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桐桐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一直以来，河北地区都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胜地。在海陵王迁都中都后，河北作为京畿重地距今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现在对河北地区文学的研究少之又少，特别是金代，河北地区先后出现了赵秉文、王若虚、蔡珪等引领文坛的文学家，该地区的文学家的分布却鲜有学者关注。本文从地域和身份构成的角度来分析金代河北文学家的群体特点，从而探讨金代该地区文学繁荣的原因。

一、金代河北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金朝是由女真族完颜部落建立的政权，在1115年建国之后，先后灭了辽和北宋。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今北京）。金中都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到达政治文化的巅峰，其政治中心地位带来了经济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河北地区的文化繁荣和文学传播。邓绍基、杨镰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收录的金代文学家中，有籍贯可考的有317位，其中籍贯在河北地区（含今北京、天津地区）的有69名[2]。

（一）金代河北地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考察金代文学家的籍贯可以发现，河北地区不同州、县的文学家分布如表1：

表1 金代河北地区文学家籍贯分布表

（续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按照如今的行政单位划分，石家庄的文学家数量排第一，15人，北京排第二，14人，保定排第三，8人，其余分别为邢台7人，沧州6人，天津5人，邯郸、张家口各4人，衡水、唐山2人，以及廊坊和秦皇岛各1人。由此可以分析出金代河北地区文学家分布呈现出地域间不平衡和高聚集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呈点状分布，密度由中间向四周递减，南部地区文学家数量多，北部地区数量少。

2.在点状分布的大背景下，呈现以大兴府和真定府为中心的两个聚集群，表现为大兴府及周围的蓟州、涿州、易州等地以及真定府和周围的定州、磁州、河间府等地。

（二）金代河北地区的文学家地理分布之成因

河北地区文学家呈现以上地理分布特点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积淀和教育制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1.经济发展

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文化水平发展情况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河北在北宋时期毗邻辽国，属于战争前线。1122年，金兵南下，辽金战火蔓延到了河北地区。直到1129年，金人才完全占领河北地区，连年战乱使河北地区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了恢复发展被破坏的生产，增加人口数量，扩大财政收入，金朝开始施行一系列积极的举措。首先恢复的就是河北中部的地区，如涿州、蓟州等地，即今天的北京、天津地区，由于被招降，本身“不经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3]，到1124年，燕京已经“蔬、菜、果实、稻粮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求。水甘土厚，人多技艺”[3]。

对于南部的一些州县，金前期文学家蔡松年在《水调歌头·虎茵居士梁慎修生朝》中写有“春风北卷燕赵，无处不桑麻”[4]的诗句来表描绘河北南部地区农业的繁盛景象。而河北北部，虽然有赵秉文描述的“沙平草远望不尽，日暮惟有牛羊声”[5]，经济并不贫乏，但这些地方相较于南部地区还是比较落后的，原因在于北部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多以游牧为生，经济发展缺乏政策支撑的必要条件。

2.教育推广

金朝南下后很快地接受了汉文化，北宋的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统治地位。《金史》记载：“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 …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6]同时朝廷开始建立设立教育机构。《金史·选举志》提到，天德三年，始设置国子监，大定六年置太学，大定十六年置府学十七处，大定二十九年置节镇州学、防御州学六十处[7]。金代的府学始创于1176年。朝廷对于府学的招生数量做了明确规定“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7]各州的州学招生人数也不尽相同，节镇州学“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兖州各二十五人……奉圣州学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7]学院机构招生数量的不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必然会导致所产出的文人数量的差异。比如大兴府、真定府设有府学，教育规模较大，文人数量较多；而其他地区只设立了州学，规模较小，学生定额数也较少，教育资源不充分，以至于文人相对较少，比如定州、沧州、邢州、圣州等地。

3.文化积淀

河北地区自古以来文化积淀深厚，唐五代以后更是蓬勃向上。早在北宋时真定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就十分突出，“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即真定府）、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8]正是由于真定府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北宋朝廷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教育活动，相继在治下建立起了多所府学、州学和县学等教育机构，还在今石家庄元氏县建立了封龙书院。封龙书院是迄今为止河北最早的书院，创建人相传为北宋的李昉。书院的兴隆代表了和官学对应的私学在民间的开展，为金代这一地区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到了金代，真定府的重要作用依然没有被忽视。根据兰婷《金代教育研究》的统计，金代修复的5所书院中就有封龙书院[9]。在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下，真定产生了许多在金代成为文坛领袖的文学家，如蔡松年、蔡珪父子，周昂以及滹南遗老王若虚，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州县学子的进学和文化的共同进步。

和真定府争相辉映的燕京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方。自古以来燕京地区就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如早期的匈奴、鲜卑，再到突厥、契丹，以及金代的女真。民族文化元素在这里成长交融，日积月累后，成了燕京地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政局趋于稳定，经济蓬勃日上。朝廷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天下文人云集于此。南北文化在这种稳定的局面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融合和发展，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豪放粗犷与中原文化的含蓄内敛之间碰撞出了闪耀的火花。

除此以外，冀州、易州、定州、磁州等地在历史上都有悠久的历史，滋养了很多文学才子，使金代文坛呈现出了众星拱月，日月争辉的一派繁荣的景象。

二、金代河北文学家的群体特点

金代文化自“借才异代”始。金初文坛还没有从金源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能代表金代风格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由辽、宋入金的汉族文人。他们的入金,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为金初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填补了金初文化发展方面的许多空白,使金初的文化得到迅速发展。通过考察这些文学家的生平，金代河北地区文学家的群体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家族、师承优势明显

金代很多文学家之间都存在家族传承，家族中的家风、家学相传非常普遍。比如周昂与王若虚是舅甥关系，王若虚“少日师其舅德卿及刘正甫”[10]；路铎“伯达之子，与弟钧和叔父子俱有重名”[10]；吕子羽“父子昆弟凡中第者六人”，以“六桂”名气堂[11]；除了家族关系，还有很多文学家之间存在师承关系，比如胡砺与韩昉，“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6]。这种特性使得家族之内以及家族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文学家的聚集性更为明显。

（二）多出身官宦家庭，鲜有寒门

据《金史》和《中州集》的人物传记记载，金代的文学家大部分都是出身官宦家庭。李纯甫的祖父李安之是西京的进士第一名，父亲李采担任过益都的知府；韩玉曾祖韩锡在金朝为官，官至济南尹。除此以外，有些文学家还出身世族，如郭宣道，系出世家；王元粹系出辽世族；马舜卿先世为辽大族兴中马氏。在辽金元社会动荡时期，生活的富足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们不必为生计奔波，更有有条件和精力从事于读书和文学创作。

（三）参加科举担任官职

近代学者陈衍曾在《金诗纪事》凡例中提道：“金代诗人，多出科举。”[14]金代69名河北文学家中，有57位在朝做官，其中48名参加科举擢第，其余有的是由辽、宋入金，如蔡松年、张斛等，有的是以诗名召见应制称旨，如张著。政治上取得的优势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掌握更多的资源，开展雅集酬唱等文学活动，在中都文坛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促进了彼此之间文学的交流。

三、结语

金代河北地区能有如此多的文学家产生并且有作品流传下来，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有其自身的文化积淀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政策引导、繁荣的经济文化生态，为文学家的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和矫捷的环境；金代对于汉文化的重视，让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得到了更深的融合，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家和作品。但好景不长，这些文学家中明确记载的就有11位殁于金元交际的战火，或战死，或城破自尽。因战事而不知所终、生卒不详者更甚。战争以及蒙古政权对于汉文化的消极态度，给河北地区文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元代有籍可考河北文学家仅有35名，虽然有关汉卿、刘因、刘秉忠等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但河北文学在金代短暂的荣光过后，元、明、清三代的文学家数量都没能较前代有所超越，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表中今籍根据张博泉.《金史简编》.吉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5-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