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波

对于古代埃及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涉及多种理论的介入，

BAndelkovic， “Models of State Formation in Predynastic Egypt，” Karla Kroeper， Marek Chodnicki， Micha Kobusiewicz， eds， Archaeology of Early Northeastern Africa： In Memory of Lech Krzyaniak， Poznan： Poznan Archaeological Museum， 2006， pp593-609; Roderick Campbell， ed，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Studies of Social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Prehistory， Oxford and Oakville： Berforts Information Press， 2014; ECKhler， “Theories of State Formation，” WWendrich， ed， Egyptian Archaeology， Wiley： Wiley-Blackwell， 2010， pp36-54;[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金寿福：《论古代埃及早期地区国家的形成》，谢维扬，赵争主编：《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178-207页。但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对国家起源实际历史进程的描述在埃及学领域成果更为丰富。随着考古和文字资料的积累，近年来对于前王朝时期以及早王朝初期埃及对域外的认知问题尤其受到关注。整体而言，相关认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涅伽达文化IIB—IIIA时期、零王朝时期（涅伽达IIIB—IIIC1早期）

因为涅伽达文化各个阶段所对应的时间断限是相对的，不同学者的意见差别较大。为行文方便，本文仅以涅伽达文化的不同阶段作为时间标记，与公元前年代的具体对应情况可参见Alice Stevenson，“The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State Formation，”J Archaeol Res， Vol24（2016）， p424; Fekri AHassan， “The Sequence and Chronology of the Protodynastic and Dynasty I rulers，”MChlodnicki， KKroeper & MKobusiewicz， eds， Archaeology of Northeast Africa： Studies in Memory of Lech Krzyaniak， Poznań： Archaeological Museum， 2006， pp687-722和早王朝初期。

在第一个阶段里，下埃及在涅伽达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之前比上埃及文化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而且三角洲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存在与域外商业、文化交流的证据。比如三角洲西北部的布陀（Buto），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有联系，在近东地区广泛进行贵重材料的贸易交换。布陀一地还出土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黏土钉，这表明其建筑风格也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在所谓乌鲁克文化扩张期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广泛延伸，对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埃及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处于上埃及通往三角洲交通要道上的马底（Maadi），也与巴勒斯坦铜器时代存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