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贤，燕小青

（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一、引言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间投资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成为促进国家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政府投资是否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民间投资从而完善市场经济是一直在讨论的热点。因此如果能将政府投资规模结构达到最优，理性地选择国家政策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功能，这将对于促进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作用。此外，当作为生产因素的公共投资开始投入，并能与私人投资产生互补作用时，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效应”就开始发挥了作用。本文通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加深挤入作用的渠道分析，由此可以通过调控政府职能来影响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不仅如此，政府的生产性公共物品可以提高社会总需求，完善经济供给能力，从而激发刺激民间投资发展的活力。

本文将基于Aschauer 模型的挤入效应来深入探讨政府投资挤入民间投资的具体途径，通过选择2006—2018 年近12 年的季度数据来扩大样本空间，建立更为准确严密的VAR 模型，探究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以及实际利率、产出预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关系，由此得出一些结论和对策。

二、理论回顾及文献基础

最早，Aschaner 从生产函数入手，论述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二者影响机制，提出了“挤入效应”理论，即当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相互补充时，随着政府资本的增加，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会随之增长，也就是说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具有正向推动的作用[1]。同时Aschaner还认为影响民间投资的因素除了劳动投入和私人资本外还应该包括公共资本，即政府供给的劳务。因此在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时把政府投资作为投入要素进行实证分析，其生产函数设定如公式（1）所示：

其中Y 代表私人部门的产出，L 代表私人部门所使用的劳务要素，K 代表私人部门的资本要素，G为政府投资。

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在使用政府服务时，私人部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取对数后

其中eL、eK、eG分别是劳动力、资本和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其挤入效应的实现主要在于政府投资是私人投资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根据这一生产函数，政府资本是私人部门的生产要素之一，当政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相互补充时，就会产生挤入效应。当政府资本增长，私人部门产出也会上升，因此通过提高政府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能够提高私人投资的整体水平，当eG越大时，私人部门产出对政府资本的弹性越大，政府公共投资对民间投资存在的挤入效应将会越明显。

根据国内外文献和研究，私人部门产出对政府资本的弹性可能与有效需求和外部性等因素相关。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最初，凯恩斯认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存在非自愿失业。而有效需求包含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二者的比较来决定投资决策，较低的利息率能使得预期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增大，那么企业利润就会增加，刺激投资。如果资本边际效率的下跌幅度大于利息率的下跌幅度，那么就将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投资[2]。

基于以上的发现和分析，凯恩斯提出了一些策略，例如：国家应该积极地干预经济活动，利用一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以及其他措施来提高有效需求，使得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更加均衡。在五十、六十年代，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积极实施推行了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凯恩斯的管理需求均衡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实践证明，国家通过制定实施经济政策来稳定国民经济，使得投资环境更加完善，从而实现民间投资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主要是指各个经济主体之间通过市场交易方式产生直接的外部性影响，这种影响不受经济体的控制，如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则称之为外部经济。外部性可以是由不同的主体造成的。外部性一定是无效率的，成本游离在价格体系之外的，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介入才能消除此影响。外部性与市场失灵现象是相互并列的。传统市场失灵理论一般将市场失灵的现象划分为几大部分，并且每个部分各自有其较强的独立性。针对不同的市场失灵所应采取的对策也是不一样的，政府需要采取相机抉择行动的方式。他们还认为政府部门要采用投资的方式来供给公共物品以调整社会总需求，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机制来改善社会公平，主张由当局对外部性行为进行征税或补贴。政府部门通过投资强外部性的基础性行业领域与民间资本形成互补，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相关行业进步，从而增强了民营企业的投资预期与信心。

（三）其他文献

Argomon 等（1997）[3]通过调查14 个经合组织国家，表明政府投资对于私人投资生产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同时公共消费排挤了投资。

程贵等（2019）[4]运用23 年的年度数据，表明甘肃省公共部门的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并且私人投资相较于公共投资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廖志超（2019）[5]通过研究资本配置的发展与效率，在文献梳理基础上，确定资本配置效率的含义，通过十一年国有企业的年度数据，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投资效率越低，资本配置效率越低下；政府干预较低，则情况相反。

周晓燕和徐崇波（2016）[6]利用了1990—2014 年度数据，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对民间投资会产生挤入效应。

蔡正西（2016）[7]实证上利用1982—2014 年的年度数据，从长时期视角得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引致促进作用，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

鞠市委（2017）[8]通过建立适合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的灵活加速模型，利用从2014 年开始的两年季度数据，发现四种影响民间投资的因素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作用是负向的，但随着经济政策的刺激，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正向的影响。

三、政府投资挤入民间投资的渠道分析

经济增长与投资能够相辅相成，当经济稳定增长时，投资环境将会变好，能够激发投资的活力，同样政府投资也能够促进经济提高增速。政府投资能够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的首个原因就是通过改善经济环境，在经济萧条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投资能够消化多余产能，稳定就业状况，提高消费，促使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增强民间资本对于市场的信心和预期，民间投资活力就会被刺激扩张。下文将基于理论基础继续分析政府投资挤入民间投资的方式和渠道，为之后更好地发挥政府调节引导职能提供理论支持。

（一）扩大政府投资能够刺激对私人部门产品的需求

当政府在公共基础领域扩大投资时，会联动相关行业的需求增加。公共产品建设时需要从私人部门购买大量原材料，需求增加时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刺激私人部门扩大产出，推动民间投资增加。例如政府投资高新技术将会带动建筑、电力、信息、仪器等相关产业发展，为这些行业提供新的投资机会，这将会促进产业升级。当政府增加公共建设的投资，那么公共设施的建设将会提高就业率，提高工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产品的需求，因此民间投资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按照凯恩斯投资乘数的原理，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可以带动有效需求的扩大，进一步拉动民间投资。

（二）政府投资降低了民间投资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增加政府投资可以提高社会基础设施水平，推动基础产业发展。政府在交通运输、机场等基础设施和基础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属于社会生产的中间投资，在逐渐形成政府公共资本时，规模经济效应逐步发挥作用，投资环境日臻完善。以交通运输设施为例，1978—2012 年，公路里程增加了3.76倍，铁路营业里程增加了0.89 倍，而定期航班里程增加了21.3 倍多，交通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政府在基础行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各个行业的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生产资料，降低了民间投资的生产与交易成本，扩大了盈利空间，提供更多投资机会，强力推动了经济发展。

（三）政府投资的挤入效应提高了民间投资的边际生产率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和技术等。民间投资一般不会投资成本高、期限长的领域，因此市场引导的民间投资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这会阻碍经济增长，为解决问题政府投资需要在教育和科技等方面进行投资，这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资，能够培育人才，研究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这些技术与成果有很强的正外部效用，能够明显地改善民间投资环境，因此能够弥补投资不足等问题，将公共投资转化为公共资本，提高了民间投资效率，增强投资动力。

四、政府投资挤入民间投资机制的实证检验

综合其他文献，考虑到资本成本即利率和产出也会对投资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引入这两个变量进行探讨。

（一）数据选取与来源

数据选取为2006—2018 年的季度经济数据。

民间投资（IM）：选取民间投资的季度数据。但是由于缺少2012 年以前的民间投资的数据，本文将数据进行扩展。民间投资=内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额。它表明整个民间投资的总规模，反映投资水平。

国有控股投资（IG）：选取国有控股的投资，国有投资被界定包含为国有经济、联营经济、股份经济中的混合经济，鞠市委采用了这个指标。还有学者采用国家预算内资金这一指标，但是这一指标不包括自筹资金，最终结果会被明显低估，因此不采用。

产出预期（CRGDP）：用季度GDP 的变化比重来替代产出部分预期变化，该依据是Sakr（1993）和刘佩玲、苏勇（2003）也用按比重变化的GDP 刚好代替了产出预期变化，并且都得到了较好的结果。

实际利率（R）：根据参考文献，利用各季度的数据计算出实际利率，实际利率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一公式来表示。

本文将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数据进行相应处理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了VAR 实证模型：

其中t 表示时间。

（三）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各变量序列ADF 检验结果

结合表1 可以看出，IM、IG、CRGDP 和R 在显著性水平下均未通过单位根检验，意味着各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全部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四）协整分析和最优滞后阶数

我们将辅助回归方程的最大滞后阶数默认为1，实证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协整检验分析结果

据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IM 与IG、CRGDP 及R 四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在构建VAR 模型实证过程中，根据结果显示，对于IM 和IG、R、CRGDP 构建的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选取为1，效果最好。

表3 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五）模型稳定性检验

如图1 所示，图内所有点都在圆内，由此说明模型是稳定的。

图1 模型平稳性检验

（六）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其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基于VAR（1）模型的Granger 因果检验的结果

根据检验结果，政府投资（IG）、实际利率（R）以及产出预期（CR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民间投资的Granger 原因。

（七）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我们把脉冲响应函数的追踪期定位为20 期。

政府投资引起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如图2 所示，当来自一单位标准差政府投资（IG）结构信息冲击后，民间投资（IM）先出现一个短暂的负反应，随后开始产生正向的响应，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渐上升，到了第13 期时趋势逐渐平稳。因此总体来说，影响是正向积极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中国的利率没有随之上升，不存在赤字抬高利率，政府投资挤入了民间投资，推动了民间投资的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资金供给方面不存在较大压力，主要用于投资民间投资不愿涉及的领域，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促进了经济健康发展，增加投资的资金来源，积极推动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图2 民间投资来自政府投资冲击的响应

实际利率规模冲击引起民间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由图3 可见，对于来自一单位标准差实际利率（R）结构信息冲击，民间投资（IM）一开始出现负向的响应，其中第8 期时趋势降到最低点，此后，随着期数的变大，反向冲击力度开始逐渐下降，趋于收敛状态，逐渐稳定。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总的来看，实际利率（R）的增加对民间投资（IM）增长的冲击呈现负向效果。因此实际利率（R）的增加，意味着民间投资（IM）的资金成本在增加，这会使得民企降低投资净回报率的预期，从而影响投资积极性。此外，民间投资一直存在融资壁垒，因此较高的实际利率会增加民间投资成本，减少可供投资的内部资金，这对于民间投资的发展是不利的。

图3 民间投资来自实际利率冲击的响应

产出预期规模冲击引起民间投资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从图4 可以看出，对于来自一单位标准差产出预期结构信息冲击，民间投资呈现出负向响应，并且到了第5 期趋向于稳定。从理论上来说，产出预期越大，投资需求越旺盛。但是自从进入20 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的状况，在受到2008 年金融危机后影响更加严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民间投资急速增加。并且自从2012 年以后，PPI 指数增速明显低于CPI 指数，两者走势出现分化，使得2014 年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2015 年PPI 指数持续走低，这说明了我国生产部门需求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在产能过剩、盈利空间被挤压的经济环境中，我国生产部门的投资和产出水平远远超出需求能力，因此供给过剩导致了企业的产品价格下降，挤压了利润空间，消减了特别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与预期，对于一些传统资源型行业这个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对于产出预期越大反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需求。

图4 民间投资来自产出预期冲击的响应

（八）方差分解分析

利用方差分解来探讨政府投资、产出预期、实际利率对民间投资变动程度的贡献影响，可以得到图5。可以看出，排除民间投资对自身的贡献率，政府投资（IG）对民间投资的贡献率是最大的，在第12期达到了60%，这进一步说明了民间投资受政府影响很大。而产出预期（CRGDP）对民间投资的贡献较小，不超过10%，且在第7 期后保持平稳。而实际利率即成本对投资的影响最终保持在20%左右。而民间投资自身则是逐渐下降的趋势。

图5 对民间投资的方差结果分析图

五、结论和对策

（一）结论

根据对基于Aschauer 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理论分析，探究了具体传导路径，并建立VAR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与对策：

1.根据理论与实践检验，表明政府投资（IG）、实际利率（R）和产出预期（CRGDP）与民间投资（IM）之间确实存在均衡关系，并且是长期的。并且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影响因子最大，与前文的理论基础相符，呈显著正向的影响关系，而实际利率与产出预期对民间投资呈现负相关影响，其中产出预期影响较小。

2.基于Aschauer 模型展开的理论分析以及相关文献综述，证明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来“挤进”民间投资，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二）对策

本文列举了刺激私人部门产品的需求、降低民间投资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这三种渠道途径。因此，政府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功能，有效引导民间投资，明确政府投资方向，提高政府投资效率。要做到这点，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1.通过现实与理论分析，按需规划政府投资方向，增强对于民生工程、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重视，通过媒体大范围、高强度地引导民众投资经济主体自主增长环境等方面的投资。因为良好的高效竞争环境是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力量，所以对于各种市场法规的制定和投入较为重要。要加大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人民基本福利需要得到保障，如此才能提高消费预期，拉动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2.加强供给侧改革，优化投资结构。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在生产性基础设施上投资较多，比例超过了一半以上，而在社会性基础设施上则比重较低，因此需要在科技、医疗保健、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加强投资，提高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当宏观经济不景气时，只有理性选择国家政策和手段，优化投资方向，才能保证民间投资健康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