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昳昕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直接影响整体国民经济，地区内部经济差异影响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缩小经济差距，加快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交通中心，北京的经济不断增长，但同时北京各地区的经济差异越来越明显，制约北京经济的发展。文章采用SPSS软件，以期对北京各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以期为北京地区经济发展方向提供参考。

关键词：北京;地区经济;差异;SPSS;因子分析

地理环境、科学技术、人才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限制，导致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存在差异，区域内部同样如此。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显著的问题，并且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影响经济强国的构建，也难以实现共赢共享。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的理想所在，是四个直辖市之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在中国城市综合评价排名中，北京居于第一位，北京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也全国第一，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平稳、持续增长。但北京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也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更好地协调内部发展，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一、北京地区概况

（一）北京概况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整体地势东南低缓，西北高耸，东南是向渤海倾斜的平原，东北部、北部、西部是连绵群山。东部与天津市毗邻。北京全市16411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61.4%，平原面积占38.6%。共分为16个区。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比2018年末减少0.6万人，为2153.6万人，有745.6万人为常住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6%。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313人，主要集中在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功能拓展区。根据历年分布，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大兴、丰台、海淀、朝阳等地区。近年来，常住外来人口逐渐疏散向远郊区，人口分布从单中心到多中心阶段性分布，主要与人口疏解政策有关。2019年，北京市常住城镇人口总数达1865万人，乡村人口总数288.6万人。北京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3‰，死亡率为5.49‰，常住人口出生率为8.12‰，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常住人口出生率高开低走。

2019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371.3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113.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9542.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5715.1亿元。北京市的产业发展聚焦“高精尖”， 占全市GDP的36.1%，新经济增加值12765.8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5.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9.3%。

（二）北京区域差异的重要性

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历史悠久，北京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有六个历史王朝选择在北京建立都城。现代的北京已经成为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北京商务中心区显示了北京的经济实力及对外开放。金融街成为中国的金融管理中心。北京整体经济稳步发展，但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也是一个显著的现实问题。北京16个区发展不均衡，不同地區经济发展参差不齐，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经济等问题。

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意味着发达地区人口过分集中，产业过分“拥挤”，不发达地区没有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生产能力不足，影响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这些容易减少效率，浪费资源，制约整体经济发展。地区差距过大，对区域内产业转移产生不利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每个地区在一个梯度上，经济发展高梯度的地区，向相对低梯度地区转移非相对优势的产业，并且不断提高优势。同时是有条件的转移，梯度不能相差太多，地理上比较临近。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产业无法发展，影响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

安定的社会秩序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地区间、社会成员间存在悬殊的贫富差别，很难保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居民收入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过大，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会增加，比如抢劫、盗窃、贩毒、凶杀等等，贫困阶层需要社会救济更多。过大的地区差异，容易导致民族间的摩擦与利益冲突，对国家的稳定和统一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社会的长期稳定，需要缩小地区差距。

二、地区差异测度指标选取

（一）理论基础

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有多种，比如新古典自由市场理论、国际依附理论、结构变动的理论与模式、增长的线性阶段模型等。每一种理论中都有其典型代表。新殖民主义模型是国际依附理论中的典型，认为由于外部原因，从而导致不发达的现象。刘易斯模型是结构变动理论的典型代表，刘易斯模型中，不发达经济包括现代化城市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经济增长，导致农业部门转移向工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的扩张，刘易斯的模型对此能够进行简单的解释。新古典自由市场理论中，典型代表为索洛模型。索洛模型提出三要素中要素的变动，导致产出的增长。由于技术进步、资本的增长、劳动数量与质量的增长，导致三要素的变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是增长的线性阶段模型的代表，该模型提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投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依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可以推导。

经济增长主要与四个因素有关，科技进步，国外资本流入与国际组织援助，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加，以及资本存量的增加。分别体现于索洛模型、新殖民主义模型、刘易斯模型、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中。

（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指标体系要坚持可量化原则，指标要有典型性、代表性，能够量化，避免相同或相近含义的指标，尽可能多的信息包含在尽可能少的指标内，简明概括。

坚持可操作性原则、实用性原则。指标含义要明确，能为决策提供依据，为实证分析服务，能够计算分析，有一定的现实统计基础。

坚持科学性原则。依据一定的科学理论，建立指标体系。尽可能对区域经济差异全面反映，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偏概全。

坚持可比性原则。采用通行的口径，选取和计算指标。指标体系要求横向可比、纵向可比。

（三）选取地区差异测度指标

本文研究构建衡量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体系，分为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一级指标。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民生活水平、人力资源与教育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包括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百万人医疗卫生人员数。人力资源与教育水平包括人均教育支出、限额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经济发展水平包括经济结构、综合经济。经济结构包括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综合经济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进出口商品总额、农村人均最终消费品额、城镇人均最终消费品额、人均GDP。

三、测算北京地区差异

（一）基于因子分析法

本文研究采取因子分析法，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处理指标数据。选取北京16个区的指标数据。一个地区综合经济水平，由每百万人医疗卫生人员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人均最终消费品额可以反映，这些构成第一主因子，表示为C1，定义为经济实力指标，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支柱产业的构成。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进出口商品总额、人均GDP，构成第二主因子，反映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包含人民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表示为C2。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农村人均最终消费品额，构成第三主因子，属于人民生活水平指标。表示为C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限额以上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属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反映指标，构成第四主因子。表示为C4。

（二）测算结果

根据同归法，计算获得因子得分。进行加权求和，获得综合得分C。C=（52.897×C1+19.336×C2+11.765×C3+5.416×C4）/89.457。各區经济实力综合评价值，进行排列，如表1所示。指数越低，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四、北京区域差异分析

总体上看，北京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发展差异，呈现发展不均衡的特点。不发达水平为-5以下，较发达地区为-5到0之间，发达水平为0分以上。达到发达水平的地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北京没有-5以下的地区。经济整体接近发达的临界值，处于较发达偏上。北京市中心较发达。周边区相对差一些。较发达地区之间相差不明显。较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存在差距。绝对优势地位的发达地区，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发达地区内部也存在不均衡，丰台区、东城区与绝对优势地区有一定的差异。

北京地区的经济差异表现有两个特点：第一，城乡存在差距，中心地区比外围地区发达。发达地区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都位于北京中心区。朝阳区与怀柔区差距较大。两个类型的临界值，昌平区，有一定的差距。第一类型与第二类型地区差距不大，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第二，较发达地区小差额递减，发达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绝对领先地位的朝阳区，与其次的海淀区有较大的差距。发达地区存在比较严重的不均衡问题。较发达地区的平均差距0.049，出现连续小差额递减。

五、总结

总之，我国北京地区经济稳定增长，同时内部不均衡问题逐渐凸显。北京城乡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心地区更加发达，同时发达地区的内部差异较大。不均衡状态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北京地区要合理规划，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邵长安，关欣，叶中华.北京市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J].管理评论，2019，31（09）：105-115.

[2]张鹏飞，李国强，侯麟科，等.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再反思：历史起因与演化逻辑[J].经济学（季刊），2019，18（01）：151-166.

[3]田童，王博，王琪延.旅游休闲、社会经济、生态环保耦合协调发展——基于北京市数据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19（24）：169-174.

[4]白雪，于婷婷，宋玉祥， 等.差异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39（03）：25-29.

[5]张达.长江经济带中心城市人居环境与 经济发展协调度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2（06）：79-88.

[6]吕一清，邹洪，匡贤明.人力资本差异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20，39（05）：13-22.

[7]邵汉华，刘克冲.实体经济与要素投入协同发展的时空差异及效应研究——高质量发展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2）：36-45.

[8]单晨，陈艺丹.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差异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0，34（03）：1-11.

[9]王素超，王丽霞.规模经济、集聚效应与流通效率的空间差异性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0（09）：14-16.

[10]董亚宁，顾芸，杨开忠.公共服务、人才资源空间重配与创新增长差异——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06）：108-118.

（作者单位：新余学院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