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进龙，谢凌凌，黄天能

(1.广西财经学院海上丝绸之路与广西区域发展研究院，广西 南宁 530007；2.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0 引 言

资源型城市是指以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发而兴起，并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当资源开采量达到测定储量的70%以上时，就可以将其定义为资源枯竭城市[1]。资源枯竭城市曾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但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资源枯竭城市亟需转型发展，摆脱“矿竭城衰”的“资源诅咒”。2008—2011年，国务院分批次确定了69座资源枯竭城市(县、区)，并于2013年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要求到2020年所有资源枯竭城市必须实现转型发展。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升级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表扬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大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升级的扶持力度。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使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19世纪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资源枯竭城市初现并逐渐引起关注。1930年，加拿大地理学家INNIS[2]从资源开发的发展期到资源枯竭后的没落期对资源型城市进行了阶段性分析。20世纪70年代，LUCAS等[3]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进一步细分，提出建设期、发展期、转型期、成熟期的“四阶段发展理论”；BRADBURY等[4]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衰退阶段”和“封闭阶段”，进一步完善了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理论；20世纪80年代，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从理论转向实践，BARNES等[5]、TONTS等[6]指出资源型城市应在资源枯竭前找到替代产业，以保证经济平稳过渡，UY等[7]认为可通过建立资源枯竭预警系统、制定转岗培训、调整消费结构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发展；20世纪末后期，资源开发、区域发展、环境保护及地方居民生活保障等多主体的良性协调，受到国外学者们重视，LOCKIE等[8]从资源开采、公共服务设施、就业率等方面对资源枯竭城市进行研究，AZAPAGIC[9]进一步指出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应从决策者、工人、承包商、供应商、消费者、合作伙伴、当地社区等方面综合分析考虑。

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资源枯竭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①生态安全评价，认为资源枯竭城市面临较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实施转型发展，摆脱资源约束和生态赤字[10-12]；②转型驱动因素分析，认为再就业促进活动、国家财力与政策支持、棚户区改造及对外交通联系等是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13-14]；③转型路径设计，认为资源枯竭城市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坚持生态立市,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5-16]；④转型成效评价与测度，认为转型成效的差异与其外部经济环境、内部历史矛盾的积累深度以及发展基础有较大关系[17-18]。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的实质是通过引导经济结构转型，降低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核心是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及环境改善[16]，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的良性互动。但已有研究多基于上述三大系统的独立评价，或者将三者看作转型发展的统一整体进行绩效测度。实际上，“经济-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良性协调才是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的核心内涵。鉴于此，本文以24座地级市资源枯竭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其2008—2017年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探寻系统有序均衡状态以及演变趋势，以期为评价或者修订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战略提供依据，为决策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根据资源枯竭城市发展特征及面临的问题，综合考虑指标选取的系统性、层次性、可获取性，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4-16]，构建资源枯竭城市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表1)。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过程中应摆脱资源依赖，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内需等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指标层由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两部分组成，其中，经济规模选取GDP总值、经济增长率等能反映总体经济状况的常用数量指标，经济结构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等能反映经济转型的数量指标。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抚顺市调研时指出，资源枯竭城市在转型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19]，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促进民生福祉、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因此，社会指标层由生活质量、社会保障两部分构成，其中，生活质量选取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家庭恩格尔系数等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社会保障则侧重失业保险及医疗保险覆盖率。生态指标层从生态调节和生态保护两方面选取指标，绿地植被对于水土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生态调节主要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及耕地面积等作为测算指标，而生态保护则主要由反映废物再利用与处理率，以及空气质量状况等指标构成。

表1 资源枯竭城市复合系统指标体系Table 1 Index system of the compound system of resource exhausted cities

1.2 复合系统综合指数测算

1.2.1 指标权重赋值及指标标准化

指标权重赋值分为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两类。客观赋权法基于数据计算指标权重，但忽略了专家经验知识，所得权重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主观赋权法又完全是专家经验反映，指标权重会因人而异。鉴于两种方法的优缺点，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出指标权重，再运用特尔菲法进行修正，结果见表1。为消除不同指标间量纲的差异，采用极差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每项指标转换为“0～1”间的数值。

1.2.2 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评价等级划分

运用加权求合法进行逐级归并集成，依次得出各子系统和复合系统的指数，计算公式见式(1)。

(1)

式中：D为复合系统综合指数(0≤D≤1)；Xij为第i子系统中第j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Yij为第i子系统中第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i为第i子系统的权重。

为更好地评价复合系统的发展程度，本文根据复合系统综合指数的定义、模型原理及其取值区间等，在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14-16]的基础之上，运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将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区间(表2)。

表2 复合系统综合指数等级分类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mposite index

1.3 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

1.3.1 耦合度模型

本文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参考其他学者[16,20-21]的研究成果，构建出3个子系统的耦合度模型，计算公式见式(2)。

C=

(2)

式中：f(x)、g(y)、h(z)分别为经济、社会以及生态三大子系统的指数；C为耦合度(0≤C≤1)，当C=0时，耦合度最低，表明各子系统之间处于无关状态，系统向无序发展，当C=1时，耦合度最大，表明各子系统之间达到良性耦合且趋向有序结构。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其评价等级划分

耦合度只能说明复合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强弱，无法反映系统内部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复合系统三大子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计算公式见式(3)。

(3)

式中：E为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0≤E≤1)；C为耦合度；D为复合系统综合指数。

为更好地衡量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发展程度，需对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 目前学术界较为常用的等级标准为廖重斌[20]所建立的分类标准，本文根据耦合协调度的定义及其模型原理，基于廖重斌的研究成果，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表3)。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s

1.4 数据来源

我国目前确定了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中地级市24座。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取性及评价单元一致性、可比性，本文选取阜新市等24座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在所选取城市中，城市性质均涵盖了煤炭型、有色金属型、黑色冶金型、石油型等类型，地域范围依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划分，均包含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保证研究对象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以2008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以2017年作为截止年份，为保证研究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性，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值采取插值法填补，并将涉及到价格的指标换算成2008年的可比价格。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式(1)～式(3)分别计算得出2008—2017年24座城市三大子系统指数、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为进一步对比分析，本文将研究期划分为T1(2008—2010年)、T2(2011—2013年)、T3(2014—2017年)三个时间段，计算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2008—2017年24座城市三大子系统指数Table 4 Index of the three major subsystems of 24 cities from 2008 to 2017

续表4

表5 2008—2017年24座城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Table 5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degree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of 24 citiesfrom 2008 to 2017

续表5

2.1 复合系统综合指数时空演变分析

从整体上看，资源枯竭城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水平良好且逐年呈上升趋势，保持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及西部地区较低的空间特征。T1阶段，白山市等6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至T3阶段，除东北地区白山市、鹤岗市2市仍处于较低水平外，其余各市均处于中等水平。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资源枯竭城市的转型发展，不断加大对其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中央累计投入1 550.02亿元用于增强资源枯竭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并通过调整资源税负水平、设立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专项贷款、安排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建设资金集中扶持等手段，帮助其逐步化解累积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资源枯竭城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呈向上趋势，表明国家政策扶持效力日益彰显，但其指数整体向上趋势缓慢，目前尚未有城市达到较高水平及以上，从侧面表明资源枯竭城市历史欠账较多，转型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从区域分析，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均呈上升趋势。枣庄市、韶关市等东部地区资源枯竭城市依托良好的区位、旺盛的市场需求以及充裕的财政，能较好协调经济、社会及生态三者之间的平衡，故研究期内东部地区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均高于其他地区，且保持上升趋势；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除享受到国家针对资源枯竭城市相关利好政策外，还受到扶贫、西部大开发、民族繁荣等一系列帮扶政策的红利辐射，因此，研究期内西部地区复合系统综合指数整体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却始终保持上升趋势。其中，白银市尤为突出，其复合系统综合指数从T1阶段的0.262跃升至T3阶段的0.402，提高了0.140个指数，提升幅度居24座城市之首，由较低水平步入中等水平。白银市在转型中逐渐探索出产学研相结合、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相结合、自力更生和借助外力相结合、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接续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GDP由2008年的244.28亿元增至2018年的511.6亿元。值得警惕的是，东北地区的阜新市、抚顺市、白山市、鹤岗市，以及中部地区的濮阳市、新余市、焦作市、萍乡市8座城市的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均呈逐年下降趋势。东北地区虽然工业基础较好，但却面临着体制和结构矛盾突出、重工业比重过高等问题，经济形式严峻，2008—2017年东北地区各资源枯竭城市均不同程度出现经济负增长现象。同时，东北地区还面临失业率高等社会问题，2017年依然有5座城市城镇登记失业率达3.8%以上，且各城市历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偏高。中部地区资源枯竭城市虽经济基础、技术力量等各方面条件较好，但转型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人民生活保障及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城乡恩格尔系数偏高，2017年有6座城市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达30%以上。环境保护问题集中在空气质量方面，城市空气质量二级及以上天数比例持续降低且整体偏低，2017年淮北市、焦作市和濮阳市3市城市空气质量二级及以上天数比例不足60%。

2.2 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分析

资源枯竭城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中级协调状态城市占比由T1阶段的25%上升至T3阶段的29.17%，但依然有70.83%的城市处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状态，这表明复合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趋于改善，但改善幅度较小且整体水平偏低。另外，研究期内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保持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及西部较低的空间特征，与复合系统综合指数的演变特征高度一致。

东部地区的枣庄市、韶关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中级协调状态且始终保持上升趋势。枣庄市、韶关市虽然均面临土地开发强度大、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但由于其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科技创新实力较强、经济结构转型效果较好、经济增长稳定且民生改善和环境保护的投入较大，因此其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能够实现均衡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均保持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低于其他地区。T3阶段各城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一方面，虽然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城市受到各项扶持政策帮扶，但其经济基础较差，经济总量较小且增速较慢；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自然生态条件较好，土地开发利用强度较低、空气质量较优。落后的经济子系统与良好的生态子系统形成较大差距，导致系统失调从而影响了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石嘴山市，T3阶段其生态子系统指数高达0.197，但经济子系统指数仅0.068，两者相差0.129个指数。东北地区除抚顺市、白山市、伊春市、鹤岗市4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以外，其余5市均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T3阶段白山市与鹤岗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别位于24座城市的末位与次末位，均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上述两市经济与社会子系统指数均呈下降趋势，T1阶段～T3阶段白山市与鹤岗市经济增长率逐年递减且均出现负增长现象，失业保险参保率均呈下降趋势且城镇登记失业率居高不下，研究期内城镇登记失业率均高于3.7%以上。中部地区除萍乡市、新余市、焦作市3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下降趋势以外，其余5市均呈上升趋势。萍乡市与焦作市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下降的原因，均是其社会子系统及生态子系统指数双双下降，以上两市均面临失业保险参保率逐年降低、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日益增高等社会生态共性问题。新余市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子系统指数逐年下降，经济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经济增长率由2008年的44.65%降至2017年的7.81%，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则由72.82%降至16.99%。

2.3 复合系统运行状况时空演变分析

研究期内资源枯竭城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整体均呈上升趋势，表明目前复合系统整体水平良好。但系统内部运行状况较差，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水平参差不齐。研究期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内部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均相对均衡，但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却远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分别高0.5、0.7，区域间差异较大。东北地区及中部地区内部各城市则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东北地区，T1阶段～T3阶段城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均同时存在较低、中等两个等级水平，T1阶段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T3阶段则增加了勉强协调等级，表明东北地区城市之间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另一方面是城市内部之间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子系统存在不均衡发展问题，部分城市子系统呈恶化趋势。东北地区及西部地区的生态子系统指数整体水平均远高于经济子系统，且两者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另外，T1阶段～T3阶段，东北地区阜新市、抚顺市等6座城市的经济子系统指数及阜新市、白山市等4座城市的社会子系统指数呈下降趋势，表明东北地区部分城市经济发展疲软、社会福利降低，中部地区萍乡市、景德镇市等4座城市的社会子系统指数及淮北市、萍乡市等4座城市的生态子系统指数呈下降趋势，表明中部地区社会福利降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城市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参差不齐且子系统指数差距较大，部分地区子系统指数存在下降趋势，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且发展水平同样参差不齐，表明系统内部的运行状况较差，不利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启示

1) 复合系统综合指数在中等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并保持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及西部较低的空间特征。

2) 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初级协调状态呈缓慢上升趋势，其时空演变特征与复合系统综合指数高度一致。

3) 复合系统整体水平良好，但系统内部运行状况较差，仍有较大改善空间。东北地区部分城市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中部地区部分城市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均呈恶化趋势，西部地区三大子系统呈改善趋势但速度缓慢且各子系统水平偏低。

基于上述结论及分析，本文得出政策启示如下所述。

1) 针对经济形势下滑、就业严峻等问题，东北地区资源枯竭城市应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通过科技赋能加快石油、煤炭、钢铁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改变以往注重采掘冶炼技术研发的思路，加大对汽车产业、煤化工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扶持力度，提升冰雪旅游、现代农业等特色产业竞争力；在稳定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市场和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积极推进东北振兴与大湾区等国家战略对接，加强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的对接和交流，扩大市场；稳发展的同时稳就业，加强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同时输出剩余劳动力，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大失业保险覆盖面。

2) 中部地区资源枯竭城市针对民众社会福利降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建设好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食品购买成本，降低恩格尔系数促进民生福祉。同时推动绿色发展，实施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企业环保设施提标改造，并适当控制土地开发利用强度，立足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空气质量监测与改善。

3) 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城市应在保持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基础上，积极整合转型扶持、扶贫脱贫、西部大开发、民族繁荣等各项政策，进一步争取国家税收、用地指标等优惠扶持政策，形成政策合力。适当提高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扩大产业用地，积极发挥劳动力优势和土地优势，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契机，主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多方面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