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对于生态文学的倡导者而言，有一个难题似乎不可回避，即，提倡生态文学，某种程度上就会导致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两者之间颇难调和。我们的文学写作，似乎也陷入了这样的两难之中。比如阿来，他的《机村史诗》就最为典型。现代工业文明（在小说中是以汉族文明的形式呈现）往往以大机器和电力的形式进入乡村，乡村秩序、生态和心态，都在这种强行闯入中遭到冲击，趋于瓦解，阿来的小说表达了这种冲击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深深的忧虑。某种程度上，阿来小说呈现的是这样的生态学命题：我们既无法拒绝现代文明及其技术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我们也深深忧虑于现代技术所造成的自然的支离破碎及其生态恶化。

一

长期以来，生态文学与乡土文学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合，有些乡土文学的作品常常被作为生态文学的代表例举，比如说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边城》，阿来的《云中记》《机村史诗》（六部），李锐的《太平风物》，孙惠芬的《歇马山在》，以及关仁山的《白纸门》《日头》等等。在这些小说中，乡土的消失是被作为城市文明大举进犯下的结果出现的。这也使得针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之作常常成为生态文学的表征，比如说贾平凹的《怀念狼》、王安忆的《匿名》、格非的《望春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的《忆阿雅》、陈应松的《森林沉默》、钟求是的《零年代》、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以及姜戎的《狼图腾》等等。不难看出，生态文学并没有自己的专属领地，生态文学脉络的构建，需要在一个交叉的时空背景中完成，既不是题材论，也不是主题论，它是一种表象论：其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某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