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瑛 黄其力

摘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对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新常态不断演进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态势持续严峻的情况下，继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基點在于扩大内需以保证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运转。在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后疫情时期的现实考量下，核心是牢牢把控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动力源，关键是注重消费端与投资端的中长期动态管理，在清晰认识有效投资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动权上、在居民就业和民生保障上、在产业链安全性和工业优势培育上、在数字经济的红利把握和与实体经济融合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基础上，应该合理运用有效投资手段，精准定位投资领域，严格把控投资质量与投资进度，积极发挥有效投资在后疫情时代对稳增长的贡献作用。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有效投资;扩大内需;高质量供给

作者简介：蒋瑛，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065）;黄其力，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  610065）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贸易效应研究”（SC20ZDCY006）;四川省社科项目“需求变化对四川省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研究”（SC19ZT002）;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推进中四川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政策效力评估研究”（2020JDR0058）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点会议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及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出战略布署，将其作为“十四五”期间指导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核心理念和国家方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复杂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形势做出的重大研判，为我国应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重塑国家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深入思考和仔细研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刻调整，从国家顶层战略设计高度推动经济发展向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内源式发展模式转变，同时兼顾在国际市场积累多年的竞争优势，协调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激发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创新潜力，在外部环境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统筹安全与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源。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国内市场，我国完成经济内外循环重新布局的重大历史任务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基本国情，实事求是，稳步推进。全球经济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陷入深度衰退，我国外贸出口预期在疫情防控后期冲高回落，如何迅速扩大内需以弥补外需萎缩的缺损以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如何动态平衡和有效管理消费端和投资端？投资端对有效供给和提升消费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保障就业与民生？这些均是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问题。

当前文献对扭住扩大内需以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研究多聚焦于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和建设国内统一市场、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促进消费端以实现扩大内需等方面，对于投资端的促进作用则较少涉足。事实上，投资端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中具有明确的战略定位。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1相对于“投资”，“有效投资”强调用于投资的资金转化成为“资本形成”，成为产出的构成部分，不仅本身就是内需的组成部分，而且与消费端互为弥补，相互促进，共同作用。本文主要从有效投资对促进经济内循环的机理分析入手，对有效投资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促进作用进行论述。

二、有效投资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理论逻辑

（一）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外源型增长向内源型增长转换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新发展经济学演化来的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探索、提出和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资本均处于较低水平，可视为经济意义上大国崛起的初期。1987年底至1988年初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报告首提“国际大循环”2，其依托国内低成本的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核心构想成为我国早年确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据此采取的依托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我国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促进我国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建立现代制造业体系，“为我国把握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1，使我国从国土人口大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长为经济意义上的真正大国。全球经济周期的变化和逆全球化潮流兴起所导致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愈演愈烈，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及贸易冲突、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经贸合作走向停滞、传统的全球价值链陷于崩溃等“三大挑战”2，对等反制、疫情冲击、信任缺失和政治摩擦等“四重困境”3，经济外循环受到阻滞，难以支撑我国作为经济大国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经济外循环主体地位不断弱化，直接成因看似为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但更深层次是我国庞大的人口总量与经济体量无法依赖外部经济推动，只能依靠和发挥本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

基于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欧阳峣等学者4指出，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内源特征，即将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依靠潜力巨大的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来构建产业体系，形成规模经济，实现经济的内源式发展。我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规模和最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超大规模的国内需求和巨大体量的国内供给构成了经济内源化增长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是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有历史的必然性。钱学锋和裴婷5认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我国的庞大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正体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性和多元性优势，由此产生的多层级消费市场、多元化产业结构和经济超大规模性，是我国国内市场最突出的优势，只有采取以内需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选择。黄群慧6指出，各类宏观指标均表明我国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在产业链、供应链逆全球化趋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巨大冲击下，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优势、产业集聚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是对“双循环”上升成为国家新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了创新驱动在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将一系列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等投入到生产函数得到产出的系统过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只从数量维度而未从质量与效益维度反映投入要素的差异，把技术要素视为外生变量。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为代表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索罗-斯旺模型的投入要素设定，将技术革新、知识创新、人力资本、教育培训、政府政策等视为投入要素的内生组成部分，对解释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说服力。内生增长理论将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等内化到投入要素上，体现了创新驱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可分为两大来源，一是通过对现有技术模仿、吸收、改进和干中学以获得的创新和进步，二是对通过研究开发、教育培训、公共政策等实现科学技术的原创式生产。两大来源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共同作用、互为促进，但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上看，拥有原创技术和知识的国家与经济体无疑成为具有强大内生增长动力的强国及经济体，如美国、欧盟、日本。

我国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主导的数十年高速发展态势下，来源于外贸代工生产模式和中外合作合资方式下的吸收模仿与进口替代，为我国提供了获取先进知识技术和高端产品的宝贵途径，辅助建立起了世界范围内最为庞大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然而由于被深深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对高端技术和先进知识的获取不足大大制约了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能力，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摩擦中遭遇到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和产业高端零部件“断供”事件正好反映出我国创新瓶颈致使驱动能力不足的困境。1这种被“卡脖子”的困境受制于贸易壁垒和出口管制，无法通过花费高额价钱购买高端產品或技术授权来突破;同时受制于政治博弈和产权限制，也无法通过“以市场换技术”形式让渡国内高端市场份额或提升国内市场对高端产品的消费需求量（如高端手机芯片、民航飞机发动机）来解围，唯一途径是依靠本国政府及企业在科技研发和技术产业化中大量投资，补短板、强弱项来实现科学技术的原创式生产，打破技术封锁，推动经济内源式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理论指出扩大内需中的投资需求主要体现在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益

经济新常态理论认为，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后，生产函数的基本条件并未改变，但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质量、结构、效益有所衰减，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渐下降，使原来的数量型要素驱动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必须转而采取质量型的要素投入方式，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和技术要素的作用。经济新常态理论为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高质量增长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也指出了我国依赖强外需和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换档刹车，向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创新驱动方式和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转换。在扬弃粗放式投资驱动增长方式的同时，经济新常态理论也指出投资手段不是被摒弃，而是向投资结构优化和投资效益提升转变。李扬和张晓晶2指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深层次的结构不合理问题，主要体现在内外需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等方面，在进入新常态阶段仍需发挥投资在稳增长和调结构关系中“增长抓手”的重要作用，应该将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等三大领域作为重点投资方向，形成对结构优化和改善有正向作用的有效投资。厉以宁3认为，宏观经济中的有效投资就是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有效投资能够促进供需两端共同受益，能够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稳定经济增长，能够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投资是否能够转化为有效投资，主要判断依据是其能否形成有效供给，关键举措在于优化投资结构。经过多年依赖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我国某些行业的投资程度过高不但造成产能过剩，引致无效投资、低效投资，而且扭曲了投资资源在行业间的分配，提前透支了可持续增长能力。4我国在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仍然需要对投资过剩与投资不足并存的结构性失衡进行“善后”，刘倩5对有效供给与投资结构调整政策的研究显示，投资结构调整政策对降低投资浪费、形成有效供给和促进经济增长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投资与行业生产的结构匹配上，运用投资结构调整政策改善投资在行业间配置不均的现状，使之与行业生产间结构更为匹配，对于有效提升投资率、释放潜在供给能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有重大的正面作用。

有效投资在扩大内需的推动方面，关键的举措之一是投资与内需的匹配性，即投资的投向领域和投资效益是否符合扩大内需的要求。在提高投资与扩大内需的匹配度方面，政府仍需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上发挥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内循环的作用。苏鹏和李葳1构建了IS-LM框架下的投资灵活加速模型，对经济内循环下我国投资对内需的匹配机制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显示，短期内市场机制对投资驱动内需的匹配能力存在不足，纯市场机制无法使投资与扩大内需实现较高程度的匹配，因此，政府应从需求体系升级、供给结构优化和金融体系适配三大维度上建立和提供辅助相应机制，以增强投资对扩大内需的匹配能力。对于有效投资对促进确立经济内循环主体地位的作用，韩永民2认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经济增长不能依赖投资推动，而主要由提升最终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实现，然而国内外疫情形势变化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出现“双低”局面，基于对经济形势阶段性变化的特征和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要求，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既有利于尽快恢复制造业与服务业，解决当前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助于促进消费回补和增长潜力释放，推动经济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上。李猛3认为，扩大有效投资并确保投资有效是加快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政策取向之一：一方面，稳定增加有效投资到新基建项目中，能够带动数字经济繁荣和孕育新的建设需求，撬动更大规模投资，从而与新基建形成正向循环;另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也倒逼融资体系完善，为疫情冲击下的社会资金瓶颈问题拓宽融资渠道和提供多元化融资工具。陈彦斌4的研究表明，常规宏观政策在复杂的经济格局下效率较为低下，有产生衰退式泡沫和推升债务的风险，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之一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促进有效生产性投资，让资金流向有需求的生产性领域，而非房地产和传统的基建领域，从而达到以有效投资推动高质量的资本形成，夯实国内大循环的物质基础。

三、有效投资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现实逻辑

回顾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美国、欧盟等确立以经济内循环为主体的实施路径具有一定共性，均是在经济实力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努力营造一个体量庞大、动力充足、统一的国内（联盟内部）市场，实现较高程度上的国内（联盟内部）供需平衡，形成经济内循环。发达国家经济内循环形成过程的典型化特征之一，是供给升级与内需扩大同步实现，技术进步在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夯实经济内循环、巩固自身产业优势的同时，都抓住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通过大量、及时、长期的有效投资以合理次序推动了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即以技术进步带动的产业升级为先导，配给大规模的投资不断创造消费新场景激活消费升级，将新增的消费需求培育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从而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形成对经济内循环的动态刺激与自我强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诞生，移动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新能源技术的飞跃发展，医疗技术与药品研发对疑难杂症的攻克，农业种植与饲养技术对解决饥荒取得的巨大进步，页岩油气开采技术打破全球石油供应平衡以及近10年来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发展等，均以典型化事实充分说明了有效投资推动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对促成国家经济内循环的重大作用。基于上述历史经验，我国在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内循环形成的阶段，必须重视和把握住有效投资，决不能因为曾经实施过大规模、粗放式的投资刺激计划而降低对扩大投资需求的重视程度，应该理性地保持扩大投资需求的科学性和连续性，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提高投资的有效性、精确性以及与“五年计划”的匹配度，合理运用有效投资促进高质量的资本形成，夯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力争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困局中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的再起飞。

经济内循环的他国成功经验肯定了提升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核心作用，但同时也指出实现消费提升的前提在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的有效供给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可简单视为“有钱买、有供应、能在国内买到”的问题。我国目前这三方面的建设仍存在不足，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下，以促进消费增长来扩大内需的基础仍需夯实，仅从消费端下功夫显然存在不足。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的机制和政策，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推動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应该重视扩大投资需求的作用，合理、科学运用有效投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实施上、在居民就业和民生保障上、在维护产业链安全性和培育工业优势上、在巩固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上下功夫，所有这些对促进经济内循环的早日形成有着重大的实践作用。

（一）政府在投资端比消费端拥有更多主动管理权，运用有效投资在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上拥有更大的空间

第一，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手段在疫情期间受到严峻考验。尽管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19年已达到57.8%，拉动GDP增长3.5%且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但同时应该看到，消费端易受突发社会事件影响而大幅波动的脆弱性特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受累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202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172 256亿元）;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连续复工复产和各地纷纷出台“消费券”补贴的刺激消费政策后，虽然下半年消费情况有所好转，但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比上年下降3.9%（391 981亿元）。同样受疫情影响下，投资端的情况比消费端较为乐观，2020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1%（281 603亿元），跌幅远小于消费端;2020年全年比上年增长0.9%（518 907亿元），实现了正增长。由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投资端比消费端更具韧性，疫情后的恢复速度也相对更快，有利于为全年“稳增长”目标做贡献，其主要原因是疫情后我国政府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复工复产和新增项目开工，主动对冲了年初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十九大报告设定的我国到2035年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要求名义GDP年增长率为4.8%，而根据刘伟和陈彦斌1测算，在没有外在因素大幅改变的基准情况下，我国未来15年的GDP年增长率约为3.8%，与增长目标存在明显差距，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沉重打击下，可以预见扩大内需所承担的推动经济增长任务十分艰巨。从长期来看，消费端的扩容和提升与居民收入水平、储蓄倾向、价格结构、分配制度和民生保障等紧密关联，需要从顶层设计着手进行系统性的谋划和相对较长时期的努力;而投资端则较多地可由政府把控，运用有效投资手段，积极地发挥政府的杠杆性和示范性作用，调动市场投资主体参与各领域的项目建设，从而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增长的管理主动权，在后疫情时代更主动地稳住经济基本盘。

第二，有效投资是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途径。有效投资是中央政府实施逆周期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的提振作用的重要手段。我国在后疫情时代紧迫应对国际环境重大变化和保证国内经济健康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满足的宏观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一是形成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货币投放之锚，使国民经济在金融和国民经济体系尽可能安全的状况下增长。由于国情、文化、储蓄和消费习惯不同，我国在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手段上不可能学习美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那样直接向民众派发现金，这势必会使一部分货币流入虚拟经济并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对通胀造成巨大压力，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三次量化宽松即是深刻教训。相反，我国汲取历史教训和尊重市场规律，采取鼓励消费和稳定投资双管齐下的手段来恢复经济增长的态势，在消费券有效撬动了民众压抑已久的消费活动的同时，有效投资实质上将增发的一大部分货币转换为基础设施、民生工程、产业设备和备贷资金等用于再生产的资本，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热钱”进入金融等领域形成泡沫的风险，另一方面满足实体经济中产业链升级和技术革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

其次，有效投资是培育我国工业发展新优势的必由之路。我国在多年世界工厂的代工生产经验积累下，在党中央制定的制造强国的实践道路上对大量中低端工业产品成功完成进口替换的同时，已经将纺织、高铁、电力电气、通信设备、机械装备等发展为具有全球比较优势的产业，然而供给端的转换速度仍滞后于消费端的需求升级，优质的中高端有效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在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仍明显落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导致高质高端商品和服务供给短缺，未能匹配的大量有效消费需求仍流向国际市场。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在要求之一是修复这部分高端供给缺口，使对应的国内有效需求得到较好匹配，在符合市场化而非行政化的成本收益均衡条件下回流至国内市场形成良性循环，这在客观上特别要求我国工业在供给上急需扩大优势，实现优势领域的“增容扩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1指出，尽管我国工业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但竞争新优势和基础条件在不断强化，做好产业生态系统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先进制造业“换道超车”、自主品牌创建、人力资源素质提升、数字驱动价值链培育和优化制造业全球布局七大战略举措，是“十四五规划”期间培育工业竞争新优势，助推工业升级换代的重要方向。因此，继续在工业领域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夯实已有基础和培育竞争优势，大量有效投资的针对性精准投入是现实要求，用以匹配一系列技术改造、设施升级、原创研发、设备更新、人才培训等致力于工业新优势发展的措施。

（四）有效投资是我国利用数字经济优势应对服务业形态转变和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领域深度融合的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在电商零售、移动支付、生活服务、在线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后发优势日益凸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更体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从“健康码”、在线问诊到网课慕课、远程办公，服务于十多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数字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攀升，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计，至2019年底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达36.2%，充分显示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疫情的突然爆发对不少服务行业的冲击是持续性的，甚至永久性的，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技术应用的场景深化以及疫情防控的严峻性，使得服务业形态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与调整，后疫情时代以数字经济为载体的少集聚性、少接触性、非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经济形态将大概率成为常态。这种“防疫社交距离”（Keep social distance to prevent Covid-19）引起的服务形态转变对于欧美等疫情防控不力的国家的经济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但对于拥有庞大数字经济规模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国内市场反而提供了一次于危机中育新机、壮大国内市场的宝贵机会，非常有利于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加快形成。

首先，有效投资是我国巩固数字经济后发优势，积极应对后疫情时代行业业态转变的必要手段。疫情期间的“宅经济”已经充分显示数字经济是推动消费增长的一大动力，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的内容可以看出，通过数字经济催生的各类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是从消费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从表面上看，我国当前的数字经济繁荣得益于几大互联网龙头企业的商业运营和研发投入，但实质上，国家在基础科学和计算机技术上的先期研究投入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的大规模投资，才是成就互联网数字技术商业化繁荣的根本所在。据工信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我国拥有近600万个通信基站和数千万公里的光纤线路，全国行政村光纤和4G覆盖率均超过98%，城市全部覆盖，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拥有最高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备率。基于“摩尔定律”的技术革新，防疫措施引起人们生活、出行、工作、医疗等习惯的改变将催生一大批需要高带宽、快响应、零延时、大容量和复杂实时计算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如无人驾驶、无人配送、云上旅游、沉浸式虚拟现实教育、云诊疗和远距手术等，若我国要将数字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延续至下一站的5G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就必须及时实施和完成对支撑数字经济的以“新基建”为代表领域的有效投资。

其次，有效投资是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领域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变革的必要手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注重数字经济产业化的发展，要注重数字经济产业化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从生活服务端向生产资料端延伸，不是线下搬线上、“零售转批发”的简单逻辑可以实现的，特别是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还存在着关键技术缺失、专业技能人才缺乏、数字与实体融合程度低和数据共享难等挑战。1以政府为主导、各行业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建立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制定智能制造标准，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快数字技术向产业领域落地是依托既有优势的重要实施路径。由于产业领域的多样性和制造流程的复杂性，数字经济在产业领域的成功融合不仅依赖于企业个体在各类应用场景的推进，还需要国家在共性技术、共有数据、共用实验室和基础设施、设备研发和数字产业园区上的大量有效投资，在产业数字化变革的初期帮助勇于尝试的企业渡过高成本低效益的艰难阶段，推动其引领整个行业顺利实现转型。

四、对策建议

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合理把握有效投资的实施时点，从供给端改善供给质量、丰富供给内容、完善供给体系，对建立强大的国内市场和保持畅通的国际市场发挥巨大的正面作用;从需求端激发新颖的、潜在的、多元化的需求，完善内需体系，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作用。在清晰认识有效投资对稳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下，积极运用有效投资手段还应该从投资领域和投资质量与进度两大方面做好配套制度建设和政策落实。

（一）精准定位有效投资的投资领域

投资领域的精准定位是实现有效投资的内在要求。后疫情时代为保障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投资侧的安排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提高投资精准度和投资效率。在全球经济衰退、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趋缓的前提下，投资端必须避免以往地方政府GDP竞赛中粗放式、运动式、重复式、以数量金额取胜的投资方式，取而代之的应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投资领域，如两新一重、先进制造业、高端医药制造、大医疗健康产业、数字经济等。以财政资金为主的政府投资应该投向民生急需和有助于恢复经济活力的公共服务领域，为居民提供兜底保障，打通居民消费的堵点、淤点。政府应及时更新投资目录，灵活运用金融杠杆和发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引导作用，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资（PPP投资）、民间投资、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等一系列投资活动中合理引导投资资金流向优质供给相对缺乏的、符合“补短板、强弱项”要求的以及“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地促进相关领域的资本形成。

（二）嚴格把控投资质量和投资进度

首先，投资质量是有效投资能否实现的核心判断标准，必须严格把控此“生命线”。投资项目质量监督的缺位和松懈必然导致项目质量不达标和投资回报率为负，近年来地方政府为引入芯片制造产业导致的数个烂尾项目，如武汉弘芯项目、成都格罗方德芯片项目，正是典型反例，不仅造成无效投资使政府和股东方蒙受巨额损失，还对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因此，质量监控应该在有效投资的形成中占据首要地位，应完善和发挥投资项目的监理机制和审计机制，勤念事前核准、事中监督、事后追责的全流程机制“紧箍咒”，从制度层面压低投资质量不达标的概率。

其次，确立投资进度是有效投资实现的重要依据的意识。以往大型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之一是投资项目虎头蛇尾，建设进度拖拉延时，错过了市场需求的最佳时机，最终沦为浪费大量资金资源的无效投资。尤其是以创新驱动的技术性、生产性投资项目上，如半导体、电子设备、通信设备等产业，投资完成时间是能否成为有效产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政府有必要建立科学的投资项目进度评价标准，通过立法、行业监管和第三方监督等配套机制，促使投资项目建设按时保质完成，严防项目烂尾造成的资源浪费。

我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崛起得益于国际分工的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化，受惠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基于自身禀赋采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同样是基于我国内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方向性战略抉择，也是大型经济体内生要求。在解读扩大内需的丰富内涵和研究其实施路径时，要注重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动态均衡管理，理性认识消费端与投资端宏观经济政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代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主动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中国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统筹安全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合理引导消费、储蓄和投资的有效制度安排，视先后轻重缓急对宏观经济采用差异化的管理方法，为力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做好开篇。

[责任编辑 国胜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