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明 谢卓芝

摘要：刘少奇对工作方法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重视。首先，他认为工作方法不对头或者直接沿用旧的工作方法不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正确的工作方法则可以减少重大失误。其次，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主要有五点，即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下定艰苦奋斗的决心;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坚持群众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进行非常公开坦白的工作，扩大党内党外民主。最后，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人民性、辩证性、客观性、实践性四重基本特征。

关键词：刘少奇;工作方法;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1）03-0061-08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对工作方法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重视，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党员同志及领导干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树立什么样的工作作风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法等进行了深刻阐明，这一系列论述不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当下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乃至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亦具有现实启迪作用。因而，在新時代背景下，对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和研究，依然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刘少奇对工作方法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工作方法问题，历来就为党的领导人所高度重视。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1]139在这里，“桥或船”寓指的就是“方法”，“过河”即指“任务”，在任务确定之后，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就是解决方法问题。因为“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刘少奇对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同样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并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强调。

（一）工作方法不对头足以造成长期的坏影响

早在1929年1月，刘少奇针对“在农村革命工作中不注意工作方式”的现象，专门撰文指出：“我们在工作方式上行动上稍有不慎，都足以引起农民的怀疑，都足以种下长期的坏影响。”[2]90而这种坏影响、不好的形象一旦种下，要花很大的功夫和代价才能彻底消除。

刘少奇认为，不仅在农村革命工作中要注意工作方式，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同样如此。1931年12月，他在《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中提出：过去我们下了很大力气去帮助工人，但工人对此并不理解，反认为是我们在利用他们，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工作方式不好”，因此，“赤色工会应使自己的工作方式有彻底的转变。”[3]64

从这两段论述可以看出，刘少奇认为工作方法对革命事业的影响不止于“一时一事”上，而是关乎到中国共产党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长期拥护和支持。

（二）旧的工作方法将障碍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

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必须根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所担负的政治任务而定，一味地沿袭旧的工作方法将障碍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指出，随着“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党的工作方法也必须作出与之相应的转变，否则，旧的“工作方法”，无疑“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

故此，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显然，在这里，刘少奇将工作方法放在了关乎“党的工作的发展”的战略高度，即认为只有采用适合新形势的“工作方法”，才能“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4]317-316。这就从保证政治任务的有力执行上强调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

（三）正确的工作方法可以减少重大失误

正确的工作方法并不能完全规避或消除工作失误，但是无疑可以使我们减少失误，尤其是“重大失误”。1956年9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回顾道：党中央曾经在延安时期开展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全党干部经过这次整风，使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得到了提高，这样，“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5]

由于受到“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在1958-1960年，诱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损失。1961年3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不无遗憾地指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如果“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就“不致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6]508-509

在这里，刘少奇意在指明，正确的工作方法不仅可以使党员干部减少具体工作中的重大失误，而且还能增强党在重大方针政策上的“自我纠错”能力，避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在深刻认识工作方法问题重要性的基础上，刘少奇对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工作态度、树立什么样的工作作风、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改进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具体地论述和阐明，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下定艰苦奋斗的决心

要做好工作，首要之点就是要确立正确的工作态度。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工作就会流于形式，什么事都干不好;没有甘愿艰苦奋斗的决心，工作就会半途而废，什么事都干不成。

1939年1月初，刘少奇在中共豫西特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上作报告，报告提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决心。[2]245-246缺少这种责任感和决心，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8年10月，为了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刘少奇在西柏坡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发表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他说，为了把工作做好，首先你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其次“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不能或不愿做到这两点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7]271-274

由此可以看出，在劉少奇看来，正确的工作态度是处理好任何工作的首要前提，离开了这一前提，什么事情都会落空。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和艰苦奋斗的决心，我们党才得以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能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涅槃重生，才得以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7]154因此，刘少奇十分重视通过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来改进党员干部的工作方法。革命胜利前夕，刘少奇对党内同志的马列理论修养普遍较低的问题十分担忧。基于此，1948年12月，他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谈到：当前我们“面临的情况复杂，再加上解放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情况更复杂，没有高深理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为此，“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7]280。他还对此作了如下细致阐述。

首先，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就不能制定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是根本无法做到的。[7]155

其次，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确立马列主义的观点，“就不能够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甚至用他原来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7]152-153。在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他强调说，“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因为如果你们“缺乏马列主义理论”，在看问题时就不可能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来的新闻“盲目性就很大”[7]275-276。

最后，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就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1937年5月，刘少奇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强调，要“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要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党和群众工作的彻底转变”[2]182。

总之，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毫无疑问应该学习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好这一锐利思想武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和开展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8]

（三）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灵魂。刘少奇认为，处理任何工作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就是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做好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根源即在于没有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并强调，必须“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这是“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5]1961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时说：“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6]509

其次，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实际地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针对党组织中存在严重的空谈主义问题，1936年7月，刘少奇在《火线》发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强调，“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实际地布置工作，而不是不顾具体情况地“空谈”。[4]431937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他指出：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动，任务和口号也就要随之作出调整，同时，“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4]56

最后，要注意区分不同类型工作的工作方法。革命工作错综复杂，一方面，由于党在革命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都处于弱势状态，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发展自己”“党的工作就必需有一部分是要秘密的”，另一方面，为了号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消灭敌人，就必须进行公开的斗争。这就要求根据具体的工作类型，来确定相适应的工作方法。故此，1936年7月，刘少奇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强调不能混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2]156-1571937年5月，他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强调“必须分别清楚领导党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根本不同，党内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方法根本不同”。[4]59否则，将使革命事业陷入极大被动。

（四）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

坚持“群众史观”还是“英雄史观”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试金石。刘少奇认为，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

首先，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观点。何为“群众观点”？刘少奇对“群众观点”概念的提出及阐释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1945年5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观点”作了详细的阐明，他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并认为，只有使我们的同志明确了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7]260。实际上，“群众观点”属于思想观念范畴，“群众路线”属于实践范畴，而这种思想观念对实践无疑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换言之，只有在思想观念上确立了“群众观点”，才能在实践中践行“群众路线”。

其次，必须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刘少奇指出，无论何种工作，归根到底“都是群众工作”。[7]260因而，这就决定了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在“一切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強调不要“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这样的“群众运动”，“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9]403-404

总之，在刘少奇看来，“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二者是有机统一、互相联系的，脱离坚定的群众观点，不可能坚定地走群众路线;而离开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也不过成为一种空洞的“观点”。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思想上坚持“群众观点”，在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才能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确保党的工作顺利进行。

（五）必须非常公开坦白地工作，扩大党内党外民主

刘少奇认为，无论是在群众团体中，还是在党的各级组织中，都应该采用扩大民主的工作方法，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这样才能使问题讨论更加充分，从而我们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一方面，在群众团体中，要采用扩大民主的工作方法。1936年10月，他在《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给群众工作的同志们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民主的工作方式，是群众工作的基本方式。”[3]202并强调，“我们同志在群众团体中，必须非常公开坦白的工作，必须采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工作”“要经常向群众作报告，请求群众批准”“必须如此，我们的同志才会取得群众的信仰与爱护及各派诚意的合作”，我们这个团体才会欣欣向荣。[3]203-204

另一方面，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同样应该扩大民主。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强调：“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在这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内在统一的，这种集体领导应该尊重“组织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经常地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吸取他们的有益的意见”“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集体领导，才会有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党内团结，党的组织和事业也才会日益兴旺。”[5]1962年7月，刘少奇在《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中提出，“在党委里面，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个人包办，不能独断专行”，要“在党委内部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党委的真正的集体领导”。[7]422

三、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

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重要论述有着诸多鲜明特征，对其展开细致地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立体地理解其内涵和精髓。

（一）凸显人民底色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在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在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指出，“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无论他们是从事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毫无例外的是“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而都必须“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7]254

针对一些将“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还特别强调说：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反之，“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7]255。

在1961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他又提出：“我们决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还得到群众中去考验。”[6]509也就是说，在刘少奇看来，是否有利于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中始终秉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时刻凸显着鲜明的人民底色。

（二）贯穿辩证思维

所谓辩证思维，就是指以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分析问题。刘少奇在分析、处理问题时，十分注重部分与全局的关系、不同工作方面的互相联系，具有极强的辩证性。正如他在1936年9月对那些持有形而上学工作方法的同志所作出的严肃批评：“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十分呆板、机械，“他们甚至还不知道他们习惯的那一套都须要转变”。[2]159-1601937年5月，他在中共白区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更是明确指出：要“坚决抛弃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2]182具体来说，这种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全局的观点看问题。在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部分包含于全体之中，全体由部分组成。“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7]261

二是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1936年7月，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一文中，刘少奇强调“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又要密切的联系起来”，并且这种联系应该是全面的联系，即“在政治上与群众斗争上联系，在组织上也要能够联系。”[2]156也就是说，尽管二者存在区别，但这并不是要将其割裂开来，成为彼此孤立、相互隔绝的“断链”。

三是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建国前夕，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变，因而，刘少奇提出，工作方法也应随之作出调整。1949年4月，他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在城市工作中要彻底转变农村的工作方式，不要用农村的工作方式来管理城市。”[6]1981955年4月，刘少奇约集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指出：“工作重心变了，过去搞革命，现在搞建设，因之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也要随之改变。”[6]366

（三）重视客观实际

“重客观、讲实际”是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又一个鲜明特征。综观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全部论述，对“重客观、讲实际”的论述所占比重非常之大。梳理发现，刘少奇所重视的“客观实际”，又可细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摸清客观情况。1962年7月，刘少奇在《加强基层领导，改进工作作风》一文中指出，“如实反映情况，是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之一”，不要总想着通过“把成绩夸大一点，或者把困难夸大一点”，来获取上级领导的喜欢和赏识，这样就掩盖了真相，会造成极大的坏影响，“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改变这种不良的作风”“对数字，对情况，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反复核实”，所谓采取严肃的态度，就是要多进行调查，“要多听一些人的话，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真正“搞清情况”“对已经上报了的数字和情况，如果后来发现错了，事实不是那样，要立刻加以改正”。[7]425-426

二是强调遵循客观规律。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报告对党的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进行了经验总结，指出：最近几年，许多干部“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不根据客观情势办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9]396最后他强调：“不要做那些确实办不到的事情”[9]397-398。的确，我们并不否定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这种主观能动性绝不能脱离或者违背客观规律，否则就要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刘少奇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体认。

（四）体现实践品格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同时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落实到“工作方法”上，就是要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提升和优化工作方法，而且，这种“工作方法”对不对头、是否有效，最终要回到实践中检验。正如刘少奇在1943年7月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时所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作时，他们不拿書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并拿实践经验来审查自己每一步工作。”[4]296

1948年10月，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7]2761962年7月，他勉励下放干部躬身实践：坚持“在实践中间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间认识客观世界，在实践中间发现我们的错误，在实践中间发现新的问题，制定新的政策”。[7]425从这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刘少奇十分注重工作方法的实践性，认为一套好的工作方法不仅应该是来源于实践，而且应该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最终检验。

总而言之，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尽管时移世易，当前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所处的工作环境、担负的工作任务、面临的工作难题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刘少奇关于工作方法的相关论述中汲取智慧、受到启迪，从而帮助我们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少奇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刘少奇论工人运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4]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N].人民日报，1956-09-15（01）.

[6]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7]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8]谭献民.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历史转折——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J].湖湘论坛，2013（01）：47.

[9]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周育平

收稿日期：2021-03-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项目号：18AKS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北京交通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19YJS212）

作者简介：刘艳明，女，湖南涟源人，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谢卓芝，男，湖南涟源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