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来 彭双贞

摘要：在生命政治学视域下，福柯的“生物现代性”一词揭开了现代人的生物性生命被“生命权力”所捕获的事实。“驯服性的身体”和规范性的生成构成现代性的实质。对此，福柯提示了一条“自我反抗”的道路。基于福柯对“生物现代性”的分析，哈特和奈格里从生命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提出了一种“另类现代性”——奇异性的“诸众”和共同性的生成来寻求一条重塑现代性的道路。从“生物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现代性的批判与谋划展现出“生物（bio-）”和“另类（alter-）”的生命政治意涵。这具体体现为从人的生物性生命审视和谋划现代性的独特问题意识、主体自我生成和反抗的内在超越论路径和生命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汇合。在此意义上，对现代性的生命政治学反思为现代性批判与谋划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理论启示。

关键词：生命政治学;生物现代性;另类现代性

作者简介：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12）;彭双贞，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17JJD720003）;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交叉学科科研资助计划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社会治理伦理规范基础研究”（101832020DJX00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3.006

对现代性的批判由来已久，从历时态上至少可追溯至卢梭的浪漫主义色彩的现代性分析。现代性研究的著作也如汗牛充栋。在宽泛意义上，凡是对现时性社会的不满的各种表达都能被称为现代性批判。绘画、音乐、建筑、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都渲染着这种氛围。例如从莫奈到马奈的印象画派、毕加索的抽象画派，又如尼采式的音乐评论、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再比如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居依·波德的景观社会，等等，在这些文化视界中呈现出了后现代、超现代和反现代等趋向。对现代性的描述形式和提问方式往往决定了现代性谋划的方向。碎片性、加速化、异化、时空压缩、扁平化、单向度、信息化、数字化、帝国等都可以描述现代性的部分特征，并提出相应质疑和解决路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中，生命政治学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独特的描述形式和提问方式，因而成为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沿着生命政治学的道路，福柯、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现代性的症结在于“生物（bio-）”和“另类（alter-）”，因而提出从“生物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的诊疗方案，以期为现代性寻求新的出路。生命政治与现代性的耦合已然成为现代性批判绕不开的话题。而对这一话题的澄明可以揭示现代性批判和谋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人的生物性存在样态。

一、生物现代性：驯服的身体与规范性的生成

“生物現代性”是福柯用以揭秘现代性的生命政治面相和批判现代权力的重要概念。所谓“生物现代性”，指的是从人的生物性生命出发去设置权力装置从而谋划社会发展。在福柯的时代，现代（modern）一词的正面意涵实际上等同于“改善的（improved）”或“令人满意的”或“有效率的”。“生物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改善生命”或“扶植生命”。“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命的生物受到了质疑。”1在福柯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推动着驯服的身体和规范性的生成。现代人不仅在社会性意义上被统治，更令福柯忧虑和关心的是人的生物性存在受到了“生命权力”的规训和调节，驯服性成为现代人的根本特性;现代社会成为一种“规范化社会”，规范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

现代性作为一种权力关系意味着一种解放叙事。在福柯的权力分析中，这种解放叙事就是“统治权力”向“生命权力”的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从“保卫君主”到“保卫社会”和“保卫人民”。虽然与其他哲学家一样，福柯也通过对权力关系的分析考察现代性，但是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谋划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权力与“生命”（人的生物性存在）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为了分析现代性，福柯考察了“政治肉体”（body politic）的历史。“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body politic），把它看作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2

在福柯看来，权力的对象从来都是身体，只不过作用于身体的方式和机制有所不同。“政治肉体”的历史，也是权力机制的历史。在传统社会的“统治权力”中，君主通过惩戒的方式来作用于人的肉体。在这一时期，消灭肉体和折磨肉体是权力展现的重要方式。身体在“让人死”的意义上被权力捕获。遭遇“暴力”是身体的历史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其次，公开的仪式是传统社会中，“政治肉体”的另外一个特征。古代的刑法采取的是“公开的暴力”，绞刑架、断头台、示众柱、“五马分尸”“用烧红的铁钳撕开身体上的肉”“用铅汁、硫黄注入伤口”等构成了传统社会中“政治肉体”的景观。不仅是在福柯笔下所考察的西方，在非洲、东方的古代社会，通过“公开的暴力”惩戒身体无一例外都构成了权力实施的方式。例如当众杀头、凌迟处死等令人畏惧和作呕的刑罚也记载于各地史书之中。惩戒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运作、一种政治仪式，其目的在于让人畏惧，顺从君权。“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3

“政治肉体”的暴力遭到了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拒斥和反省。公开的酷刑被视作落后的等级制社会的产物。出于人性和理性、同情心和经济原则，传统的暴力惩戒都被视作残暴的和落后的而遭到反对。此外，对于罪犯的惩处也不再有公开的仪式，而是由专门的机构隐匿地执行。与专制政治不同，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不是围绕一个中心权力运行，而是将权力下放到了边缘。权力的主体从“君主”转变为“人民”。因此，身体的历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为权力所捕获的身体不再遭遇死亡和摧残，而是获得改善和增强。公开的暴力惩戒被隐匿的规训和调节所取代。这在四个方面发生了改变：第一，权力的运行没有中枢，而是呈现为毛细血管一样的网状结构;第二，“让人死”的“统治权力”转变为“让人活”的“生命权力”，即不再是杀死生命，而是彻彻底底地捕获生命;第三，权力从暴力转向温和、从公开转向隐匿;第四，权力的对象从身体转向人口。

在现代，身体仍然是权力的对象，身体构成了权力的理论界限和实际界限。但是，不同于传统社会通过公开的暴力或杀死或摧残来捕获身体，在现代社会中，“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1。“改善生命”成为现代性的一种另类解放叙事。一方面，人从暴力和恐怖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规范化的社会;另一方面，人的生物性存在在个体和整体层面得到扶植和改善。规训身体成为权力的机制和手段。规训具有两个核心环节：监视和矫正。监视是使人透明化，使人的生命处于权力的观察之下，即所谓的“全景敞视主义”。福柯特别考察了监狱的历史。传统监狱的设置是封闭空间、剥夺光线和隐藏。边沁提出的全景敞视结构的监狱则颠覆了这一点。“四周是一个环形，中间是一个瞭望塔。”在瞭望塔中可以观察到每一个犯人的活动。这些囚室就像许多个小笼子、小舞台。因此，全景敞视的结构只留下了封闭的空间，推翻了以往隐藏和剥夺光线的功能，而使每一个犯人都置于监视之下。“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2基于对身体活动的监视，规训机制进一步矫正人的行为。“规训分析和分解个人、地点、时间、举止、行动和操作。规训把它们都分解为要素，使得对这些要素既可以得到观察也可以被修正。”3规训通过“解剖身体”来观察和矫正生命。全景敞视的监狱同时是一个实验室，可以实验和改造人的行为。它无须通过暴力来强制身体，而是可以通过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潜移默化的矫正来使犯人改邪归正、工人埋头干活、病人遵守制度，等等。在福柯看来，全景敞视的监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现代人就处于权力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中。驯服性成为现代人的根本特性。

生命作为个体，其身体受到规训。然而，生物现代性却不止于规训身体，它更为重要的特征是转向了生命的整体，即调节人口。从身体到人口，“生命政治变化影响了主观性，因为它引起了个体及其身体的正常化，从而使物种、社会团体、国家及其人口的前景合理化并使其可预测。随后，优化繁殖将证明政府及其人民的职能是合理的”4。“生命权力”通过调节人口及其变量来保证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这些变量包括出生率、发病率、寿命、生育率、健康状况、发病频率、饮食形式和居住形式等。生命作为人口现象而被调节，进入了一种精打细算的领域，即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福柯看來，人口统计学是一种典型的生命政治学的技术。通过对人口的量化评估，来调节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资产阶级社会，人口统计学往往打着“保卫社会”、保卫人口整体安全的旗号，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正是基于此，阿伦特也敏锐地指出，“与社会的兴起同时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和它所依赖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变成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为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5。

无论是身体规训还是人口调节，都是使人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正常人（normal）。“可以与这个规范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anormal）就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6规训是“人体的解剖政治”;调节是“人口的生命政治”，二者构成了“生命权力”的两个层面，它们表明权力不再是杀戮，而是扶植生命从而彻底捕获生命。杀死生命虽然是在物理上否定生命，但是在这里生物意义是不遭到质疑的。但是“扶植生命”，就意味着在现代政治中，人的生物性存在受到了质疑。在福柯看来，人的生物性生命进入了政治领域，这是一种更彻底的“恐怖”。虽然在“规范化社会”里，主体摆脱了任意的专断权力的暴力，但是主体成为“驯服的身体”，处于权力的隐匿的布控之中。尽管人的生命不再受到君主权力的制约，但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控制。福柯对监狱和疯人院的研究，似乎是在以反讽的方式揭示现代性的悲惨事实。

如何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生物现代性”？福柯似乎提示了一条内在超越论的路径。首先，福柯就超越的可能性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自由主体和权力是一对双生子。“权力只有在自由的主体身上，并且只是在他们自由的情况下得以施展……一个深陷枷锁的奴役状态就非权力关系，只有他能移动，有逃脱的机会，才构成权力关系。”1换言之，权力的反抗和权力本身是连结在一起的，自由主体的反抗能力是权力存在的前提。“生物现代性”的出口已内在于“生命权力”之中。其次，在超越的路径方面，福柯提出了一系列的“自我技术”，即反抗权力技术的技术。这种“自我技术”的核心是“关心你自己”。主要包括自我与他人的互动关系、自我审察和自我修炼。福柯倡导通过新的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重塑身体以反抗生命权力。在福柯看来，“性政治”作为一种压抑性的装置，一方面压抑身体，另一方面连接生育。性是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的连接点，是“生命权力”的核心。因此，福柯提出一种“快感养生法”来调节和控制性行为（性活动的频率、环境和饮食等）保证身体健康，摆脱被驯服的状态。福柯为破解“生物现代性”提供的“自我反抗”道路是无力的。福柯展现在人眼前的仍然是一幅末世论的现代性图景、一种“生命”与“权力”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式的“辩证法”宿命。无处不在的生命规训和调节装置依然存在。现代人在微观权力之网中难以挣脱。为此，哈特和奈格里沿着生命政治学的道路，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提出了一条摆脱“生物现代性”牢笼的出路，即“另类现代性”。

二、另类现代性：奇异性的诸众与共同性的生成

福柯对现代性的解读和批判，指出权力装置如同毛细血管网一样放置在人类社会之中。生命权力作为压抑性的权力，掌控着人们的生命。在哈特、奈格里看来，福柯的思想虽然揭露了现代性的弊端，即无处不在的权力对人的统治，但是没能为现代性找到可靠的出路。“不管我们的批判多么精彩和有力，我们注定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不仅要屈从于统治权力，还要被各种腐化现象所腐蚀。”2现代性“牢笼”的出口何在？这是哈特、奈格里沿着生命政治学的道路所探索的问题。

从方法论上看，哈特、奈格里认为现代性的批判和谋划不能诉诸超验的原理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即不能向外寻求，而应该从内找到一条超越性的道路。因为，掌控生命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外部的主权权力，而是来自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法律。换言之，不存在所谓的神圣的至高权力对人的统治。基于此种方法论，哈特、奈格里延用了福柯“自我反抗”的路径，创造性地解读了福柯的文本，对生命权力（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进行了区分。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分析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公开的暴力惩戒到隐匿的身体规训、从“统治权力”到“生命权力”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反抗活动（resistance）。在传统社会中，君主是以“统治权力”通过公开的暴力惩戒活动来展现君权、维护其统治，例如游街示众、当众斩首。然而，人们愈来愈难以忍受这种公开的暴力，甚至对罪犯产生了同情。正是由于反抗活动，传统的“让人死”的“统治权力”才转变为“让人活”的“生命权力”。据此，哈特、奈格里认为，反抗（resistance）是生命权力诞生的前提。生命的权力具有双重性。他们“采纳了生命权力（biopower）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一对概念，——虽然福柯本人并没有坚持这种用法，前者可以定义为（粗略）掌控生命的权力，后者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产生的另类模式”3。现代性作为一种统治与反抗，主权与争取解放的斗争的权力关系，在产生生命异化的同时，也已经内在地包含着斗争的因素和现代性的出路。福柯虽然提示了一条“内在性的反抗”道路，但是“最终未能抓住生命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1。

哈特和奈格里的内在超越论一方面是沿着生命政治学的道路前进，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继承和发挥。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发展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哈特、奈格里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 production）已经逐步取代传统的商品生产而居于主导地位。生命政治生产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的同时，不仅产生了结束资本统治的客观条件（矛盾），也生产出了新的权力反抗主体，即“诸众”（multitude）。正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两条理路出发，基于内在超越论，哈特和奈格里对现代性的批判不是完全的顺从或绝对的拒绝，“不是要回到过去，或者无中生有地创造未来，而是旨在开启转变的路程，在旧社会的驱壳中创造新社会”2。

如同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做的那样，哈特、奈格里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谋划也是从考察现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开始的。在现代社会，生产已经日益转变为一种生命政治生产。其中，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清楚地显示出生命政治生产的基本特征。非物质生产指的是对符号、信息、知识、情感、符码和社会关系等无形产品的生产。首先，这种生产形式摆脱了资源的稀缺性逻辑。例如音乐的创作和数据的积累只有为人们所传播和共享时才能产生出更大价值。相反，对非物质商品的私人“圈占”不能促进而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增殖。其次，非物质生产依赖于生产的自主性。艺术和文化的创作总是拥有自主的空间，不能被机械化和程序化。因此，非物质生产在生产无形产品的同时，也生产着主体本身。最后，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生产在资本增殖过程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物质性生产也依赖于非物质生产。例如房地产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有形產品本身，而是更多的取决于人们所共同生产出的文化氛围和城市布局等因素。正是基于对现代生产形式的深刻认识，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生产，即“人对人的生产”。自主、协作和网络组织构成生命政治生产的基本特征。首先，这种生产方式不仅进行商品生产，也进行生命形式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其次，劳动正生成为具有生命政治性质的劳动，劳动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日益模糊。通俗地说，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严格界限被打破了。一个音乐工作者可能不仅工作时间进行创作，晚上可能也在创作。劳动和生命融为一体了。最后，在这种生产形式中，“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人既生产，也被生产”3。

在生命政治生产中，产生了新的主体形式和新的产品形式。生命政治生产是人们通过自主的协作和自发网络组织进行生产。从主体方面看，劳动生产着生命本身。生产的主体不再是被资本统治的同质化的劳动者或“商品人”，而是成为一种新的主体，即奇异性的“诸众”。“诸众”是指在资本权力统治之下的仍然进行自主性的生产活动的奇异性的生命。自主性和奇异性构成诸众的基本特征。除此以外，诸众是一种生成性的主体。“诸众不是基于该阶级当前的经验存在，而是基于其可能性的条件。换句话说，要问的问题不是‘什么是诸众？而是‘诸众会成为什么？”4从客体方面看，这种生产活动产生出了新的产品形式，即生命政治产品。生命政治产品难以被计量的形式捕捉，难以被圈定为私有财产，而采取容易共享的共同的形式。正如奇异性是“诸众”的根本特征，共同性构成了生命政治产品的根本特征。不同于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对立，奇异性和共同性是内在统一的。所谓共同性是以奇异性为前提的。以音乐创作为例，从生产者来看，市场价值高的音乐不是靠同质化的主体的机械制作，而是靠奇异性的诸众自主性和个性化的创作。同时在这种自主创造的过程中，诸众又再度生产出自己的奇异性。从产品来看，正是生产主体的奇异性构成保证了音乐等生命政治产品的价值。同时，音乐的价值不能通过私有财产方式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共同性的形式——共享来获得更高的效益。

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资本日益转变了剥削的形式，即由内在模式的剥削转变为外在模式的剥削。原先资本通过吸收劳动力并通过组织协作的方式实现剥削，但现在的生命政治生产不能通过资本组织，而是通过生产者自主协作生产。因此，资本转变为对生产者的外在剥削。这就好比利润和地租的剥削形式，一个内在于生产过程，一个外在于生产过程。虽然剥削依然存在，但是“生命政治的劳动力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机体内起作用的一个器官，而是变得更具有自主性，而资本通过其规训性政权占有装置以及剥夺机制等，寄生在劳动力之上”1。资本剥削与劳动的自主性日益分离已经孕育出变革的可能和现代性的出路，这里包含着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革命因素。

生命政治生产激起了资本主义的新矛盾。资本从深度、广度、时间和空间等方面对劳动者的管控，会降低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资本对劳动者的监视和规训会降低劳动者的自主创造力，生命政治生产依靠的是自主创造，而非资本组织协作。资本对共同性形式的产品的圈占，会影响产品价值和生产的基础，从而降低生产的边际效益。资本的深度和广度的管控策略破坏了自主性和共同性，降低了生命政治统治下劳动者的生产力。资本不稳定性的管控，使人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取消了自主创造的时间。通过资本权力封闭空间（例如墨西哥边境墙）和确立等级制度，不利于生命政治劳动所需要的开放、动态和平等的文化交流平台。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基本事实，“资本的有机构成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断裂，资本逐渐解体，其中可变资本（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2。在原先的机器生产方式下，资本吸收劳动力构成自身，并实现增殖。资本管控劳动生产、规训劳动力、控制生产地点和时间。在生命政治生产形式下，资本要提高生产力从而实现增殖必须通过与劳动力分离。因此，从主体方面看，劳动日益获得自主性而逾越资本所设立的界限。从客体方面看，生命政治产品的共同性既是生产的结果，也构成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一方面，生命政治产品的非量化和无形性使资本难以圈占;另一方面，资本对共同性的圈占会直接影响价值的扩大和阻碍生产力。由此可见，资本权力对人的规训和资本的私有化力量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和自身增殖的障碍。“生物现代性”的内部已经孕育出一种新的现代性，即“另类现代性”（altermodernity）。

“另类现代性”包含着新的主体（奇异性的诸众）、新的价值（共同性的财富）和新的实践（一系列正在社会生成的奇异性的诸众，基于自主与共同性采取行动）。3奇异性的诸众在内部、外部和暂时性方面都是杂多的存在，是自主性的主体。他们自主生产出的共同性既不是财产的“私有”，也不是财产的“公有”。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无论是私有还是公有，都承认财产权和对财富的管控形式。与之不同，共同性的核心是开放共享，而不是占有。共同性本质上是“对财富的开放决策、集体的民主决策以及自我管理”。共同性（common）一方面来自于生命政治生产形式，同时也取自共产主义（communism）。“既不是资本主义之私有，也不是社会主义之公有，而是共产主义之共同性。”4哈特和奈格里所探索的“另类现代性”就是要“回到共产主义”。显然，这正是西方激进左派的基本旨趣，表达了西方激进左派对现代性的两种模式（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失望与反省。

虽然，生命政治生产使得“旧社会的驱壳中生成着新社会的因素”，但也塑造了一个“生命政治共同体”，即“未来种族化的生命政治积累而产生的空间和实践”。1权力对生命的压迫依然存在，它不会自动消除。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另类现代性”并不是资本自动“崩溃”的产物，而是革命的产物。这种革命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变革，而是通过奇异性的诸众自主活动自下而上地生成共同性而实现的。因此，“现代性的身份——财产——主权将由另类现代性所取代，而后者由奇异性——共同性——革命所规定。最终，革命成为了当下的秩序”2。由此可见，哈特和奈格里通过生命政治生产的分析所谋划的“另类现代性”，从深层次上来看，就是要解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体解放的问题，构建新的主体性，从而完成现代性的解放叙事。

三、生命政治学的现代性批判的意涵：从“生物（bio-）”到“另类（alter-）”

从“生物现代性”到“另类现代性”，沿着生命政治学道路，现代性批判与谋划展现出从“生物（bio-）”到“另类（alter-）”的生命政治意涵。这种生命政治意涵体现为从人的生物性生命去审视和谋划现代性的独特问题意识、主体自我生成和反抗的内在超越论路径、现代生命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汇合。

无论是福柯的“生物现代性”，还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都从主体和权力的关系角度去审视和谋划现代性。因此，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统治与主体反抗的权力关系。现代性问题也就成了权力批判语境中的主体问题。以往的思想家大多都是从社会性意义上考察主体问题，即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的关系。生命政治学则从生物性意义上考察现代性的根本矛盾，即去主体化与主体化的矛盾。福柯的“驯服的身体”、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关注的都是与现代性问题相互缠绕的主体性问题。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是从普遍理性主体出发来谋划的，通过一系列规范和调节机制使主体成为驯服的身体。因此，从批判与谋划现代性的目的出发，去主体化分为两个步骤：第一，反对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强调具体历史实践中的生命主体和权力主体;第二，基于对生命主体的考察，进一步反对被权力所规训的生命主体。与此同时，还需要从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塑造新主体，以此来谋划现代性的新出路。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另类现代性”道路，也是一种重建主体性的过程。“生命政治生产”不仅产生了被奴役的主体，也产生了自主性和奇异性的“诸众”。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这既是反抗，同时也是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3。 福柯更是明确指出“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4。二者都直指主体问题。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现代性问题转换成生命政治中主体问题予以考察。其新颖之处在于观察到了现代权力对人的生物性存在的侵蚀，使生命进入了政治领域，人的生物性存在受到了质疑。因此，在现代性问题上，生命政治学提供了独特的问题意识。“生物（bio-）”和“另类（alter-）”为现代性批判字典增添了新的词汇。

其次，生命政治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提示了一条内在超越论的路径。既然在生命政治学揭示的现代性“牢笼”中，外在的控制、规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好像一张天罗地网，捕获人的生命，人无处遁形，那么批判和反对的对象便是零散和细微的，任何的举措都只能是对症下药，而不能标本兼治。因此，突破现代性弊端的可能路径只剩下两条：一条是向外求助于先验的原理和理想的乌托邦，另外一条是从主体出发向内寻求“自我反抗”的。前者是形而上学的方式，它仍然是从“我思”出发。普遍理性恰恰是现代性的根基。因此，第一条道路实际上是一剂镇定剂，而不是治病良方。对于福柯、哈特和奈格里来说，“我在”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必须实现“从超验性（transcendent）分析向超越性（transcendental）分析的转变”。无论是“生物”还是“另类”都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福柯从主体和权力的关系提出了“自我反抗”的可能性。不存在事无巨细的绝对控制，权力的施展的前提是自由主体，在绝对控制的地方不存在权力。反抗的活动体现为一系列与他人互动、自我审查和自我修炼的“自我技术”，特别是对身体快感形式的重新塑造。沿着内在超越论的路径，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现代性并非一个统一的概念，它至少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过程……寻求压制、支配新生运动的力量，这是现代性的第二种形态，它被建构起来，以发动对新生力量的斗争，以建立庞大、无所不及的权力体系”1。“生命政治生产”这种生命的新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着现代性压抑的同时，也生产着新的生命形式，即“诸众”，为摆脱现代性的“牢笼”的“革命”提供了主客观条件，从而生成一种以奇异性“诸众”和共同性财富形式为核心的“另类现代性”方案。

生命政治学的现代性批判提供的内在超越论路径实际上是基于现代性实质的把握。现代性作为一种统治与反抗的权力关系，其实质是权力关系从中心下落到边缘。因此，对中心和绝对权力的反抗无从谈起，在现代社会，反抗似乎找不到对手。内在超越论的路径则是从权力的边缘出发，从权力和主体的关系出发提示出一条重构现代性的道路：超越现代性就是权力关系中主體的自我超越。现代性批判的生命政治意涵就体现为一种生命主体内在反抗的路径。这种内在超越论路径显然有其理论锋芒，也抓住了现代权力的边缘化的特征，但仍然存在问题：自我反抗的意识如何产生？自我反抗的方向如何判定？个体解放是否能在诸多的局部解放中实现？生命政治生产的发展是否会使资本逻辑自动断裂，如果会为什么还要反抗？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里找寻答案。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革命主体的问题一直是探讨的焦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结合现代生活和政治的重大变化所探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超越道路赋予了这些老问题以新的形式。在这一点上，生命政治学推进了这一问题在当代的思考。这也暗示着在超越资本主义权力主导的现代性道路上，生命政治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其哲学思想的某种汇合。

最后，现代性批判的生命政治意涵最终体现为生命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汇合。在福柯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一起构成“生命权力”的统治技术。福柯揭示了“生命权力”如何通过统计学实现对人的统治。那么，“生命权力”为什么要捕获人的生物性存在？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只能再一次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机器生产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更加有用和驯服。”2显然，生命政治与政治经济是绑定在一起的。现代社会“生命权力”的运行必然服务于“资本权力”。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福柯极力模糊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无疑是深厚的”3。基于此种认识，哈特和奈格里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福柯生命政治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来考察现代性问题，从生命和生产的相结合的角度创造性地解读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提出了“生命政治生产”概念，揭示了现代性方案中的生命政治和政治经济的统一结构。

福柯和哈特、奈格里从人的生物性存在批判现代性提出了独特的问题意识，但这只是现代性问题之一。现代性是人的社会性存在和生物性存在的双重压迫。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现代人在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上处于异化状态。一方面，“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1;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统治着人的社会性存在，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存在。二者是统一的，构成了现代生命的异化整体。超越“生命权力”和“资本权力”相媾和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的问题意识，使得对现代性的生命政治学考察不可避免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上来。无论是福柯的“生物现代性”还是哈特、奈格里的“另类现代性”都或暗或明地自觉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现代性批判的生命政治意涵最终体现为生命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汇合。由此可见，生命政治学不仅提供了生命政治独特的批判理路，而且提示出一个更为重要的视角，即从生命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交汇处来考察现代性问题。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