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萌 罗鹏 李安军 谷岸 雷勇

我国使用香料的历史可追溯至史前，历史悠久、意蕴深邃。宋代丁谓《天香传》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所以达蠲洁”，古人认为焚烧香料所产生的香气与烟雾能够通达神明，是祭天祀祖的重要媒介。我国先秦时期祭祀用香主要为本土的天然植物香草、香木等，如《诗经》《楚辞》里提到的兰、萧、艾、蕙、芷、茅、郁等，雖然这些植物中有些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香料，但其诸多功能与后世香料相同，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可称为我国香文化的萌芽期。《周礼》被认为是“三礼之首”，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各项制度，在与祭祀相关的条目中频繁出现芳香植物的使用，如《周礼？天官冢宰》载“祭祀，共萧茅，共野果蓏之荐”。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制作精湛的熏笼、熏炉等香具。

自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各国的使节、僧侣、传教士频繁往来，香料也随之成为丝绸之路上朝贡、商贸以及宗教活动的代表。两汉时期，熏香风气在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盛行，香被用于宫廷礼仪、室内熏香、熏衣熏被、燕居娱乐、祛秽致洁等许多方面。沉香、乳香等多种香料可能在西汉时期进入我国，这一时期，熏香材料由草本类为主逐渐转为以木本、树脂类香料为主。熏炉、熏笼等香具得到普遍使用，并出现了以博山炉为代表的高规格香具。

唐朝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对外交流的空前繁荣，唐代前期，来自西域等地的香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抵内地，中晚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又有大量香料经两广、福建等地进入我国。许多香料亦为常用的中药材，《唐本草》《本草拾遗》《海药本草》等医方典籍中收录了大量域外香料。隋唐时期焚香之盛与宗教的兴盛息息相关。道教举行斋蘸法事时，焚香是必不可少的仪式。佛教对香更是大为推崇，在各类佛事活动与修行仪轨中都离不开香的使用，形成了独特的梵香文化。

宋代所用香料以“和香”为主，且香料贸易尤为兴盛，外来香料的大量输入，促使香料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阶层拓展到普通百姓，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宋初成书的《太平御览》已单独列出“香部”，记载前朝与香有关之故事。描绘北宋汴京繁华胜景的《清明上河图》中也绘有与香有关的景象，在其末段街坊闹市中有“刘家上色沉檀拣香”店铺招牌。香料的丰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用香，推动了宋代香学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香料专著，如叶廷圭《名香谱》、洪刍《香谱》、陈敬《陈氏香谱》等，进入了中国香文化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仍然将用香视为一件雅事，香席雅集活动兴盛，品香方法和境界也有极大提升。

巍星路窖藏位于浙江余姚城区巍星路西侧，2018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进行了抢救发掘，出土了青铜器、瓷器、漆器、铁器、铜钱等众多精美文物。初步推测，窖藏的相对埋藏年代是宋末元初。窖藏出土的带立龙雕塑盖侧耳三足鬲式熏炉，其内发现有大量泥灰，可能为焚香后的香灰。这些灰烬在埋藏过程中相对封闭，为我们研究宋代的焚香习俗提供了难得的样品。我们对香炉内不同部位的灰进行取样，上层灰样品编号为111423，中层灰样品编号111434，下层灰样品编号为112100。

实验方法与仪器

我们通过植硅体分析等方法对香灰可能的来源进行判断。取少量样品于10% 氯化氢浸泡6小时；以1200rpm的速率离心5分钟，吸出上部浮液但不要扰动底部沉积物，加入去离子水，重复清洗步骤三次；最后一次清洗后，吸出绝大部分上部浮液，待样品自然阴干后取少量粉末状样品至载玻片，用加拿大树脂固定、制片；在生物显微镜下观察、拍照。并结合显微红外光谱、X射线衍射等方法对其成分加以辅助分析。

数据分析与讨论

三份香灰样品的红外光谱图中特征峰的主要归属如下：1640、1035、914 cm -1处的吸收峰主要来自粘土，其中，1640 cm-1附近可能是结晶水的吸收，1035 cm-1附近的宽强吸收是粘土中Si-O-Si、Si-O-Al和二氧化硅中Si-O伸缩振动吸收叠加的结果，914 cm-1是Al-O-H的吸收；797、780 cm-1为二氧化硅的吸收峰；1450、875 cm-1为碳酸钙的红外吸收峰，1450 cm-1附近的宽强吸收是碳酸钙中C-O伸缩振动、875cm-1附近的尖锐吸收是碳酸钙C-O面内弯曲振动。综合分析这些特征峰可知，这三份样品主要成分均含有石英（SiO2）、方解石（CaCO3）及一些粘土矿物，且样品中均未见有机物信号，暗示其已充分燃烧。此外，三份香灰样品的XRD结果基本相同，在样品中识别出方解石、石英，与红外光谱分析结果一致。

在三份香灰样品中均观察到了一定数量的植硅体，以木本型植硅体为主。其中，下层香灰中的植硅体类型较为丰富，除了木本型外还有帽型、平滑棒形、哑铃型等禾本科的植硅体，但不具形态鉴定特征。此外，还观察到了少量海绵骨针和导管，海绵骨针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示水体活动。

目前，国内外关于植硅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禾本科植物，尤其是水稻、小麦、玉米、粟、黍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然而大量的木本植物及其他种类植物的植硅体形态尚未得到系统研究，相关植物科、属鉴别难度较大。该香炉内灰中观察到的植硅体形态以木本型为主，推测原香料可能以木本香料为主，如沉香、檀香等。

此外，在上层灰样品中观察到了可能为不透明穿孔板片的类型，菊科植物的花苞中曾分离出这类独特的不透明穿孔板片。古代香方中常见的菊科植物有艾纳香，古书记载用艾纳香制作的和香有聚烟的作用，如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九“艾纳香”条：“《广志》曰：出西国，似细艾。又有松树皮绿衣，亦名艾纳。可以和合诸香，烧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而与此不同也。”但现有研究中，仅有很少的双子叶植物的花苞和花的植硅体有过报道，所以尚不能排除其来自其他植物的可能。ACB6D47F-4FEA-4C4E-8FC4-D88AEF8F8F4D

水域分布之处一般都会有海绵骨针存在，该样品中海绵骨针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水体活动，结合红外光谱和X射线衍射分析检测到碳酸钙，推测该样品中可能含有甲香等香料。甲香，为蝾螺（又名流螺）或其近缘动物的壳盖，分布于浙江以南沿海区。甲香很早就被用于和香，三国时期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记载：“甲香，螺属也……可合众香烧之，皆使益芳，独烧则臭。”甲香单独焚烧时气味并不好，但具有令各种香料成分挥发均匀及聚集烟气的功效，所以常用于和香。

该样品分上、中、下三层分别取样，结果显示，不同部位的炉内灰样品无机质成分基本一致。不过，在下层灰中观察到的植硅体类型稍多，似与中上层灰的来源有所不同，推测下层灰可能含有用于辅助熏燃的炉灰。

中国古代的用香方法主要为直接焚烧和隔火加温两大类。焚香是用明火直接点燃香品，使香味和烟气同时挥发出来，用于焚烧的香品既可以是香草、香木等原料（早期用香的主要方式），也可以是和香制品，如线香、印香等。唐代中晚期出现“隔火熏香”之法，至宋代广泛流行。这种用香方式是不直接点燃香品，而以木炭或炭饼（用炭粉等多种材料合成）为热源，在炭火与所熏香品之间放置隔火材料（如云母片、银叶片、瓷片等），再在隔火材料上放置香料，减少了烟火燥气，使香气的散发更為舒缓，深得文人雅士的青睐。

古人熏香所用的香灰是非常考究的，有植物灰、骨质灰、矿物灰等，《香乘》卷二十“制香灰”中详细讲述了炉灰的制作。隔火熏香时，炭饼需要埋入香灰内焚烧，此外，印香、线香等独立燃烧的香也要平展或置于香灰上燃烧。该香炉内是否同时含有焚香或熏香后的灰烬，以及专用的品香香灰等，仍需要更多的信息加以佐证。

综合以上分析，初步判断该样品可能是和香制品焚烧或熏烧后的灰烬，主要成分为木本香料，可能还含有艾纳香等菊科植物，以及甲香等香料。不过其中是否添加了树脂类香料或其他香料，目前尚难以准确判断。作为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焚香、熏香器在出土时往往残留有烟熏痕迹与香灰，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银龟盒”“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内曾残留有烟熏痕迹，然而这些样品发掘较早，相关残留物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在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时多被清理。近年来，残留物分析在我国的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相关残留物分析可为香料来源、器物功能，以及香文化的发展等提供重要线索。

（作者任萌为故宫博物院馆员；罗鹏为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安军为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谷岸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雷勇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ACB6D47F-4FEA-4C4E-8FC4-D88AEF8F8F4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