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

校校不愿学习，逆反情绪很重。

文字好像在闪烁、拥挤，怎么也记不住，读不出、写不好……这是阅读障碍群体面临的普遍困境。

阅读障碍又称读写困难，是一种先天性的大脑功能轻微失调。2004年，北京社科院调查发现，中国有10%的中小学生有读写障碍，其中两成级别严重。10年后，数据增加了1%。截至2018年底，按比例估算，全国约有1500万学生有读写障碍。

正在热映的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让我们看见了这一群体，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阅读障碍。

那些家庭的焦虑，拍出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我有病，你有药吗？”写作业无奈之际，校校向妈妈李绿坛哼了一句。李绿坛随即在墙上挠了一道，表达了自己“抓狂”的情绪。

这是《我不是笨小孩》中的一幕。看似是一句玩笑，却让人笑不出来。当时在北京海淀上五年级的校校，拼音一直没有学会，简单的课文也很难读顺溜。他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确诊患有“阅读障碍”，这是他一直以来学习成绩不好的真正原因。

李绿坛每天坚持让校校“打卡”识字、读书，相信只要肯努力，铁杵磨成针。但校校已经对“学好”失去了信心，不爱学习，也不愿意学习，逆反情绪很重。

“对抗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我不是笨小孩》导演李瑞华说。自2017年以来，她深入3个家庭拍摄，发现3个家庭各有各的困难，但有着同一种焦虑。

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学习环境，年幼的群晓离开了北京，追随曾经的老师来到位于山西的一所私立学校。妈妈因此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到这所学校陪读、任教。群晓特别努力，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阅读困难，但同桌的“两页作文”让他羡慕不已，反复向老师追问，怎样才能写出两页作文。

“其实，在我们拍摄的时候，群晓已经走过最黑暗的一段。”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我不是笨小孩》联合导演樊启鹏说。和以前相比，群晓的阅读水平提高了，但与此同时，他的同龄人也在进步，横向比较，他仍然显得落后。尽管父母、老师都在向他传达“你已经很好了”的观念，但他依然不能对自己感到满意，还会继续和自己较劲。

若汐的故事一开始就是妈妈撕卷子的场面，一次又一次不及格的成绩，打击着这个家庭。“他们家最大的困难是妈妈的崩溃。”李瑞华说。

若汐妈妈每天陪若汐学习，纠正她的错字，晚上陪她写作业直到深夜，但始终看不到成绩的明显提高，这让若汐妈妈从情绪的崩溃走向身体的崩溃。

李瑞华看到，曾经有一段时间，若汐一到考试前就会想办法不去学校。有一次，若汐跟妈妈在街头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妈妈妥协了，带她回家。

“这些激烈的对抗、崩溃的场面，我们最终没有放到纪录片中。那些家庭的焦虑，我们呈现出来的不到十分之一，还是想给观众留一点希望。”李瑞华说。

若汐正在晨读。

比如，纪录片的结尾是若汐经过努力考了78分，一家人举杯庆祝。但事实上，这只是四年级的一次考试成绩，在升入五年级后，若汐又遇到新的困难，考试仍然只有40多分。

这是一条隧道，但不是无底洞

因为纪录片的拍摄，樊启鹏接触了很多阅读障碍者。他们有的尚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挣扎，有的已经成年，在社会各个领域工作。

据他观察，阅读障碍并不影响个体成年后的生活，随着成长，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得到发展之后，他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跟正常人一样生活，甚至在一些领域成为优秀人才。

国内外有很多名人是阅读障碍者，爱因斯坦、毕加索等人小时候都因成绩差被称为“笨孩子”，后来研究者推测，他们可能是阅读障碍者。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古迪纳夫、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歌手萧敬腾等人都有阅读障碍，也承受过阅读困难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压力。

厦门女孩张佳立从小语文学习很吃力，写字经常丢失笔画，考试时阅读题很难做完。但她一直很努力，高中时因为热爱美术选择成为艺术特长生，后来作为艺术生考上复旦大学。

大学毕业后，张佳立到英国读研究生，“当时雅思考了七八次，是靠把题库背下来考过去的，真是很痛苦的经历。”

在英国读研究生期间，张佳立选择了阅读障碍的研究方向，却意外地确诊了自己的阅读障碍，学校因此给她提供了允许迟交论文、不因为论文里的语法错误扣分等便利。“但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特权，因为我能自己管理时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之后，现在张佳立在上海一所国际高中任教。

张佳立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的研究生同学中，不少人有阅读障碍，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克服了障碍。

“读写困难群体两极分化现象特别严重，一部分可能成为精英名流，一部分可能成为监狱里的罪犯。”樊启鹏说。

一项对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调查发现，50%的犯罪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读写困难。这些数据给了樊启鹏很大触动，让人们理解这个障碍，进而帮助这个群体克服阅读困难，成为他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初衷。

“如果家长和周围人不了解阅读障碍，因为他读写不好，打骂、侮辱他笨，可能会诱发他的不良情绪，让他对社会充满敌意，进而犯罪。反之，如果我们都能正确认识阅读障碍，知道这只是对文字不敏感，孩子在其他方面并不差，甚至比其他孩子更好，能消除读写障碍带来的负面情绪。积极引导，孩子就走上了积极阳光的道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说。

对于阅读障碍者来说，最困难的是中小学阶段，他们会面临很大的学业压力，甚至同伴歧视，家庭也可能因此卷入冲突与焦虑中。日复一日，家长和孩子可能因为反复受挫，看不到希望而崩溃。

“这是一条隧道，但不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只要能够顺利地穿过去，未来还是光明的。”樊启鹏说。

他们需要更多理解和支持

《我不是笨小孩》播出后，很多人联系李瑞华，有的是寻求帮助，有的是倾诉自己当年的学习困境及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有的人看完纪录片后，意识到自己小时候怎么也学不好，不是因为笨，也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阅读障碍，从而跟自己和解了，也更好地接纳了自己。”李瑞华欣慰地说。

但是，让家长接受自己的孩子有阅读障碍是件更难的事情。李瑞华发现，很多家长拒绝承认自己的孩子有阅读障碍，并且对此很排斥，尽管孩子成绩一直垫底，他们还是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

对于阅读障碍群体来说，最大的伤害不是阅读障碍本身，而是别人的误解。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李虹说：“要改变他们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被理解、被接纳，然后才能期待他们发展得更好。”

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家长参与，还需要老师、学校、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参与。目前亟须形成全国适用的阅读障碍诊断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可以对学生进行评估，发现需要帮助的阅读障碍者。此外，还需要建立一个专业的干预队伍，可以为他们提供额外的个体化教育，帮助他们克服阅读困难。“关键是不要让阅读障碍影响孩子其他学科的学习，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等。”

阅读障碍的预防也很重要，李虹介绍了三级反应模型。第一层是所有孩子一边学习，一边监测孩子们的进步。如果有孩子跟不上，就進入第二层，就是小组辅导，让孩子在额外的小组中学习，并评估他们有没有跟上同龄人的发展。如果有孩子还是跟不上，就进入第三层，进行一对一的高强度专业辅导。

李虹希望，学校能尽量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我们要承认每一个孩子的与众不同，不要用单一的学业成绩作为衡量标准。要给阅读障碍孩子更多鼓励和支持，这样他们才会愿意进行阅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