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仪

张爱玲小说多写家庭、婚恋、爱情，大多数女性形象塑造得色彩浓郁。现今学术界出现的“张爱玲热”现象，最普遍的就是对于其笔下女性形象、畸形心理和“无爱”世界的研究，相比之下，男性形象关注较少。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因其冷漠、自私、虚伪的特质，一贯被认为是造成女性悲剧的主要原因，却很少有人对男性形象自身的悲剧性加以分析与研究，实则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受到社会、原生家庭以及自身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悲剧意味。这些男性形象类型虽然较为单一但却比较经典，在表现自己人生悲剧性的同时也映射出了时代和社会的悲哀。

一、张爱玲小说男性悲剧形象类型

张爱玲从社会和人性的高度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当时社会中的男性形象，展现了男权社会中虚伪软弱的男性面貌，也以深刻的笔触书写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不再依照中国传统叙事中正直不阿的一贯标准，更无法承担起社会和时代赋予的使命，他们性格中的弱点与缺陷一览无余，人性的复杂与贪婪也被一一展现。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金钱控制下的纨绔子弟和怯懦无能的病态残疾两大类。

（一）金钱控制下的纨绔子弟

这类男性拥有丰足的家庭背景，不需要为生活奔波，沉迷于寻花问柳的情欲世界中，甚至靠依附女人获得金钱，以满足自己浪荡的生活。他们通常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他们轻视女人，但是时代的思潮又让他们无法真正摆脱女人对他们的影响。

张爱玲笔下的浮浪子弟大多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大上海，接受了新旧兼有的教育，靠着家里殷实的资本穿梭在十里洋场。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浪荡风流成性，一直对白流苏试探引诱，是典型的浮浪子弟。范柳原早期辗转于不同的国家，习惯了声色犬马、五光十色的生活，他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的心灵家园，但他仍然不能变成一个对婚姻与爱情一心一意的人，只有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财富与名利都变得不可靠的时候才能勉强过几年平凡的日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凭借自己漂亮的长相对女人逢迎取巧以得到肉体和金钱上的满足。乔琪乔的父亲不关心他，同母异父的妹妹对他也很是鄙夷，当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没钱，没生存能力，但又想过骄奢淫乐的生活，所以只能盼望娶个阔太太养活自己。后来他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他最后对薇龙说的他们之间权力和义务分配的不公，不让她贬低自己等，但是他对这一切却又无能为力，只能任由事态发展，以至于酿就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外国人哥儿达说起话来就像女性一样甜媚，随时随地准备与人调情，他竭尽全力地让每一个女人都喜欢他，也会压抑自己的不满意，滥情而又小气，对待感情始终是一种游戏的态度，没有付出过真正的感情，也没能收获一份真挚的感情。另外，《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巨变、家族的没落，也没能够觉醒，是封建没落家族典型的遗少，颓废懦弱，一生被金钱的枷锁所捆绑。姜季泽对曹七巧并非完全没有感情，只是他不敢奋不顾身地去爱，封建家庭长时间地荼毒留给他的是懦弱自私的性格，面对种种不如意他选择逃避，用醉生梦死的生活来麻痹自己。可是坐吃山空的日子总是有尽头的，当姜老太太过世，全家分家清算的时候，他这种少爷的日子已然走到了头，时代的巨变，家族的衰落，无法阻挡的颓势令往日的荣光迅速消散殆尽，最终只能作为一个边缘人被悬空搁置在历史的门槛上。

（二）怯懦无能的病态残疾

1.身体残疾

《金锁记》中姜二爷天生残疾，是一个身材不及三岁孩子高的软骨病人，妻子曹七巧跟三弟季泽说道：“一个人，身子第一要紧。你瞧你二哥弄得那样儿，还成个人吗？你还能拿他当个人看？”《怨女》中姚家二爷比姜二爷的身体残疾更为严重，不仅患有先天软骨病，还伴有哮喘病和眼疾的困扰，生活几乎无法自理，男性的存在感被大大削弱。“前鸡胸后驼背，张着嘴，像是有气喘病，要不然也还五官端正，苍白的长长的脸，不过人缩成一团，一张脸显得太大，眼睛倒也看不大出，眯着一双吊梢眼，时而眨巴眨巴向上瞄着，可以瞥见两眼空空，有点像洋人奇异的浅色眼睛。”同样身体残疾的还有《茉莉香片》中被父亲殴打至耳聋造成残疾的聂传庆。

2.精神残障

相比上述人物在生理上的缺陷，張爱玲笔下男性形象精神上的缺失与扭曲更加引人深思。《花凋》中郑川嫦的父亲被称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先生虚荣心十足，讲究排面儿，却又不愿意付出劳动，吃喝嫖赌样样喜欢，没多久便败光了家产，死在了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茉莉香片》聂传庆从小在无爱的家庭中长大，被父亲打成残疾，耳朵有些聋，同时他内心畸形，有着恋母弑父情结，一开始就错误地追求，奠定了他一生的悲剧基调。《金锁记》姜长白甘做母亲的精神奴隶，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权力，不仅导致了自身的悲剧，也把自己的两个妻子逼上了不归路。《心经》中的许峰仪，接受过高等的教育，充满热情与道义，看似健康完美，但是最后却阴差阳错的以悲剧收尾。他们的性格缺陷是张爱玲视角下的“软弱病”，这种缺陷往往会在故事中演变为类似精神残疾的悲剧。

二、男性形象悲剧成因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虽然有着不同的个性与经历，却都没有摆脱最终的悲剧命运。造成这些男性形象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家庭以及自身局限性等方面。

（一）新旧文化的交替

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思潮观念与生活方式涌入中国，上海作为最繁荣的城市，其两个租界从市井风貌、商业经营到公共管理、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方面处处充盈着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张爱玲小说背景多为20世纪30、40年代的香港和上海，彼时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新旧文化的交替动摇了几千年以来儒家思想影响下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思想和道德价值观体系，这种体系在新思想的冲刷下岌岌可危，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男性面临着精神方面和生存两方面的困境。张爱玲也曾在散文《自己的文章》里说：“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有些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在这样混乱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生存的人们的内心也必定是焦虑而惶恐的，对未来何去何从的迷茫、自我价值观的迷失都使他们痛苦。

例如，范柳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中西结合的男性形象代表，他长成于西方，一直接受西方教育，作为一名私生子又长期漂泊海外，心灵上一直漂泊不定，所以才会渴望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佟振保有着出国留学的经历，接受了西方文学的熏陶，同时沾染了一些西方的个性张扬的思想，他身上既有传统教育中保守的品質又具备西方文化中开放的风格，尽管他认为人生最要紧的事情是孝顺母亲、为家庭奉献，但是他从内心深处不愿意做一个老式的忠孝子弟，于是他的言行举止开始出现各种矛盾。其他如《心经》中的龚海立、《封锁》中的吕宗贞、《五四遗事》中的罗、《半生缘》中的沈世钧和许叔惠等男性形象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都深受新旧文化的影响，具有中西杂错的特点。

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大多身处动荡时代和畸形文化环境里，他们的精神价值失落，成了都市里的人生失败者，他们的得意与失落都受制于动荡的时代和畸形的文化。

（二）家庭的破碎

张爱玲小说中少有幸福完整的正常家庭，所描写的封建家长的专断与虐待也远远多于父爱，因此父爱的缺失表现得尤为明显。

乔琪乔、佟振保、沈世钧、姜长白、姜季泽都是在破碎家庭长大的，父爱在他们生命中都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失，他们软弱虚伪的性格与对待婚姻和感情的态度与原生家庭不无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每一种显著的态度，都能溯于儿童时期，”家庭是以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心理共同体，每个家庭都笼罩着一种心理氛围，不同的家庭氛围必然会造成孩子的不同性格，尤其是不和谐或者有缺憾的家庭常常会造成孩子出现喜怒无常、胆小怕事、孤僻自卑、冷漠等心理障碍。父亲形象的缺席或者父爱的缺失，使这些男性从小便没有明确作为一个男性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没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家庭的破碎与父爱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性格和心理上，还表现在他们对待自己生命中的爱情的方式和态度上。无论是乔琪乔、佟振保、沈世钧还是姜长白和姜季泽，在对待婚姻和爱情方面都是没有担当的男人，缺乏责任感，懦弱而又自私。

张爱玲笔下的这些男性形象从小就吸收了原生家庭的负能量，内化成了自己的独特人格与性格，继而又用来自原生家庭的这些负能量影响自己和他人，不仅造成了女性形象的悲剧，也导致了自己人生的悲剧性。

（三）身心的残疾

“残疾”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不仅可以指肉眼可见的生理缺陷，还可以指精神上的畸形与严重缺失。残疾人是社会人群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其心理方面也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对于残疾人，心理上的康复比肢体上存在障碍的残疾人更加渴望沟通上的无障碍和心理上的自我实现，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认同感和自我实现往往很难达到。”残疾人的特殊性既有自身的因素又是他人眼光和评判的结果，身体有明显缺陷和残疾的人不仅会由于生理差异而处于弱势，而且在社会文化上也被边缘化，属于弱势地位。残疾人由于生理问题，其心理承受能力比正常人弱，加之社会部分人对他们的歧视行为，故很难形成完整的性格。他们由于身体残疾，不但不具备劳动力甚至在生活上都不能自理，自然无法获得别人真正的尊重，他们的存在是象征性的，并不能对社会对家庭做出实际贡献，身体的残疾为他们人生的悲剧性早早地埋下了伏笔。另一种精神残疾的人在常人看来虽然无异，但是由于他们在精神方面萎靡软弱，道德上的沦丧，导致自己内心不同程度地遭受着折磨，不能自救又不被人所理解。

张爱玲笔下存在着的这些懦弱无能或是残疾木讷的男性，他们缺乏男子气概，不敢反抗，生活在他人的阴影中。他们在生理或者心理上显现出病态，对生存现状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导致他们以病态甚至幻想的眼光看待世事。

三、张爱玲小说男性悲剧形象渊源

张爱玲小说中的主体形象大多是女性，但是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源多在于男性。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多是被弱化和边缘化的，并且通常以一种丑陋的形象示人，这与作者所处家庭环境、生活阅历与婚姻、所受文学影响和文学追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父亲的阴影

张爱玲的父亲和弟弟是她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位男性，几乎构成了她对男性的基本理解。她的父亲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遗少，他可谓沾染了当时旧社会的所有陋习，如吸鸦片、赌博、嫖妓、纳妾等，虽然满腹经纶却也迂腐不堪，张爱玲作品中也塑造了大量类似父亲的封建大家庭的遗少形象。后来父母出现婚变，母亲离家而去，父亲续娶。父亲续娶后，后母成了新的女主人并且掌握了经济大权，张爱玲和弟弟在家中备受冷落，她穿的是后母的旧衣服改小的衣服，虽然读的是贵族寄宿学校却吃着最廉价的饭菜。父亲不仅对她不关心，还在后母的挑唆下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暴打她，甚至监禁过她半年之久，她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父亲曾扬言说要拿手枪打死她。他的弟弟张子静在父亲的喜怒无常和继母的虐待下，浑浑噩噩，平庸软弱。这一切都让天生敏感而骄傲的张爱玲倍感压抑，最终毅然逃离这个破碎而又无爱的家。在《对照记》中张爱玲就曾写到自己的出逃：“只是阴历年左近寂寂的冷啊，街灯上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上急急地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这种逃离家庭之后的喜悦和畅快就连如今读者读来也为之触目惊心。

张爱玲幼年时所受到的心灵创伤已经成了她潜意识的一部分，父爱在她生命和成长中是严重缺失的。这使她自小便缺少安全感，也让她对任何事物都持有一种怀疑和冷漠疏离的态度，凡此种种都影响着她后来的成长、写作与感情生活。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历让张爱玲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怨恨，这种心态让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一改惯有的高大正直成了反面形象，她在塑造男性时一直持有一种审丑的态度，积蓄已久的女性意识也逐渐流露。

（二）失败的婚姻

张爱玲的个人婚恋生活也是波折不断，爱恨交织。张爱玲有过两段婚恋经历，第一段是与风流汉奸胡兰成，另一段是与美国作家赖雅，其中与胡兰成的感情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尤深。

张爱玲与汪伪政府的要员胡兰成一见钟情，组建了家庭。胡兰成给张爱玲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姻承诺，但是有效期却只有四年，胡兰成和张爱玲结婚以后先后出轨了护士周训德和范秀美，张爱玲让胡兰成在她们之间选择一个，胡兰成借口推辞并没有选她，张爱玲十分恼火，终于心灰意冷地在1947年6月写信给胡兰成毅然提出分手，并且寄给他30万元，胡兰成写信给张爱玲的好朋友炎樱希望其能从中调解，但张爱玲识破了他想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的打算从而态度非常坚决，明确表示不愿意原谅胡兰成。1947年胡兰成在台湾讲学时为了给自己贴金还不知羞耻的故意提及与张爱玲的风流韵事，最后张爱玲称这个男人为“无赖人”。张爱玲对于婚姻不在意世俗的眼光，只追求心灵的契合，但是在第一段感情中却遭遇了胡兰成公然地背叛与欺骗，带给了张爱玲痛苦的回忆和沉痛的心理创伤。这段失败的婚姻对张爱玲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张爱玲也把这样的情感和经历投射到了创作中，故其笔下出现了一系列懦弱自私的丈夫形象。

（三）红楼梦和英国文学的影响

张爱玲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滋养和熏陶，她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以《红楼梦》作为根基，又注入了现代意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雅俗兼具、亦古亦今的独特风格。

张爱玲曾明确指出自己的创作深受《红楼梦》影响，也曾多次谈到对《红楼梦》的入迷，“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不相同。”《红楼梦》对张爱玲男性形象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张爱玲基本承袭了对男性形象的刻画，张爱玲的故事中往往把女性放在主要位置上，对男性形象做了淡化处理，与女性形象相比着墨较少。二是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与《红楼梦》中的男性形象具有高度相似性，都是软弱无能、荒唐颓废的类型。《红楼梦》中曹雪芹借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得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张爱玲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这样的观点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因此她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是不甚光彩的，特别是跟女性形象对比之下往往相形见绌。三是承袭了红楼梦的悲剧意蕴，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与女性都少有圆满结局，绝大多数都以悲剧收场，形成了哀怨苍凉的风格。

张爱玲有着扎实的英文功底，她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用英文写作，接受了英国文学的熏陶，英国文学情结也在她的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周瘦鹃、施蛰存等诸多学者普遍认为张爱玲小说中的创作手法受毛姆的影响，张爱玲自己也认可这种说法，她酷爱毛姆的通俗小说，年轻时常常对弟弟说很喜欢看毛姆的作品，并有意学习他的写作技巧。张爱玲对毛姆的学习与借鉴主要表现在毛姆对人性趋恶主题指向上，张爱玲笔下塑造了一系列冷漠自私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的性格与品质总的来讲从始至终都没有多大的转变，大都是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冷漠、虚伪与自私，张爱玲又对这些人物的心理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挖掘，使得自己笔下的男性形象十分经典。

四、结语

我们总能于伟大作家的作品中看到整个时代的缩影，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夏志清也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极高的评价，称她是“中国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人物”。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些悲剧集中在女性身上也同样集中在男性身上，可以看成是作家人生经历的自我叙述也可以看作时代的缩影，作者在书写这些男性形象形形色色的悲剧的同时也给与了他们人性的关怀，同时唤醒了读者对时代以及对人性的内省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