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雅南，杜德斌，陈建成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

一、选题背景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以统包统分的政策进行劳动力配给，男性与女性几乎不存在就业问题，并且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普遍高于世界其他国家[1-2]。然而今天，我国女性劳动力供给在世界范围内下降的态势逐渐凸显（见表1）。

表1 女性占劳动力总数的国际比较

表1 数据显示，我国女性劳动力供给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于世界总体水平来说并不算低，但在其他国家女性劳动占比日渐趋于上升的同时，我国女性劳动供给占比量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一数据差异，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之外，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对女性就业保护政策弱化的结果[3]。

与男性相比，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在其之下，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失去了政府强有力的行政力量的保护以及步入市场经济后形成的不健全的就业政策，与男性持续且稳定的劳动参与状况不同[4]，女性作为担负生育压力的这一特殊群体，在我国劳动供给中呈现出与男性较大的差异。

由表2 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10 年间下降了约3.7 个百分点。此外，虽然男性劳动参与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且较为显著。传统的性别观念、教育、婚姻生育及家庭结构都有可能影响女性劳动力供给[5]，很多女性在面临家庭和工作冲突的状况下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甚至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

表2 2008—2019 年我国劳动参与率性别比较

本文主要从代际因素的角度，通过代际依赖和代际支持是否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影响做出解释，既能够加强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巩固，又能保障生活质量的提高[6]，利于女性自身的发展和家庭的和谐以及社会的公平，使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实现双赢。

二、文献综述

（一）劳动参与、女性劳动参与及其前因变量

国际劳工组织将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LPR）定义为在16 岁以上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总数（包括正在从业人口和失业人口）所占的比值。宏观上，劳动参与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变迁、城市化水平、失业率上升四个方面影响[7-9]。工资、税收以及养老保障也对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有影响，主要表现为工资对劳动参与具有正向影响[10]。而个体税收认知与个人所得税降低一定幅度后增加工作时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1]。养老保障的全面覆盖和待遇的提高会对农户的劳动供给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降低其劳动参与和供给水平，尤其对于农业劳动参与影响更为突出[12]。此外，产业结构也会对劳动力参与产生影响[13-15]。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发展和劳动参与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6]。反而是劳动报酬影响就业决定[17]。人均收入与劳动力参与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人均收入极低的国家，大部分人直到退休年龄或者实在无法工作时才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18]。而随着税率的提高，人们可能会理性地决定减少工作[19]，可以说工资和税收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弹性影响较大[20]。微观上，影响劳动参与的因素可归纳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21-22]。使用美国的数据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23]。通过研究11 个欧洲国家中老年的劳动力参与情况，发现健康对劳动参与率有内生性影响[24]。使用1990—2011 年间非洲4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口健康状况与劳动力参与呈正相关[25]。

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宏观上包括政府政策、就业形势以及生育保险制度[26]。而文化传统也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身份认同会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导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远远低于男性[27]。在微观层面，健康状况受损对女性自身和配偶的市场劳动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都会产生影响。从学历来看，高学历女性比低学历女性的劳动参与程度更高[28]，但是并非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参与率越高，因为高学历的女性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更高，相匹配的男性收入更高，反而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29]。此外，婚姻状况也会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离婚率的上升会促进女性的劳动力供给，认为婚姻状况和年龄与女性劳动参与负相关[30]。

（二）代际依赖与女性劳动参与

关于代际照料与劳动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在20 世纪80 年代[31]。通过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代际依赖主要包括对老年人的照顾以及对子女的看护两个层面[32-35]。一类认为照顾老年人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承担对年迈父母照顾责任的女性会降低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36-37]。另一类研究结果则认为与父母同住不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时间，因为照顾老人放弃就业将会产生机会成本，这一隐性成本不可忽视[38-39]。

代际依赖的另一层面即子女看护和母亲劳动力市场产出之间的影响结论较为一致。承担儿童照料责任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程度会下降，劳动时间会减少[40-42]。还有一些研究是通过儿童看护成本探索与女性劳动力供应之间的关系。

国内有研究发现，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较高，而后却呈现下降趋势[43]。这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进而使得女性在家庭责任的承担和就业之间不得不做出选择，照料老人会减少女性的劳动力供给数量，高强度的照料活动呈现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44-45]。利用照料老年父母所产生的机会成本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老年照料对于成年子女的就业概率及工作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6]，家中未成年子女会显著降低女性就业的可能性[47]。

（三）代际支持与女性劳动参与

尽管儿童看护很大程度会抑制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国内外仍然有不少研究发现与父母同住会增加女性就业的可能性，这属于代际支持范畴，家里有老人会减少女性看护小孩的负担，农村地区更是如此[48]。在女性的劳动力供应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够减轻女性独自承担家庭责任的压力[49]。家务劳动虽然对工资没有负面影响，但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50]，因此家庭结构尤其是多代同堂家庭的存在会使女性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工作[51]。

当然，子女数量和养育也许并未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家中老人会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看护子女，提供代际支持，从而能够减轻女性家庭负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43]。这就给我们研究代际支持提供了证据。

（四）文献评述

我国对于劳动参与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宏观层次，这会忽视女性与男性劳动参与的不同；而国外对于研究劳动参与率大多将重点放在更加微观的家庭层面且以女性群体为主，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忽略了宏观因素。

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内现有的研究多从就业形势、产业结构等角度来研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且多数不分性别、年龄等笼统地探讨。国外研究倾向微观层面的研究，比如抚养子女数、老人照料等，这虽然对我国进行女性劳动参与的微观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情差异，会存在一些误差。

虽然能够从已有的文献中找到支撑我们研究代际依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证据，但有些研究仅限于已婚女性样本，忽视了未婚女性在面对代际依赖下的劳动供给程度的差异；也有文献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开，这可能会忽略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女性的整体性。即使有关父母的经济依赖鲜有研究，但我们依旧认为这个变量对我们研究女性劳动力供给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我国长久以来受儒家思想影响，孝道思想根深蒂固，在不能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和陪伴的同时可能会给予物质支持。

回顾国内外有关代际支持和女性劳动参与的文献，可以发现国外主要从父母对女性生活支持方面研究，由于国情不同难以分析我国女性劳动参与；虽然我国也有从父母对女性提供生活支持或帮助其照料子女的角度分析，但研究数量较少。关于父母对女性的经济支持或孩子对女性的生活支持角度分析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影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代际依赖因素。在我国长期以来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受孝道思想的熏陶，大部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可能并没有直接给予父母经济扶持，但我们依旧认为存在父母的经济依赖。因为当不能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和陪伴时可能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以购买正式照料来替代非正式照料[52]。因此为了有能力购买正式照料女性会更加投入到市场劳动当中。因此，提出假设：

H1a：父母的经济依赖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

在照料老人和女性就业状态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表明照顾老人会使女性的劳动参与程度下降[53-55]。很多女性尤其在我国性别观念比较强的现实环境下，为了照顾老年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会暂停工作甚至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虽然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但依旧会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因此，提出假设：

H1b：父母的生活依赖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二胎政策的开放，使得我国养育子女的成本逐渐加大。同时为了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很多家庭较之前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养育压力。与父母的经济依赖类似，由于存在孩子对家庭的经济依赖，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保障子女的生活质量及教育支付，女性会选择参加市场劳动。因此，提出假设：

H1c：孩子的经济依赖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

对于女性来说，生育子女会使其阶段性地离开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且子女个数和年龄同样会抑制女性就业意愿[56]。女性作为背负着生育压力的这一特殊群体，当照顾子女和就业产生冲突时很多女性会选择离开工作岗位。因此，提出假设：

H1d：孩子的生活依赖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

2.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代际支持因素。虽然国内外关于父母对女性提供经济支持鲜有研究，但我们依旧将这一因素纳入本文的探究中来，想要探索父母给予女性经济支持时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如何影响，女性在获得经济帮助后是否会因此选择减少工作。因此，提出假设：

H2a：父母的经济支持将降低女性劳动参与。

前文提到老人帮助料理家务可以减少女性家务劳动的负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帮助照看小孩可以减轻女性的养育压力。因此，提出假设：

H2b：父母的生活支持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

随着如今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年限的延长，16～55 岁年龄阶段的女性有一部分还在上学，并未参与工作；也有部分女性处于未婚或者未育的阶段；有些女性的子女即使已经参与工作，但却处于刚刚踏入劳动力市场的阶段，还没有能力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因此这一变量缺失。但我们找到了孩子的生活支持这一变量，并且通过先前有关父母的帮助女性整理家务、照看子女对其劳动参与有帮助的依据下，作为参考，因此，提出假设：

H2c：孩子的生活支持会提高女性劳动参与。

（二）模型与方法

根据新古典家庭分工理论，家庭成员为了实现最大化的家庭效用而进行分工，女性劳动者会在市场劳动和家庭劳动等闲暇时间中做出选择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44]。本研究通过Stata 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来探究代际依赖和代际支持所包含的因素是否会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影响。为了区分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5 步逐次纳入相关变量，从而形成5 个模型。

被解释变量Pi表示二分类变量，代表女性i 的劳动参与状况，如果参与市场劳动则P 取值为1，否则为0；自变量PFDi（Parental financial dependence）的系数β1表示父母的经济依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PLDi（Parental life dependence）的系数β2表示父母的生活依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以此类推，β3和β4分别是自变量CFDi（Children financial dependence）和CLFi（Children life dependence）的 系数，表示孩子的生活依赖和孩子的经济依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ε 是随机误差项。在式子（1）的基础上，我们将控制变量μ 纳入回归模型：

自变量PFSi（Parental financial support）的系数β5表示父母的经济支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同样地，β6和β7分别为PLSi（Parental life support）和CLSi（Children life support）的系数，表示父母的生活支持和孩子的生活支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式子（3）的基础上，我们将控制变量μ 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得到：

最后将代际支持和代际依赖所包含的所有变量同时纳入到回归模型：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是来自2018 年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 数据。根据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针对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将国际劳工组织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定义作为参考，选取16～55 周岁的女性为样本主体，删掉男性群体以及一些缺失的变量信息和无法配对的样本后，本研究总共2 114 个有效样本。

2.变量设计与统计描述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与界定。本文参照世界劳工组织的定义，将正在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成人女性界定为正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参与者，其余视为退出劳动力市场。

（2）解释变量的选择。代际依赖依托成人和少儿问卷中相关的题项产生四个变量进行测量。一是父母的经济依赖；二是父母的生活依赖；三是孩子的经济依赖；四是孩子的生活依赖。代际支持则根据相关的题项产生三个变量进行测量。一是父母的经济支持；二是父母的生活支持；三是孩子的生活支持。

（3）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丈夫学历以及孩子健康状况等，我们在作完关键变量的回归后同样将它们纳入到后续的回归模型当中。

具体的变量特征参照表3 的样本描述性统计。女性劳动参与状况大约84%，整体劳动参与水平较高。无论是经济依赖还是生活依赖，孩子对女性的依赖都远远高于父母对女性的依赖程度。该样本中女性平均教育水平偏低，平均年龄约为30 岁。

表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测变量的统计信息，我们将“未参与劳动”与“参与劳动”的样本作分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参与劳动的女性比未参与劳动的女性父母的经济依赖和生活依赖明显要高，证实了在不能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和陪伴的同时可能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以购买正式照料来替代非正式照料[52]。未参与劳动的女性存在孩子生活依赖的比例高达95%，比参与劳动的女性多了约12 个百分点。参加劳动的女性来自父母提供的生活支持比例比未参与劳动的比例要高，且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也较高。

表4 变量的分组描述性统计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

将代际依赖和代际支持所包含的七个变量依次引入五个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代际依赖相关变量与女性劳动参与的Logistic回归结果（Exp（b）：odds ratio）

根据代际依赖相关变量与女性劳动参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父母和孩子的经济依赖都对女性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在我们加入了控制变量之后依旧显著。这就验证了前文提到的观点，为了有能力更好地保证父母的生活水平及孩子的生活质量和教育，女性更愿意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对于推动女性就业而言，存在父母经济依赖影响女性就业程度是没有经济依赖影响其就业程度的1.58 倍，比存在孩子经济依赖的正向影响程度略高，这说明我国社会中依旧秉承孝道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样与我们提出的假设相一致的是，孩子的生活依赖对女性就业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且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依旧在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我国女性养育压力较大，在就业和照料孩子冲突时会倾向于回归家庭。但不同于假设，父母的生活依赖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并没有显著影响，不过这和已有的研究结果相符，更能说明女性在不能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同时会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来购买非正式照料[38]。另外，我们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增加其就业的可能性，而配偶的学历却呈现明显的负向影响，这体现出家庭角色分工从而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婚姻状况对劳动参与呈明显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女性为了承担家庭责任更愿意参与到市场劳动当中。

表6 代际支持相关变量与女性劳动参与的Logistic 回归结果（Exp（b）：odds ratio）

从代际支持相关变量与女性劳动参与的回归结果来看，父母的经济支持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父母在经济上扶持女性从而影响其劳动参与的程度是没有扶持女性的0.44 倍，这说明，女性在受到来自父辈的经济补贴时，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她们的经济压力，从而减少劳动，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照料等闲暇中，加入控制变量后，这种现象依旧显著。与假设一致，父母和孩子的生活支持对女性就业有正向影响，说明不管是父辈还是子辈，帮助女性看护小孩或照料家务会减轻女性承受家庭责任的负担，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能够获得报酬的市场劳动中[43][49]，这种现象在纳入控制变量之后变得更为明显。

表7 代际依赖和代际支持加入控制变量的Logistic 回归结果（Exp（b）：odds ratio）

通过以上回归分析，孩子的生活依赖对女性就业具有负面作用，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承担儿童照料责任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程度会下降，劳动时间会减少[40-42]。此外，我们不难发现和表5 呈现的结果相同，父母和孩子的经济依赖对女性就业的正向影响依旧显著，这符合之前的假设，为了有能力给老人和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女性更愿意去工作从而获得报酬。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父母的生活依赖却对女性就业没有影响，虽然有别于提出的假设，这却表明，相比回归家庭的非正式照料，女性更愿意为父母提供经济上的补贴，这一定程度上会减少退出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机会成本[52]，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父母和孩子的生活支持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程度虽有下降但依旧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关于女性劳动参与，本文将视角细化且综合地放在代际关系层面，基于CFPS 数据，通过五个模型分析代际依赖和代际支持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在代际依赖方面，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符，父母的经济依赖和孩子的经济依赖均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为了有能力更好地保证父母的生活水平及孩子的生活质量和教育，女性更愿意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同时，对于推动女性就业而言，存在父母经济依赖影响女性就业程度比存在孩子经济依赖的正向影响程度略高，这说明我国社会中依旧秉承孝道文化的优良传统。

父母的生活依赖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并没有显著影响，不过这和已有的研究结果相符，更能说明女性在不能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的同时会投入更多的劳动时间来购买非正式照料。

孩子的生活依赖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说明担负养育压力的女性在工作和照料子女冲突时，为了更好地照顾子女，会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

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呈负向影响，这说明，女性在受到来自父辈的经济补贴时，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她们的经济压力，从而选择减少劳动，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照料等闲暇中。

父母的生活支持和孩子的生活支持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均具有正向作用，这和提出的假设一致，说明不管是父辈还是子辈，帮助女性看护小孩或承担家务劳动会减轻女性承受家庭责任的负担，使其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能够获得报酬的市场劳动中。

为有效平衡我国女性就业与家庭之间的角色冲突，疏解女性生育压力与劳动选择之间的现实矛盾，应改善当前不合理的就业政策、促进完善灵活就业制度，政府和企业还应当为女性给予适当的产假或生育补贴等人文关怀和保障，降低其生育成本及机会成本。为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良性积累，应加快推进社区养老机构和育儿机构服务，提高机构照料人员的专业性和素质，为女性平衡家庭和就业冲突、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机会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