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长，莫秋橙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一、问题提出

2018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循环再造、清洁生产及低碳经济的提出奠定了产业生态化的理论与实证体系。生态具有价值，沿着“价值化—市场化—产业化”的逻辑对生态产业化进行研究是目前思路。然而，受制于生态价值与价值核算的共识性缺乏，生态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证体系相对较少。绿水青山怎么变成金山银山？生态产业化主阵地在哪儿？怎么实现？怎么评价？县域是市级之下，乡镇之上的中国城镇体系基石，是生态产业化的基础单元①本文所指县域主要是县级行政区划。县域经济为城市经济提供大量的基本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等。。绿色经济发展下实现县域生态产业化，是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的市场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也是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统一的印证。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不仅需要考察资源禀赋的开发潜力，更是对交换与使用成本的比较分析，让藏在深山无人识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价值能够市场化，更好地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②百科字典资源与生态环境统称为生态资源，本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把自然资源与环境组合称为生态资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各种价值实现是依附于县域而存在的，其市场化表现为不同区位选择下的生态资本交易，其交易的便利程度是决定能否产业化的关键。。自古典区位论开始，地理学家发现了交通现象中所蕴含的可达性含义。用基于空间阻力评价，经济潜力及人流、物流所能到达的最大范围等定量测算可达性的方法逐步形成。因此可以借鉴操作性强的可达性概念，对县域生态资源潜在机会进行测度，找到生态产业化实现路径。

从可达性视角来阐释以县域为单元的生态产业化实现问题，关键在于挖掘生态产业化的本质，找到其与可达性的逻辑连接点，即绿色经济发展中考虑生态资源开发潜力与生态资源开发与使用成本，故以生态资源可达性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生态资源可达性是消除空间阻隔的各种因素，让生态资源得以很好地流动，让县域产业更好地实现分工合作与优势互补。通过构建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解决生态产业化的实现问题，对欠发达地区发展迫在眉睫。这让“生态产业化”从概念走向可操作的现实中。根据县域自身发展现状和特点，在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指导下，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得以绿色、效率、有限度地合理配置，实现生态资源的空间共享，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生态产业化，让生态产业化实现变得有理可依、有数可算和有据可查①这里的有理是指有理论，有数是指有数据，有据是指有依据，即：构建的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基于生态产业化本质，着眼于大城市与乡镇之间的县域生态资源可达性体系构建，将考量县域生态资源可达性作为生态产业化是否得以很好实现的标准。这些对促进城乡人口、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对县域新生产、生活模式的产生具有积极意义，将指导县域生态产业化实践，让中国大地处处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

二、相关文献综述

学界对生态产业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 世纪末的自然资源价值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市场价值等相关理论。早期是从讨论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具有价值开始的，其中Costanza（1997）、Toman（1998）等人就估算全球生态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进行大量研究。随着对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共识，生态补偿理论成为21 世纪初的热点,其中Wunder（2005）、Muradian（2010）、Tacconi（2012）等指出生态补偿的主要目的是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建立激励，以改变那些引发环境资源过度恶化的个体或集体行动。目前，环境服务补偿研究（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简称（PES）逐步走向成熟，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广泛推广了PES。其中，Borner（2017）、Liu（2018）、Simonet（2019）从了解PES 的有效性出发，试图建立PES 评价的理论框架，并在量化研究中发现环境服务补偿制度特征与生计影响正相关。早期研究自然资源价值的国内学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刘思华（2000）、杨志（2005）、刘静暖（2007）、马燕（2010）等。目前，生态具有价值达成一定的共识，沿着价值化，再到产业化的逻辑对生态产业化进行探索是一种研究思路。从生态产业化定义看：张丽萍（2014）、吴诚（2014）、叶金国（2017）等认为：生态产业化指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经营的方式来提供生态服务，从而建立起生态建设投入与效益良性循环机制的过程，是由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生态产业相互组合形成。温铁军（2018）进一步指出生态产业化是活化不被定价而长期沉淀的自然资源，通过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的创新，促进资源要素有序流动。生态产业化是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实证量化方面，农业生态产业化方面成果较多，赵慧峰（2008）、冷晓明（2010）、刘树（2015）、柴军（2016）、龙方（2017）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构建农业生态产业化指标体系。

“可达性”一词最早是由汉森（Hansen.1959）提出的，是指依靠交通网络连接目标地域到其他活动区域的便利程度，用于反映目标地域与其他活动区域的社会、经济、技术、服务等交换的机会成本。可达性在国内的应用领域很广，如：吴杨等（2008）[1]通过GIS 分析了泰州过江通道建设前后扬中市空间可达性的变化情况；程钰等（2013）[2]分析了山东91个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陆欢等（2019）[3]研究公交空间可达性模型。目前可达性拓展到关注非地理要素，如尹海伟等（2008）[4]研究城市绿地可达性，袁立科和张宗益（2006）[5]提出区域可达性（accessibility），研究区域间社会经济交往的便利程度，对区域可达性的计算使得邻近效应具有操作性。曹书平（2009）[6]研究医疗资源的可达性；钟业喜和余双燕（2011）[7]研究了基础教育资源的可达性。李平华和陆玉麟（2005）[8]、顾鸣东和尹海伟（2010）[9]、江海燕等（2011）[10]总结了可达性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社会服务设施提供、城市社会问题等各方面的应用。可达性一般用来反映事物的空间技术影响，刻画克服空间阻碍的难易程度，如果空间屏障大，可达性较差，反之亦然。对不同的空间尺度，可达性所衡量的具体对象也不相同。新的可达性研究中引入了社会经济维度，注重弱势群体和区域的利益表达。因此，从交通系统便利程度量化开始的可达性研究，逐步突破了传统可达性分析中的局限，如：仅从交通系统角度，或仅以效率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系统几何化目标来考察，朝着反映多维度视角对特定社会服务占有程度进行延伸。可达性概念逐步拓展到教育、医养、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布局，进而拓展到气候资源、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资源及农产品资源等自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及产品的空间层面流动的便捷度与疏密度。可达性的测算方法有交通最短距离法、最短时间法、引力指数法、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法、区位优势法和交通量分析法等，使用的计算工具也多样化，如：潜能模型、基于矩阵的拓扑法、核密度法和两步移动搜寻法等。其中，龙奋杰等（2015）[11]提出资源可达性概念，包括：农产品资源、气候资源、教育资源、医养资源、交通资源、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资源八种资源可达性的定义及测算，可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核心资源的利用成本测度。借助可达性概念与测算已经奠定的理论与实证基础，可以较好解决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

综上所述：可达性的概念及拓展相对比较成熟，应用GIS 进行测算的实证应用日趋成熟。生态产业化理论与实证尚未形成一个全面、科学的共识性体系，究其原因可能是受制于生态市场化研究的困境，即：生态资本如何定价，从而在市场上进行交易①一直以来，许多学者按照“生态价值化—生态市场化—生态产业化”的路径，来试图解决生态产业化实现问题，但是面临的难题在于生态价值化怎么计算？陷入不能够价值化，就不能够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困境。。过多纠结于生态价值化问题，不利于解决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特别是欠发达县域急需可操作性强的方法，解决如何实现？生态产业化实现的研究处于零散分析，如：之前的研究，陈长（2019）针对省域层面的，根据各省自身资源禀赋选择各自的生态产业化得以实现的二级指标体系、三级指标体系等，龙奋杰（2018）的资源可达性体系，对资源可达性的划分为本文提供很好的借鉴。但是，生态产业化本质决定其主战场在县域层级，而不是城市腹地，如省会城市或市级行政中心城区。县域生态产业化的实现对促进经济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现有的研究没能够围绕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的根本性和普遍性进行深入探究，现有理论仅仅停留在概念及简单的实现路径的逻辑推演。

生态产业化的本质是针对县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条件，建立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良性循环的机制。突出本质内核，研究其实现。除了资源禀赋的开发潜力外，实现路径还需考虑开发的交换与使用成本。生态资源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生态资源具有良好的可达性，生态资源市场化的关键在于生态资源可达性，保证生态资源在不同区位之间的选择。因此，借助成熟的可达性体系，构建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从中梳理出生态资源可达性定义及测度方法，并指出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是基于生态资源可达性体系测算的现有产业的匹配与调整。以生态资源可达性为中心，对生态资源可达性所包含的自然资源可达性及环境资源可达性进行分类测算，打通生态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的关系通道，凸显生态产业化实现本质。

三、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的理论基础分析

鉴于实现目标的需要，对现有文献成果进行梳理，形成理论基础，为理论形成和框架设计提供支撑。

（一）资源禀赋论及演化

资源禀赋又称要素禀赋，由俄林与赫克歇尔共同提出的（简称赫—俄模式），用来说明各国生产参与国际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原因。这里的要素除了劳动力以外，还有资本、土地、技术等。资源禀赋论指出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最优的产业结构。一国应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此种要素密集型产品。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简称D-S）模型表明，区域之间的贸易不一定与外生比较优势有关，即资源禀赋不是区域贸易中的决定因素，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这一内生优势才是核心竞争力。结合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资源禀赋论一方面凸显自然属性，另一方面突出产业化属性，不让县域陷入“资源魔咒”的困境，前提是把自然属性与产业化的规模经济结合起来，以绿色经济为纲进行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产业化实现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以自然禀赋及生态属性为前提、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通过比较成本优势分析，实现产业最优化布局，确保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均衡协调发展。

（二）区位选择与“流空间”论

由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1826）提出的“杜能圈”开启区位选择理论，杜能揭示了农业土地利用受到气候和土壤质地影响，还受到农业从产地到市场的距离影响，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是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谷草式至畜牧业的同心圆结构。还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克里斯泰勒的城市区位论。这些为“流空间”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流空间”概念由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他将观察到的新趋势在新的空间逻辑下予以合成，这种新的空间逻辑被称为“流空间”。“流空间”赋予传统区位因子新的内涵，使得区位选择行为随之变化。去“中心”向“节点”，网络区位取代地缘区位是“流空间”的形成逻辑，其动力机制可以抽象为节点与通道、引力和势能。全球化生产要素流动的需求驱动引致“流”产生，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使支撑生产要素流动的廊道得以形成。“流空间”缩短了传统地缘联系的距离，提高了区位自由度。对于远离大都市连绵区的城镇，“流空间”理论提出“特色化”和“生态维育”的减法式城镇化模式。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一方面要借助流空间的势能，另一方面要突出“特色化”和“生态化”。它要求“流空间”的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加快向县域经济的重要节点与产业中心集聚，同时以“生态维育”为本，注重环境流、医养流、教育流等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空间流引入，让生态产业化与生态资源可达性形成匹配融合关系。从社会关系与制度关系的角度，对生态资源可达性作流空间的研究，使得生态产业化的现实成为可能。

梳理资源禀赋论—区位选择论—“流空间”理论的演进脉络，为县域生态产业化指明方向。建立绿色经济下的各种流空间可达性概念、测算①Kwan 转换研究视角，从认知行为出发，提出了“流空间”可达性的概念框架。，实现县域生态资本的空间共享与评估。通过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构建生态资源可达性测算的分析框架，结合生态产业化的具体内涵，运用分析框架实现生态资源可达性与县域生态产业化的匹配分析，并以生态试验区之一的贵州省贵阳市所限部分县域经济作为对象进行实证探究。

四、构建生态产业化实现的分析框架：理论、实证

（一）县域生态产业化与生态资源可达性

本文把生态产业化界定为：以生态资源优先为理念，通过打破各种“流空间”的阻隔，实现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流空间的良好可达性，让原生态实现商品化（或产品化）至平台化（或产业化），从而把生态资源变为生态资本，是突出生态特征的各种流空间的市场选择结果。“县”是中国具有完整行政体系的基层治理单元。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县域”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以来，较多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的交汇之处便是县域。本文的县域是指除直辖区之外的所有县级行政区划②截至2017 年底，中国共有这样的县级行政区划2 082 个，县级总行政区面积87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91.04%，人口9.16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0.9%，然而县域人均GDP 只有全国的1/3 水平。。只有推动县域生态产业化，才能更好促进县域经济整体水平。生态资源可达性，是基于空间概念下的区域利用各种资源流发展绿色经济的机会成本，是资源要素流克服空间阻碍实现流动的难易程度③资源要素流是资源流中用于生产的部分。。实现生态产业化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生态资源可达性与县域生态产业的匹配，生态资源可达性良好的地区更有利于利用各种资源流发展地方经济，与生态产业化匹配更好。生态资源可达性强弱能够决定区域间绿色经济联系的强弱，区域获取发展的机会及控制市场能力的大小，是衡量绿色空间广度和深度的综合性指标。

生态资源可达性是生态产业化实现的具体表现和考量，生态产业化实现与生态资源可达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下：一是两者建立前提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不是边污染边治理，更不是先污染后治理，而是绿色理念植入下的资源禀赋的合理配置和使用。绿色经济作用于产业，要求优先发展适合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产业，让原生态得以保存的同时能够更好利用和发展，如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农产品资源产出和生态旅游开发与利用等。二是生态产业化的着眼点在于产业，是绿色优势产业的发现和挖掘，这不仅是开发潜力问题，还有开发成本、交换成本等机会成本。这些离不开生态资源可达性的支撑。三是生态资源可达性是生态产业化实现的可操作性体现。生态资源可达性是生态优先的各种资源流形成的流空间，不必地理临近即可实现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物质组织④菲利克斯·斯坦尔德（Fleix Stalder）提出，“流动空间”能够使毫无关联的遥远空间联系到一起，实现遥远的要素、经济、人在空间中的互动与联系。。消除空间阻隔，让生态资源流实现流通是生态资源可达性的本质，也是生态产业化得以实现的可操作性体现。四是可以通过考察影响生态产业化实现的因素，来建立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资源禀赋、各种环境条件、耕地条件、劳动力流入、资本流入、经济发展、适宜禀赋的优势产业结构等都是影响生态产业化实现的重要因素，也是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的内涵所在。

绿色经济发展理念的植入打破传统社会治理的局限，以生态优先，用生态优势引领产业发展，突出生态优势的生态产业化化解了摊大饼似的城市化发展。县域是当前实现生态产业化的聚集区域，新型城镇化强调从城市着手的发展路径，而乡村振兴则突出以乡村原生态发力的原则，一头连着城市（地级市及以上），一头连着乡村的县域，自然成为生态产业化的主战场。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就是生态资源可达性与县域发展方式之间匹配性关系的检验。

（二）资源与生态资源可达性

资源是指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波特把资源分为自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这些资源进入（或参与）生产可视为要素，有初级和高级之分，如矿产、森林、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可视为初级要素，而高级要素是人力资本和资本资源投入形成的如交通、人才、通信技术等。适应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被专业化分工组织利用，形成企业。企业集中，产业集聚，随着产业的发展，高级要素的重要性会得到加强。但是，高级要素的存在依赖于初级要素作为物质基础，一个区域的自然禀赋是一种竞争优势。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的种类很多，如果区域资源拥有种类越丰富，可以选择和利用的机会越多，驱动经济发展也越有力。一般来说，人类发展之初赖以依托的资源是土地和土地附属物的农产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变得尤为重要，区域经济与交通可达性的正向相关性显著，交通可达性好的区域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好。与此同时，劳动力、资本等资源的可达性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差异化，劳动力资源①对县域而言，劳动力资源包括基于自身禀赋的县域可流出劳动力和外部区域流进来的可流入劳动力。目前，县域经济发展关键之一是人才的引进来和留得住问题，其中的引进来属于可流入劳动力。、资本资源可达性好的区域率先形成企业集聚和产业集中，享受到了资源可达性红利。大城市、中心城市、特大、超大城市孕育而生，而环境问题、高房价、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制约着大规模人口的迁入。环境资源可达性也跟交通资源可达性同样重要地提上区域经济发展的轨道。资源在县域生态产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县域生态产业化的实现来看，对生态资源及其可达性提出了要求：一是从县域生态产业化本质，即：立足于让县域自身资源与生态环境禀赋价值，克服空间阻隔，实现流出与流入的通畅，从而实现商品化（或产品化），最终平台化（或产业化）。因此生态资源可达性指由自然资源可达性与生态环境可达性两部分构成生态资源本身的内核。二是生态资源可达性中的自然资源可达性包括矿产资源可达性、土地资源可达性、森林资源可达性、水资源可达性、农产品资源可达性及流出劳动力资源可达性等为主的；生态环境可达性包括气候资源可达性、大气资源可达性、生物多样性资源可达性等。三是除了生态资源可达性这个内核之外的，如交通可达性、流入劳动力可达性、资本可达性及营商环境可达性等，我们称之为县域生态资源外延支撑条件，它们的流动、畅通程度直接关系到内核生态资源可达性的机会成本大小。其中交通资源可达性对生态资源可达性的提高尤为重要。

（三）生态资源可达性构成框架

以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中的内核，即以自然资源可达性与生态环境可达性为中心，辅助外部的支撑条件可达性，两者一起，共同组成县域生态资源可达性构成的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

图1 县域生态资源可达性构成的分析框架

我们把它视为第一层次（内核层）、第二层次（外延层）生态资源流空间可达性分析框架。第一层次的主要是基于禀赋的，具有相对不可移动性的，如矿产资源可达性，位置和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但是数量和质量可以通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增加或者减少②其中如土地、环境等，地理位置不会受到人为的因素而改变，数量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矿产资源、农产品资源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被运输到其他地方，但是资源的流动必须依赖于交通。，如农产品资源可达性。第一层次的获取需要依赖于第二层次的支持，如对交通资源可达性的依赖，人们只有通过交通才能到达某地，享受当地的可变资源。地理空间内任意流动的，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12]。各种流空间资源打破空间阻隔，得以快速流动，并与生态资源流一起，促进生态资源实现良好可达性，使得生态产业化得以较好地实现。因此，绿色发展理念植入下的生态资源的流通，是各种流空间可达性的测度。

（四）计算方法与步骤

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指导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问题，主要通过计算县域生态资源流可达性，即自然资源可达性，主要由县域矿产资源可达性、农产品资源可达性构成，生态环境可达性包括气候资源可达性、大气资源可达性构成。本文内核的支持体系仅考虑交通资源流可达性①为了简化问题，同时受数据收集限制。本文在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中仅考虑以上凸显文章主旨的核心，展示研究思路。。

1.交通资源可达性②本文中的交通资源可达性与交通资源流可达性是同一概念，其他类似。是综合公路流空间、铁路流空间及航运流空间等的县域生态资源便利程度的衡量，是县域生态资源可达性内核的主要支持，其他流空间的测度往往以它为据，进行计算。以公路交通、铁路交通作为县域交通可达性代表，并辅以航空和水上航运。其中公路交通可达性与路网密度、道路等级及道路节点数有关。基于此，计算公式（1）为：

式（1）中，DGi称之为公路交通可达性，Si表示i地区的行政区划面积，Mij表示i 地区第j 种道路的里程数，n 表示i 地区公路主干道、国道和省道的道路的总数量。

铁路交通可达性与车站数量、车站等级与列车等级有关。航运流交通可达性分为航空交通流和水上航运流，用它们测度公式得出的结果加权平均，再均值化后代表县域交通可达性评价值，记着Rji。

2.矿产资源可达性、农产品资源可达性

矿产资源可达性计算公式（2）为：

式（2）中RJi表示i 地区交通资源可达性，Mij表示i 地区j 种矿产品的产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煤矿、磷矿、铁矿为代表。

农产品资源可达性③中国县域是行政级别的第三个层级，处于地市级以下和乡镇以上，目前县域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产品为主，而非工业产品，特别是欠发达区域，故考察农产品资源可达性。是指农业各部门生产的所有动植物产品，包括种植业部门的产品、畜牧产品、林产品、水产品等类型。农产品资源与矿产资源相似，是固定资源，但是可以被运输到各个地方。其可达性与农产品数量、农产品种类及交通条件有关。计算公式（3）为：

式（3）中RJi表示i 地区交通资源可达性，Qij表示i 地区j 种农产品的产量，选取肉类、油料、粮食三种。

3.气候资源可达性、大气资源可达性

气候是一个区域长期的综合表现，是一种固定资源。国内外学者对气候舒适度关注比较多，用综合温度、湿度、日照、风速等来表示。我们选取温度和湿度来构建气候资源可达性。计算公式（4）为：

式（4）中EQi表示i 地区气候资源可达性，Aij表示第i 地区第j 月的平均温度，Bij表示第i 地区第j月的相对湿度，j 表示月份。

大气、水、土壤、各种矿物资源、光、热、等非生物因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具有不可移动性，但是可以通过长期的环境保护政策进行调整。我们选取PM2.5 作为衡量大气资源的指标，根据哥伦比亚大学CIESIN 主办的社会经济和应用中心（SEDIC）提供的全球年度PM2.5 网格，用于对县域大气资源可达性测度，记为EDi。

构建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测度生态资源的交换与使用成本，定义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中的各类型生态资源可达性，通过测算生态资源要素克服空间阻碍实现流通的难易程度，直观地反映该资源开发的交换与使用成本，比较不同地域的生态资源可达性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匹配程度，从而得出基于可达性分析框架的不同生态产业化模式。

五、以贵州省会贵阳市所辖部分县域生态产业化实现为例

贵州省地处我国西南部地区，是西南区域重要的交通枢纽①自2012 年以来，贵州省高度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打造“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为目标，大力发展交通建设。，2018 年末，贵州省省常住总人口数3 600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数1 710.72 万，铁路营业里程数3 560 公里，公路里程数196 900 公路，实现县县通高速。2018 年贵州全省旅游总收入9 471.03 亿元。贵州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省会贵阳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宜人的生态环境，贵阳市是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批试点单位（2002 年），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每年一次的主办城市（从2009 年起）。本文选取开阳县、息烽县、修文县、清镇市这4 个非市辖区县域进行实证分析②为了较好地进行计算结果比较，所选择县域排除观山湖区（市政府辖地）、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及白云区的6 个市辖区。。

（一）4 县生态资源可达性测度

本文通过《贵阳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四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查询相关数据，再利用上文的计算公式，最终得到四县生态资源可达性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生态资源可达性测度结果

从生态资源可达性测度结果来看，在这四县中清镇的生态资源可达性最高，为1.36，息烽的生态资源可达性是0.77，排名最低，开阳和修文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分别为0.99 和0.88。其中清镇的交通资源、大气资源和矿产资源优势最大，大气资源较弱；开阳县的农产品资源和矿产资源优势较大，但气候资源较差；修文县的各资源都较为平均；息烽县的大气资源优势最大，矿产资源最差，农产品和交通资源有待提高。

（二）4 县生态产业化实现

开阳县的人均GDP 为56 065 元，位于四县的最后一名，其磷矿最为丰富，磷矿开采业也是当地支柱性产业，也正是开阳县磷矿业比较发达，其大气资源可达性水平相应较差，从而导致生态资源可达性水平较低，因此应当发挥矿产资源优势的同时注重绿色发展，这样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息烽县的人均GDP 为72 108 元，在四县中位于第一，目前产业集中于红色旅游和特色养殖业，这也是其支柱产业。息烽的气候环境和天气资源最为适宜，其矿产资源和农产品资源较为匮乏，因此应该利用气候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旅游特，而息烽县也正是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从而带动全县经济发展。息烽县交通条件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后期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全县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修文县的人均GDP 为61 678 元，修文的农产品资源和气候资源较为丰富，交通可达性水平较弱，其利用自身气候资源，发展特色生产农业生产区—猕猴桃和特色农家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但总体生态资源可达性水平不高，主要还是要提高交通可达性水平较低。因此，应当改善其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交通资源可达性水平，从而带动其他资源可达性最平的提升。清镇市的人均GDP 为58 453元，清镇的矿产资源和气候资源最为丰富、交通可达性优势较大，其煤矿和铝矿开采业最为发达，加上交通资源较为丰富，它的自然资源可达性水平高，从而生态资源可达性水平高，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清镇利用自身矿产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循环铝产业，这也与其生态资源可达性水平高相匹配。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生态资源可达性视阀的生态产业化实现，解决了生态资源成为生态资本的困境，其实现路径使得生态资源的市场化成为现实。生态资源可达性的变化会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它直接决定了区域之间要素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的资源可达性对应着不同生态产业化发展模式。关键在于政府相关部门能否认识基于资源禀赋的开发潜力、资源开发中交换成本的可达性和区域产业之间的融合性。对于农产品资源可达性突出的区域，一般不适宜或者不应该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开发模式，不宜承载较多的消费人口，可以走特色农业的小城镇化模式；对于气候资源可达性及大气资源可达性好的区域，重点打造生态环境特色旅游；对于矿产资源可达性凸显的区域，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秩序进行合理开发，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避免人口和经济的过度集聚带来的环境恶化。

本文对相邻县域产业同质化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借鉴，更加阐释了生态产业化的本质，一些经济欠发达县域大搞一窝蜂，跟风上马大项目，忽视自身资源禀赋特点，产业布局与规划缺乏科学性分析与合理性布局，结果可想而知。在生态资源可达性分析框架中，除了文中主要关注的，其他如内核层中流出劳动力资源可达性好的县域，说明县域劳动力数量相对充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输出质量，发展县域经济。对于外延层中流入劳动力资源可达性，提高其可达性的任务相对比较漫长，有必要做好特殊专业人才引进，或者通过互联网加的平台，消除空间阻隔，实现借脑借势，从而解决县域发展的各种瓶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