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一光伏电项目施工现场安装调试光伏组件

碳中和是个跨界的问题。从经济分析、金融分析的角度，如何看待碳中和未来的发展路径和经济影响？

首先需要反思：为什么市场机制自身无法纠正过多的碳排放？

这涉及一个经济学术语“外部性”。外部性，指一个经济活动的收益是个体享有，比如说钢铁厂、化工厂的生产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它的盈利是自己享受的，但是它的碳排放对未来气候的可能影响，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样的外部性使得个体没有自我的动力来约束自己，所以碳排放在市场经济的自发环境下得不到控制。

换句话说，一个化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社会承担成本，收益是自己的，所以它没有动力来约束自己。

如何纠正外部性？

通常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来纠正，一个重要方式是增加这个活动的成本，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碳价格，就是要给二氧化碳的排放制定一个价格，相关的经济活动要按照这个价格付出成本，从而把这个外部性内部化、进而约束排放行为。

如何确定碳价

如何确定这个碳的价格，依据是什么？

传统的气候经济学是从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社会的损害这个角度制定碳价格的，你给社会带来了多少损害，就应该付出多少成本。但是这个损害不好确定，为什么呢？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和刚才讲的金融危机、空气污染是不一样的，它的外部性是一个超时空的外部性，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一个全球性、全局性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全球;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由此，碳减排、碳中和等气候治理问题必须要国际协作，所以说如果中美真的重视气候问题，是不可能脱钩的，没有这两个经济体的合作协同，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是国际协作又非常困难，这就是治理气候面临的难题。

排放二氧化碳的外部性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时间跨度特别长，一般的空气污染，比方说化工厂今天排放，那么今天的空气就污染了，明天停了，污染就没了，马上见到效果，而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具有累积性，对气候的影响、对经济的冲击是几十年、几百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们今天讲纠正外部性、多大程度上提升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子孙后代的利益。

怎么平衡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这个很不容易。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但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的利益，很多时候是有疑问的。所以空间的维度、时间的维度使得政策达成共识、有协同效应，非常困难。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应对气候问题面临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研究碳的价格也有好长时间了，也有不同的估算。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耶鲁大学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Nordhaus），他获奖的原因是对气候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他估算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是37美元;另外一个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斯特恩（Stern）教授，他做过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2006年受英国财政部的委托做过一篇应对气候的评估报告，成为气候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按照他倾向的贴现率，碳的价格大约是266美元/吨。两个教授的估算结论，一个是37美元，一个是266美元，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绿色能源是制造业，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形势，也可能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再看两届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时代估算碳的排放成本是42美元/吨，特朗普时代的估算是7美元/吨，所以特朗普上台以后会退出巴黎协定，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认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对美国社会的伤害没那么大。

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

有两个原因：一个对几十年以后地球的气温到底上升多少，上升以后对经济的冲击到底多大，这些有争议;第二个原因是利率选择的差异，涉及如何看今天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伤害。假如在50年以后一吨排放的伤害是100元人民币，今天限制钢厂付出的代价也是100元人民币，这两个100元人民币可以直接比较吗？不可以，因为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肯定不值当前的100元人民币，需要用利率来折现。利率越高，50年以后的100元人民币的现值就越低，利率越低，折算成现在的价格就越高。利率的选择反映了什么？其实就是反映了前面讲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后代人的利益、多大程度上关心当代人的利益。利率高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利率低，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利率高，为什么？因为有钱人、生活水平已经比较高的人，有耐心等待未来，他把钱借给别人要求的回报就没有那么高。有些发展中国家吃不饱肚子，你让这些国家的人不吃饭把钱借给你，当然他们要的利率就会比较高，利率高就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低，利率低意味着碳的价格应该高。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碳的价格应该一样吗？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碳的价格应该低一些。问题是：低多少呢？国际上又该怎么协同呢？这都是困难所在。

彭文生

綠色溢价：目标明确下的成本有效性分析

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这两年应对气候问题有一个根本性、框架性的改变，就是不再争议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长远社会伤害是多少，现在的目标已经确定了，中国是2060实现碳中和，欧美是2050实现碳中和，所以现在的分析框架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成本-收益分析，现在是成本-有效性分析，即，在给定目标的情况下，怎么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有效地实现目标。

现在的分析框架不应再是碳的社会成本、碳的价格，而是绿色溢价。

绿色溢价的概念今年比较火，比尔·盖茨最近出了一本书《怎样避免气候灾难》，影响很大。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绿色溢价的概念;这个概念很简单，不是争议碳的危害有多大，而是说我们怎样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转换为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

目前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所以经济主体没有动力从化石能源转化为清洁能源。因此，要推动碳中和，我们要做的就是降低绿色溢价。

怎么降低绿色溢价，甚至让清洁能源的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有三个路径：一个是技术进步降低太阳能、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成本;第二个是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这需要碳税、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这里的碳价格概念和前面讲的碳的社会成本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操作层面怎样让化石能源的成本高于清洁能源;第三个路径是社会治理，很多时候是生活习惯、文化理念、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消费行为，影响我们经济活动，所以碳中和也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入手，从我们平时的个人生活习惯，到节电、饮食，到城市的规划、技术设施的设计，再到绿色标准的制定等。以上三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2020年5月16日，北京五棵松体育中心地下停车场的电动汽车充电站（鞠焕宗/ 摄）

未来的碳中和潜力

接下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下未来的碳中和潜力。

首先讲技术进步。可再生清洁能源潜力有多大？这里面有一个比较，中国的石油储量86亿吉焦（热量单位），风能储量2919亿吉焦，太阳能是796800亿吉焦。仅看这个数字大家可能没有多少感觉，举一个例子，我们整个地球的人类社会一年所用的能量，包括照明、汽车、空调、取暖等所有的能量使用加总在一起，相当于太阳照射地球多长时间？2分钟。所以太阳能的潜力是巨大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能够低成本地使用太阳能。

绿色溢价还可以用于刻画行业层面的碳中和技术成熟度，同排放占比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行业层面的碳中和问题。

怎么来看清洁能源的技术潜力呢？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就是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差别：化石能源是自然禀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中国有煤炭缺石油，这是自然禀赋;清洁能源是制造业，光伏设备是制造的，风电设备是制造的。

制造业有什么特征？规模效应，即制造业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这个在中国的例子特别明显，随着光伏的装机容量、风电的装机容量等增加，我们的风电造价、光伏造价大幅下降。十多年前还有很多人在争议、甚至批评我们是否应该给光伏提供补贴。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光伏的价格已经低到本身有经济的可行性了，这也是中国很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可能变成世界能源“出口”国，只不过我们出口的不是石油、煤炭，而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机器设备，潜力巨大。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可以用我们估算的绿色溢价进行量化展示，中国的绿色溢价从2015年到现在快速下降，主要是光伏、电动汽车等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

绿色溢价还可以用于刻画行业层面的碳中和技术成熟度，同排放占比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行业层面的碳中和问题。

通常而言，排放的占比越高，其对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性越大，所以我们看未来十年碳减排的重大潜力在于电力行业，因为它的排放占比最高，与此同时，它的绿色溢价相对较低，所以实现碳中和，最主要的路径是清洁电气化。首先是电气化，尽量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电气化;其次是发电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当然有些行业没有办法完全电气化，比如说水泥、航空燃油就要靠碳汇（编者注：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捕捉（编者注：碳捕捉指捕捉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压缩之后，压回到枯竭的油田和天然气领域或者其他安全的地下场所）等其他手段实现碳中和。

还有一个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确定碳的价格？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个是碳税，另一个是碳交易市场，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很快于6、7月份就要推出了。这两个手段各有优势，总体来讲，这两个不可偏废，碳市场更有利于控制碳排放，碳税的价格预期更稳定、更能促进企业创新。

最后是关于社会治理，从绿色生活到绿色城市，再到数字经济的引入。其实，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综合治理，如果实现碳中和只靠征税，或者碳交易市场形成碳的价格，那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滞胀冲击。最近钢材等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升，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经济冲击。虽然碳中和意味着经济不得不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但这并非需要把所有的转型压力集中在短期消化，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中长期的长效机制，主要就是前面讲的三个方面，即碳的价格、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综合的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的政策投入，需要相关监管标准的制定，需要每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以及我们改变理念。

总体来讲，我對未来的发展是谨慎乐观的，人类社会总是能找到足够的技术进步，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面临的可能是一个重大的、以前没有的发展机遇，也就是：绿色能源是制造业，而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形势，也可能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从长远来讲是一个新的重大发展因素。

（ 本文系他在“中国幸福城市治理论坛暨‘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启动仪式”上的主题演讲。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