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民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有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即桃、李二树虽不会说话，但它们美丽的花朵和香甜的果实能把人们吸引过去，树下自然踩出小路来。比喻为人真挚诚恳，又有真才实学，不必自我标榜、大肆吹嘘，也会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而获得人心，深孚众望。

又有《礼记·学记》语：“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即善于歌唱的人能够使别人跟着他唱，善于教学的人能够使别人继承他的学术思想。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会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客观地说，沈湘先生是自我十八岁学习声乐专业、从艺逾六十年的音乐人生历程中，具体指导时间最长、付出心血最多，传道授业释疑解惑获益最大、技术功底影响最深的老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沈湘先生没有慷慨激昂的说教，只有身体力行的实践，那种默默无闻、不求闻达的奉献精神，潜移默化地教育着、陶冶着，影响着我。“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我的内心油然而生，我要自觉地学习沈先生的风范，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况且，我和沈先生虽为两代人，但同属遭遇坎坷、命运多舛的落寞之辈，同病相怜，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间更易理解和体贴。在许多关键时刻和浑噩境遇中，他的言传身教都为我指明了方向。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时，于1961年5月从郭淑珍先生班上转至沈湘先生门下。记得第一次上课他就真挚诚恳地对我说：“你的嗓子本钱很好，特别是抒情兼戏剧性男高音的类型不可多得，很难找。虽然唱歌不是特别有味儿，但是热情饱满。你要好好努力，争取拔尖。就是耳朵（指音乐听觉）可不是最好的，要重视并认真解决，不能急躁”。沈老师在教学上坚持实事求是，公允中肯，治学严谨。

1963年9月第四学年伊始，保加利亚著名声乐专家布伦巴洛夫教授应邀来华，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十名歌者通过选拔获得了布伦巴洛夫教授“专家班”的珍贵学习机会，我荣幸地成为其中之一。“专家班”结束后，声乐系通知我转到喻宜萱先生班上学习，沈先生不再担任我的主课老师。

每一位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具有较好的嗓音天赋和音乐素养，并在自己的精心雕琢下璞玉成器，闪现出夺目的光辉。经过辛勤打磨的“半成品”转眼之间拱手相让，为人作嫁衣，多是极不情愿的。人之常情，也可理解。但沈先生却显得泰然自若，没有丝毫埋怨。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广西歌舞剧团和四川省歌舞剧院担任独唱演员。二十多年中，即使山高路远，先生依然牵挂着我，每次我去北京演出，他总要抽出时间亲自到场聆听。我在京外的演唱录音磁带寄去北京后，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听完，并将口述的详细建议录制在磁带中，再托人转交给我。

由于历史背景与客观条件制约，我们在校期间接触欧洲经典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曲不多，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20世纪60年代的毕业生，我感到当时自己理论素养非常有限，对美声唱法技术要求的领会也比较模糊。仅能简单总结归纳寥寥数语：歌声一定要有气息支持并运用共鸣；起音要柔和，延长要连贯，音量要控制，声音会微颤；声区应统一，高音需换声，换声懂“关闭”；努力的目标就是字正腔圆，声情并茂。70年代，我在广西工作期间，一位叫郁钧剑的青年“慕名”从桂林赶到南宁求教。多年后，他在个人传记和访谈节目中多次表达对彼时我的歌声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我的“关闭说”如获至宝。其实，当时我只会现身说法、边演唱示范边讲些个人理解，完全谈不出更系统、更深入的道理，所以想起他的夸赞至今都觉得汗颜。

1982年夏，我赴京观摩意大利声乐专家吉诺·贝基的讲学结束后，沈先生在教学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硬是挤出时间义务为我上课近半年。当时我刚好到了不惑之年，大学毕业工作也近二十年了，很想在专业上有个总结和检验，就像运动员参加省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那样，能够一个个台阶拾级而上。况且，前一年我才在成都举办了独唱音乐会，于是萌生了在北京开独唱音乐会的想法。我先是向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有关方面了解、咨询，答复是“校友办音乐会暂无先例”，看来依托母校举办个人音乐会客观上存在诸多困难。此时，沈湘先生若顺水推舟本无可非议，但教师的责任和使命却让他不甘心放弃。他曾经说，老师不仅要教育学生，还要帮助学生，更要引导学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所以，他对我“急难愁盼”的心情非常理解，也同我一起苦思冥想寻求解决办法。终于有一天，学校课业结束，他亲自带着我乘坐公交穿城而过，专程去拜访时任北京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张权教授。在张权教授家，我一口气连唱了近十首古今中外歌曲（由校友花正开钢琴伴奏），将自己的现有歌唱能力和水平做了全面汇报。张权教授听完后，兴奋而激动地对我说：“我们老了，你们这一代成长起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应该支持和帮助你们。”

在张权教授的帮助下，由北京市音乐舞蹈家协会牵头，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北京音乐报》（《音乐周报》前身）三家单位联合举办了我的独唱音乐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无偿提供所属的广播剧场作为演出场地。首都音乐界的许多领导、专家、师长和同行、同学都前来祝贺和观看。张权教授和中国音协常务副主席孙慎、书记处书记苏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康普，中央乐团副团长谢明，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洪士銈上台接见并合影留念。接着，中国音协《音乐通讯》发文《写在独唱音乐会之后》作了报道。我心里明白，没有沈先生心血的浇灌，不可能有我收获的欣喜；没有沈先生春蚕吐丝和蜡炬燃烧般默默奉献，哪会有今天歌坛的百花争妍、绚丽多姿。

1986年1月，我突然收到高中同学王天健的来信，向我推荐他爱唱歌的学生廖昌永。不久，廖昌永也从成都市郫县（现郫都区）第四中学发来了自荐信。多年不曾联系的老同学给我写信，只为扶助一名普通农户人家的孩子，其情暖人。我先是安排廖昌永到成都接受我单位嗓音治疗专科伍岳医生的声带检查。我再听廖昌永练声，声音并不脆亮，音量、音域也很一般，天赋难说优异。我珍视王天健同学对我的信任，又同情廖昌永父亲早逝、母亲务农养家的艰难，决定教这个学生，并告诉他不用交学费。但怎么教，我很是慎重。

沈湘先生非常重视声部鉴定的科学性，认为教师要对学生高度负责、不能马虎，鉴定错了就毁了学生的前途。如何正确鉴定廖昌永的声部，是我教他的第一个难题。彼时，我思量沈先生的观点和主张：发声器官构造；音色、音量、音域、换声点，身材体型，性格气质，这都是声部鉴定的要素，要全面平衡考量。其中，生理条件有长得配套（匹配）的，也有不配套的，配套的学生教法相对容易些，对待不配套的学生要考虑周全。沈先生还认为嗓音检查时，若发现声带和腔体不配套，既不能完全按照声带的条件，也不能完全按照腔体的条件，要采取声带和腔体“两凑合”的办法。若在两者皆可的声部中选择，稳妥而留有余地的做法是“就低不就高”。我综合分析廖昌永所有的要素和条件，觉得他更适合唱男中音声部，于是将高等院校试用教材《声乐曲选集》里的男中音作品，按部就班地布置给他唱。

在教廖昌永时，我对美声唱法的认识更为清醒和自觉，与70年代指导郁钧剑时相比，从理论到实际运用上均有了全面提高和升华。这其中有几重原因，一是调回四川工作的十多年，我在声乐表演和声乐教学方面有更为密集的实践机会；二是在为“中唱”录制个人作品集《扬起理想的风帆》（片号M-2999）时我对作品进行过全面梳理；三是1982年旁听吉诺·贝基先生讲学后，又得到沈湘先生的面授指教；四是80年代初我经过了多场个人独唱音乐会的洗礼。因此，教廖昌永时我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我感到为学生讲授美声唱法发声技术不宜灌输深奥的大部头理论，但是太浅显的大白话缺乏专业性和学术性又显得轻率，可能导致学生不重视。因此，我尝试深入浅出，把学科中某方面知识或技能中最核心、最关键、最精粹的要义，用形象、生动、贴切又有个性的“语录”概括出来，既凝练简明又易懂好记，且符合国人朗朗上口的审美习惯。我原创的“发声方法三字经”是：气息深、音位高、腔体开、共鸣混、下颌松、喉结稳。1987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举办庆祝沈湘教授执教四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在上午的庆祝大会中，我登台演唱了《我爱你中华》（张慧琴老师伴奏）博得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下午，沈湘先生亲临座谈会，我围绕上述廖昌永随我学习声乐为主题，联系沈先生在传道做人和授业解惑上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即兴发言。沈先生听后非常高兴、笑逐颜开，也受到与会同学一致好评。学长聂士超对我的“发声方法三字经”产生兴趣，一再要求我复述并记录下来。

廖昌永居家的远郊县距我处近二十公里，每次上课，他只能在周末骑着自行车择机赶来，不能固定，且遇到路况不好等突发情况就很难准时。每每他带着愧意迟到，我不但不忍责备还重新规划既定安排，尽量延长他的课时。廖昌永的领悟力强又有恒心、有毅力，学习效率高，进步很快。1988年他应试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以汉语演唱了《回延安》（1=D）、意大利语演唱了歌剧《费加罗婚礼》选段《你不要去做情郎》（1=C）和英语演唱了美国歌曲《老人河》（1=E）三首歌曲；顺利考取。同年9月15日，廖昌永从上海音乐学院写来第一封信，信中说：“我能考上音乐学院，是与您分不开的……”

嗣后，我又深入学习了一些相关的嗓音医学知识，在“发声方法三字经”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润饰，完成了《科学发声与艺术嗓音》的文稿，在1989年11月召开的“四川省第一届艺术嗓音学术会议”上宣读，受到省内知名嗓音治疗专家和医生的称道。1990年3月我又寄给喻宜萱先生审读，她阅后非常高兴地推荐给《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并发表于该刊1990年第4期。

沈湘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左起：张庆朗、李晋玮、沈湘、周维民、刘志等(1987)

沈湘先生生前一再表示，“学生在国际上获奖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追求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水平，看到声乐之花在我们祖国更多地开放。”沈先生穷其一生气力，贯穿“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的实践，其教学成果实为“积微成著，积小成巨”的见证。我努力学习沈先生的思想，感受他的情怀，竭尽所能帮着学生们走得更远。廖昌永就学上海音乐学院后，时常来信谈在上海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假期他回成都探亲，我带他去饭店、歌厅勤工俭学，一方面是艺术实践，另一方面也可以贴补生活。那时我的工资也算不上高，但新学期开始都给他寄钱，资助他购买专业书籍、乐谱。

沈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除了在中央音乐学院培养以声乐表演为职业方向的学生，还投入大量精力做声乐普及工作。他到成都、武汉、广州、西安、杭州、济南等十多个城市讲学、辅导，热情帮助当地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他在重病之中还期待“再给我五到十年，到全国各地去辅导青年教师，他们提高了，可以带出更多学生”。

沈先生的遗志我一直铭记心中。20世纪90年代，我先受聘于四川广播电视台，担任金熊猫少儿艺术团的声乐指导，尝试童声的训练和演唱教学；又在1996年创办四川周维民声乐培训中心，探索社会音乐教育的基础教学之路，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声乐人才”。十多年来，我培训的学员多达数千人，其中有的考入音乐院校（或继续任教，或成为剧团骨干及留学深造），更多的则是成为开展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和中坚力量。我还组建童声合唱团，推出的《熊猫的摇篮》《爷爷、爸爸和我》《红军爷爷在哪里》《和平摇着风铃》《少年的心》等作品多次荣获国家和省级重要奖项。1997年5月，我出席中国声乐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倡导中国声乐艺术应从少年儿童抓起》。1998年8月，我应邀参加“全国第七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并作《实行音乐教育多元化 努力提高国民素质》的发言，后来这篇论文刊登于沈阳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1999年增刊中。在十余年的办学中，我始终坚持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我的理念是教书育人，延续事业，后继有人，勉励自己像沈湘先生那样立人做事，坚定“一颗心来济苍生，半根草去仍布衣”的高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