学实现社会学使命，《官场现形记》是无心插柳，《子夜》是有意栽花。

很多20世纪中国小说的共同特点，都是以解读中国问题、书写中国故事和关注中国命运为中心——夏志清提出“Obsession with China”这个概念，译成“感时忧国”后被很多作家、评论家理解成中国现代文学继承了从屈原、杜甫以来的伟大传统。其实夏志清“认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颇有局限”①。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文中，夏志清说：“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一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关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划国内的黑暗和腐败。”②换言之，文学对中国太“痴迷”，反而有损艺术。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过程中始终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夏教授其实自己也有点Obsession with Chinese（至少是Obsession with Chinese literature），总是希望、苛求老舍、茅盾等人要写出杜斯妥也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故事、中国问题，何尝不就是现代文明的问题？

茅盾主张主题先行，《子夜》先拟好大纲，确定了主题、结构，再分章写成。

叶圣陶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③不知是称赞还是保留。一般说来，作文要求主题先行，文学名著可能是主题后行，比方说《安娜·卡列尼娜》，托翁原想批判一个道德放荡的女人，没想到作品里充满了对安娜的同情甚至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