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连云港古称郁洲、朐縣、海州，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脐部”，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向北可达胶东半岛、渤海湾，向南可抵沪、浙、闽、粤及南海，自古就有海港的存在，也是古代战争重要的战场之一。清代学者蔡方炳在《海防篇》中言：“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为加强沿海戒备，明清两朝在沿海设立卫所，充实陆军、水军，筑有“烟墩”“城池”“炮台”等海防设施，形成完善的海防体系。

明代海防

明代初年，张士诚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组相勾结，对沿海地区进行抢劫、骚扰。15世纪开始，随着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我国沿海一带全面遭受倭寇的骚扰。

东海所与西海所

为了加强沿海防御，明初朝廷在海州设海州守御千户所与东海守御千户所。海州守御千户所，又称西海所，治所在海州城内，洪武二十三年（1390）创建，规模宏大。设正千户二员、副千户三员、镇抚一员、百户十员。弘治六年（1493），千户王铠于千户所西创建军器局，有军器库12处。西海所主要负责海州城的防御，同时也是军火制造及存放基地。

东海守御千户所，又称东海所，治所在废东海城（今南城）十字街东，洪武十七年（1384）创建，规模与西海所大致相同。设正千户三员、副千户五员、百户十员。东海所的守御范围为东海岛（云台山及周边地区），东海所还在海岛上设立墟沟营、宿城营及西石岛水师营。

海州备倭公署与防倭

洪武年间（1368—1398），为了抵御倭寇侵扰，杜绝岛民与张士诚残部的联系，明廷开始实行森严的“海禁”，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如敢有私下与诸蕃互市者，必寞之以法”，致使海路断绝。

明中叶，倭寇在海州沿海活动日趋频繁。嘉靖元年（1522），备倭指挥张柱在海州城西北改兴佛寺建立备倭守备公署，后废。万历二十年（1592），倭寇大举入侵中国沿海，朝廷将东海把总由云梯关调至东海城，并增设水陆三营，加强守御。海州知州周燧在西南二城加设月城，筑敌台9座、角楼4座，以便守御。

地方文献上倭寇最早入侵海州的记录在洪武七年（1374），“（七月）甲戌，倭夷寇海州，百户何达率兵击之，斩二十四人”，天顺八年（1464）三月，“命总督扬州等处备倭都督佥事董良会巡抚都御史王竑等修筑江北一带沿海墩台，自山阳县庙湾巡检司下滩墩至海州惠泽巡检司新坝墩，凡二十二座，每墩起窝铺，拨守瞭人夫以备倭寇”。至嘉靖年间（1522—1566），海州沿海的倭寇侵扰事件逐渐增多。“（嘉靖三十二年，1553）江北倭掠海州，杀二百余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赣榆倭流劫海州、沭阳、桃源等处，至清河阻雨，徐邳官兵分道蹙之，歼于马头镇民家，斩首四十一级。”《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三：“嘉靖三十四年，倭由夹仓山登岸，掠县东鄙。海州同知章道明、县丞林松率民兵御之。”“（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州堂鼓自鸣，后倭寇入境，州判王柱、千户吴继勋等败之。”“（嘉靖三十六年）有折桅倭舟一艘漂泊海州东陬山，居数日，夺舟而去。”倭寇侵扰严重影响了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明廷也相应减轻或蠲免倭寇重灾州县的税收。

明代抗倭名将

史料记载了海州部分参加抗倭战争的将领，他们或因功升迁，或入祀忠祠，因奋战敌人、保卫家国而名昭史册。

东海把总杨天骏，西海所千户，嘉靖中征倭有功迁任。又有“周淇，字海濒，海州人，有胆略，善骑射。以细瓷末实甲。万历间有倭警，州牧征淇御之有功，后与乡饮宾，以寿终，州人祀于东陬山之西滩，名‘三义祠’”。《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转引陈宣《海州志》记载：“陈升，海州人。征倭，率其徒五人力战，没于阵。通判范永官祠于东陬山，曰‘六勇庙’。” 该庙位于现今的连云区东陬山东坡，俗称大庙。虽庙宇荒废，但香火从未间断。

清代海防

清代海州的海防和海运在当时的中国沿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台山一直为中华大地的“岛门屏障”，是“漕运重地，南北咽喉”。为了防御倭寇、提防西方殖民主义自海上的威胁，清廷延续明朝在宋元旧东海县设军事机构、在海州实行“裁海”的政策，并在云台山设立烽火台、炮台等，守望海面，加强海防。

东海营与海州营

顺治四年（1647），清廷在明东海千户所设东海营。顺治十八年（1661），云台山因裁海被划为界外，东海营被裁撤。康熙十六年（1677），漕运总督帅颜保复设东海营，因墟沟城近海险要，由海州左军守备夏九韶任东海守备驻扎墟沟城，左哨把总率兵在南城驻守。东海营瞭望警息，沿海墩台设墩兵防守。雍正二年（1724），海州升为直隶州，复设江南云台山东海营。雍正十年（1732），改东海营守备为都司，都司署迁于南城。

彼时，南城驻扎东海营本部，墟沟营寨驻扎备倭指挥千户，连云港的赣榆、青口等地都立有哨卡。一旦有海警，东海营的水军可有十只战船长驱出海，扬帆堵截，封固三百里的山海进出门户。东海营有左、右两军，左军随游击驻守海州，右军驻守赣榆，两军相互策应，呈云台山后方的犄角之势。

清初，清廷废明西海营千户、百户，在海州设海州营，上隶淮安的总督漕运部院。顺治四年海州营设副将，顺治八年（1651）改为游击，兼辖东海营。嘉庆十七年（1812）九月，“改海州营游击为参将，正三品。移南汛把总驻大伊山，外委驻龙沟。拔漕标左营都司一员，千总、把总各一员，兵二百名，驻钱家集，归海州参将管辖”。道光十三年（1833），两江总督陶澍奏请，将钱家集部分将士移防洪泽湖老子山，作为内河水师营。钱家集汛地留千总一员、马步战守兵五十六名，仍归海州营管辖。

海州营和东海营作为清代海州地方部队，对维护社会治安、守卫海疆均起着重要作用。

裁海与复海

海州、南城之间有道海峡，每当涨潮时，两潮相对激，从而形成漩溜，而且常有恶劣天气，故称“对口溜”。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兵部尚书苏纳海会阅江南省沿海，抵达海州经过对口溜时，因“风涛险恶，未敢问渡”，于是“相度形势，将海边各港口严钉桩木”，下令各岛附近村庄俱皆迁移内境。云台山“一并禁为界外”，山岛居民尽皆迁入海州内地。于是海运断绝，海商贸易停闭，史称“裁海”。裁海之后，海州地方人士历年向州府、漕督署衙、两江部堂申请复海，均未通过。直至康熙十六年（1677），漕运总督帅颜保在查勘云台山地形后，向朝廷上奏申请复云台山为内地，得到朝廷的许可。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宣布解除云台山海禁，恢复驻守云台山的东海营，以加强海防。

清代御倭名将

秦怀扬是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的海州名将。道光五年（1825），秦怀扬投效海州营，因战功卓著，从士兵逐步迁升至千总。道光二十四年（1844），海州附近海面海匪纵横，劫船越货，甚是猖獗。漕运总督下令海州营派兵围剿，秦怀扬率部乘水师兵舰在海州鹰游门遇海匪船只，一举击败海匪舰队，生擒海匪首领李佩章。从此，海州湾一带洋面鲜有海匪出没。秦怀扬深受海州湾渔户的爱戴和敬仰。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廿一日，有两艘日本轮船，雇佣当地渔船二三十艘作为向导，在海州的青口、鹰游门、灌河口等处测水。海州知州徐悫立急忙将军情上报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急调清江统领王心忠、黄守忠等各部及水师副将欧阳成松部，共30余营，在青口、西墅、孙家山、大村、灌河口、墟沟、高公岛等处严密布防；并调提督冯子材至镇江，统率海州诸军，以防倭船入侵。冯子材三月二十八日到海州，查勘西墅、孙家山、响水口各炮台及柘汪、朱蓬、高公岛各海口。日舰得知海州有备，不复再来。

海防遗存

烟墩

烟墩又称烽燧、烽堠、烽火台，是用于发送战报传递紧急军情的，一般建在险要处或交通要道上，有兵士日夜守卫。

明代，东海所沿海筑十四墩，后增筑四墩，共十八墩，分布在南云台山的西山、九岭山、大村山，墟沟的平山、南固山、北固山以及巨平山、大桅尖等，并在西墅、高公岛、海头、孙家山等处建有炮台。西海所沿海筑十三墩，后增筑三墩，共十六墩，计有芦石墩、石剑河墩、新坝墩、东陬山墩、西陬山墩等。赣榆沿海亦堆土为墩，分军防守。另在荻水口、青口、板浦、独树浦等筑有炮台，使敌船“片帆不得入”。

经过现场调查，现存明清时期烟墩 13座，分别是南固山烟墩、玉枕山烟墩、宿城炮台顶烟墩、大村烟墩、巨平烟墩、溪云山烟墩、西山烟墩、紫阳岭烟墩、九岭烟墩、朱吾烟墩、东烟墩、桅尖烟墩、平山烟墩，呈线状分布于连云区、海州区的云台山脉南北两侧，形成两条由沿海至海州城的信号传递线路。其中南固山烟墩、玉枕山烟墩、宿城炮台顶烟墩、大村烟墩保存较为完整。

南固山烟墩位于墟沟南固山北侧断崖，东北临海，由三层人工台地构成，直径约10米，残高2米，外有护墙一圈，直径约40米，高约1.5米，墙厚约1米，皆由石块垒筑。遗址一层台以外围的护墙为界。外围护墙东南侧开有一门，宽约1.2米。遗址第二层台基为不规则五边形，土石砌筑，周长约60米。遗址三层台顶部平面，西北侧为椭圆形，东南侧为梯形，土石砌筑。

玉枕山烟墩位于墟沟玉枕山北侧顶部，烟墩北部、东部面向大海。该烟墩遗址上部小下部大，有三层台地。南北通长21.3米，东西通宽18.9米，通高约4.6米，依自然山势用土石堆砌而成。遗址第一层为方形台基，东、西、南三侧石砌墙基尚存。遗址第二层为梯形台基，南北通长约10.2米，南端宽约3.6米，北端宽约6.1米，残高0.1—0.5米，梯形台基墙宽0.6—0.7米。遗址第三层为圆形台基，外径约4.8米，内径约2.6米，残高0.2—0.8米。

宿城炮台顶烟墩位于宿城虎口嶺东炮台顶，形状为不规则四边形，分上下二层，皆用土石砌筑而成。下层为台基，上层为在下层台基顶部构筑的三个小型建筑遗迹。下层台基外包石砌护墙，北墙长约18.3米，东墙长约16.6米，南墙长约16.8米，西墙长约18.6米，台基石砌护墙宽1.1—2米，残高0.2—2.2米。

大村烟墩位于花果山大村牛首山顶，现遗址基础尚存，轮廓清楚，呈圆形。

海州城城墙

海州城池在元末毁于战火，洪武二十三年（1390），千户魏玉循海州城西城故址修筑土城，即明海州城。永乐十六年（1418），千户殷轼砌以砖石，高二丈五尺，周长九里一百三十步。设东、西、南、北四门，分别名为“镇海”“通淮”“朐阳”“临洪”，东、北设月城两座，又设西门为水关门，池深六尺，东、西、北三门设吊桥。嘉靖三十一年（1552），海州城墙倾圯大半，城墙废址上有道路穿插，百姓越墙出城如履平地，以致发生倭寇入城，士女皆出走的情形。为了抵御倭寇入侵，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州知州吴必学谋划修建新城，以御外寇。后经王宾、杨本俊、周世臣、李维东四任知州的努力，海州城修复工程完成十分之七，因军力薄弱而没有完成。隆庆五年（1571），知州郑复亨带头捐俸，并申请公帑，历时十个月完成海州城墙剩余部分的修筑。《新修海州城记》碑刻记载了建成的海州城“周环九里有奇，高一丈九尺，广一丈九尺，雉堞门序，云连鳞次，言言翼翼，可以待暴绥民矣”。

1956年，海州城开始拆除城墙，至1959年全部拆除，只剩下东门瓮城、城东南角以及南门往西100米处尚存三段明清城墙遗存。

海州城东门距海最近，为海州海防首要关隘。历史上曾有“镇海门”与“望孔门”两个名称。瓮城为半圆弧状，城门开口向南。今在瓮城西南角尚有一段残存的瓮城，长约7.5米，瓮城墙基残高1.2—1.9米，瓮城残高3.5—4米。

海州城东南角今存一段较长的土城墙，外围包砖已无存。残墙东西方向长约75米，残高8—10米。城墙截面轮廓清晰，底宽约30米，顶部最宽处约10米。

海州南门西约100米处残存有一段土城墙，残长38米，残高4—5米，顶最宽处10.05米，最窄处1.7米。

南城城墙

洪武元年（1368），明廷派官军镇守东海城。永乐十六年（1418），淮安卫指挥周得辛将东海城加高二尺五寸，并女墙高二丈二尺五寸。城铺二十五座，又有东南水关。东、西二门因山为险，以南有深八尺、阔四丈的护城河，东、南、北门外有吊桥三座。清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刘天福部攻打南城，城破，東海营都司石龙章阵亡。同年冬，海州知州黄金韶请帑金修缮破损的城墙及城门，更改城门匾名为“古凤凰城”。

南城东西两侧城墙分别位于凤凰东山、西山以及南侧平原地带，大多均沿山坡自然走势砌筑。西山城墙破坏严重，几乎不存。东山城墙现存5处残段，总长约1220米。

第一处残段位于东山玉皇阁西南方约130米处。受现代坟墓影响，城墙结构有所改变。城墙残宽10米，残高4米（东侧）、5米（西侧）。城墙只保留夯土部分，砌石已无存。

第二处残段位于通往城隍庙的盘山路南侧约100米处。受现代坟墓影响，此段城墙存在一定程度破坏，残长15米，残宽7米，残高6.5米。城墙呈现“二层台”结构。底部有大石基础，上部存有土质城墙。

第三处残段位于城隍庙东南侧约60米处。受现代坟墓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城墙南部只保留夯土部分，砌石已无存；北部保留砌石，石墙与山体之间填土。残长107.5米，宽5米，高2.5—4.3米。

第四处残段位于城隍庙东侧约60米处。依据自然山势在山体外侧用块石砌筑，石墙与山体之间填土。遭现代开山采石破坏严重，残长50米，残宽4.8米，残高3米。

第五处残段位于城隍庙东北侧约90米处。依自然山势在山体外侧用块石砌筑，石墙与山体之间填土。遭现代开山采石破坏严重，残存南北长约25.3米，东西宽约11.3米，残垣最高处4.9米。

护城河

甲子河位于老东门外，是清代海州城的护城河，今河道尚存。嘉庆九年（1804），海州知州唐仲冕在东门外浚河，以利河运，在河上建桥以便交通。因这一年为甲子年，故称河为“甲子河”，桥为“甲子桥”。

石刻

《镇国将军巡防碑记》原位于孙家山钓鱼台，遭开山采石破坏，碑刻现已不存，仅存拓片。《碑记》记载郭鋐在东海所千户武文通的陪同下，至东海所钓台巡察海防，“钦差总督苏松淮扬海道诸军事、镇国将军、都指挥同知、合肥郭鋐，巡边至此，见前代诸公留题，遂书以纪其岁月云。大明成化丙午秋九月望日识。守御东海营都军政、武略将军武文通”。郭鋐（1441—1509），字彦和，南直隶合肥人，明成化六年（1470）武探花，镇广西充副总兵，后擢为漕运总督，凡军民利病多数陈奏于朝，故总督漕运十三年不易。

《云台山青峰顶屏记碑》位于花果山景区三元宫大雄宝殿前东侧碑亭内，碑身已断为数块。碑头、碑身饰龙云纹，现用铁角加固。篆额，正文楷书。碑宽113厘米，高245厘米，厚30厘米。此碑为清漕运总督帅颜保康熙十九年（1680）重建云台山三元宫时所刻，将哲尔肯、帅颜保等人复海的历次奏折刻入。奏折中认为裁海使大量良田废弃，复海可恢复耕种，解钱粮匮乏；奏请恢复东海营，并从海州营调拨干将去东海营任职，加强海疆防守；恢复与海州之间的舟渡等。

近年来开展的明清海防设施调查，基本摸清了连云港境内的明清海防遗存的基本信息。市境遗存的“城池”“烟墩”“炮台”等海防设施，主要是为防御海上而来的流民、倭寇以及西方列强的威胁而修筑，是朝廷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抓手，体现了明清时期以陆治海的保守型防御特点。这些设施历经几百年的沧桑，虽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且难成体系，但却反映了连云港在明清时期的海防地位，彰显着连云港“南北襟要，海防要塞，中原门户”的价值。

（作者为连云港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