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亮

摘要：[目的/意义]稷下学宫作为中国智库的雏形，分析其参与齐国政治活动的实践，希望能够给予当代智库参政议政以启迪。[方法/过程]通过介绍稷下学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分析其作為咨政议政的机构在齐国政治活动中充当谋士、制造政治舆论、开展监督和输送从政人才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作为智库它存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差异不能融合、内部的思想多元化等原因而形成的齐国政策不稳定、不连续，和稷下学宫的很多理论不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结果/结论]当代智库参政议政一定要遵循科学理论指导，在参政议政过程中统一思想;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发挥监督反馈作用;充分发挥智库人才库的作用，为参政议政输出人才;为政治实践提供实用有效的方案。

关键词：稷下学宫    智库    参政议政    政治实践

有的学者认为智库主要是指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优势，专业从事知识、思想和技术等研发生产，并面向政府、社会及个人提供专业决策咨询服务的群体组织机构[1]。也有学者认为智库是一种专门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开展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研究和咨询的社会组织[2]。从以上观点看，智库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就是参政议政。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齐国的一所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的机构，主要是进行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学术研究、为当政者提供参谋咨询服务。从智库的功能分析，稷下学宫参政议政的活动确实是有着现代智库的典型特征。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稷下学宫是中国智库的雏形。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稷下学宫参与齐国政治活动的得失能够给予当代智库参政议政以启迪。

1  稷下学宫是齐国政权统治的缩影

稷下学宫创建于何时，历来学术界说法不一，当今学术界多倾向于齐桓公时代。其根据是东汉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遵从之。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湣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衰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期”[3]。

齐桓公即位之后，为了使齐国更加强大，对齐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继承了齐国养士的传统，建立了稷下学宫，这就为稷下学宫的初步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齐威王执政后任用贤臣为相，在齐国内实施了更深刻的变法政策，从而使得齐国日益富强，国力也逐渐强盛。同时齐威王实行了开明的文化政策，招揽贤士，并给予优厚待遇，使得众多人才来到稷下学宫，学宫规模越来越大。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说到齐宣王时，曾经提到“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齐宣王时代是齐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稷下学宫的鼎盛时期。在稷下学宫最兴盛的时期，也被认为是齐国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时期。从威王、宣王一直到湣王前期，在稷下先生的辅佐下，齐国已大有统一天下之势。然而，齐湣王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君主，热衷于向外开僵拓土，加之齐国内外失策，终于导致齐国国力亏空。在齐国面临灭顶之灾时，齐湣王仍然一意孤行，一味穷兵黩武，也不肯接受稷下先生的劝谏，对稷下先生的态度也不能像宣王那样以礼待之，使得许多稷下先生们愤然离去。“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盐铁论·论儒》）齐襄王当政时，对稷下学宫进行了恢复，并修正了齐湣王以前的错误做法，使得稷下学宫重新有了起色，荀子等人也再次来到稷下学宫。然而，由于齐国的国力已经大大衰退，加上执政者远不如威王和宣王睿智，对人才采取养而不用的态度，使得稷下先生多“智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伴随着齐国日渐衰落，稷下学宫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风采，稷下先生纷纷游走他方。齐王建当政后，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拒谏纳贤又亲佞远贤，稷下学宫更加缺乏生气，秦军攻入临淄后，田建投降，齐国灭亡，稷下学宫也消亡了。

从稷下学宫兴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稷下学宫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政治的附属品，它的产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齐国统治者当初建立稷下学宫主要是为了争霸，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齐国设立稷下学宫的目的，一方面是可以招揽天下游士，以备咨政之用，另一方面是齐政权标榜实力、图谋霸业的政治投资”[4]。有学者直接认为田齐之所以创办稷下学宫，主要有争取士人收买民心、制造政治舆论和富国强兵等3个方面的原因[5]。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政治人才的重要性。从这一点来讲，稷下学宫是一种政府行为。它的兴盛也得益于政治，史料表明，稷下学宫的发展与齐国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稷下学宫发展最好的时候也是齐国最强盛之时。而它的消亡也是由于政治的失败而导致的。稷下学宫的兴衰与君主的好恶也有很大关系。历史表明，齐湣王后期国势衰退，齐国面临亡国之祸，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齐湣王忽视了稷下学宫的价值，不能积极吸收稷下先生们的正确意见，从而使得齐国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方针策略失误，这也导致了稷下学宫从此一蹶不振。

2  稷下学宫对齐国的积极政治功能

稷下学宫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作为咨政议政的机构，对齐国的政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1  稷下先生通过学宫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充当了齐国的谋士，促进了齐国政治活动的活跃和进步

齐国设立稷下学宫的目的就是让稷下先生为齐国政治服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盛道哉！”这充分表明稷下先生为当时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开展议论、进行著书立说。他们通过议论、著书立说等活动影响齐国国君，指导齐国生存发展，为治理齐国、统一天下出谋划策。这充分表明，稷下学宫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参政议政的特征也非常明显。稷下先生从自己的思想中总结概括出抽象的政治理论，然后把这些政治理论呈报给齐王或其他当政者。有的还向齐王“进说”，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这些政治理论对当政者的影响是，一方面增强了统治阶级对政权建设的主动性、规范性，客观上促进了齐国政治活动的秩序化运行和规范化建设。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的发展，为稷下先生后来政治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邹衍的五行相生说就是很好的例证。《史记·封禅书》集解如淳说：“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这个理论就是说君王应该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来办理政令。无论君王穿的衣服、日常食用的食物、使用的兵器、旗帜、刑物还是个人修养，以及颁布的政令等内容要随着五行的运转发生不同变化。邹忌任相后，他向齐威王进行谏言，建议齐威王虚心采纳大臣们的好的意见与建议，废除不利于齐国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得齐国日益富强。此外，邹忌还建议齐威王加强法制建设，除去不称职的奸吏，奖励得力的将领和官吏，进一步巩固了齐国的统治，促进了齐国的富强。经过一番改革，齐国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新气象，使齐在当时“最强于诸侯”。

2.2  稷下学宫为田齐政权制造政治舆论，提供政治咨询和参与处理政务

稷下学宫建立的政治目的就是使齐国要称霸，因此，稷下先生们就为齐国称王称霸、统一天下营造政治舆论。稷下先生们创立理论，对齐国称王、称霸论证其合理与合法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就是非常明确的例证。五德终始说是指水、木、金、火、土五种物质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邹衍用五德以推断自然的命运和王朝兴亡的原因。刘散《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引《邹子》也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邹衍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五德终始说，其用意就是论证田氏代周统一天下的合法性与正统性[5]。稷下先生著书立说，从总体上看都是为齐国统治者统一大业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为齐国营造良好的政治舆论氛围，起到了政治喉舌的作用。

稷下先生凭借丰富的知识，为齐王提供咨询。如齐宣王就曾多次向孟子咨询问题，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的有：“齐桓、晋文之事”“得何如则可以王”;见于《梁惠王下》的有：“文王之囿”“交邻国有道乎”“明堂，毁乎？已乎”“何以识其不才”“汤放桀，武王伐纣”“齐人伐燕”等诸多问题。齐宣王也曾向名家尹文请教“人君之事”，齐湣王曾就“河谓士”的问题向尹文咨询。同时，也有稷下先生主动向齐王进说，宣传他们的主张和理论。

2.3  稷下先生勇于谏言，针砭时弊，对政策进行监督，一定程度对君权进行了制约

《战国策·齐策》曾记载了齐王想讨伐魏国而被淳于髡阻止的事。淳于髡善于用寓言故事向齐王进行谏言，通过故事把道理讲明白。稷下先生谏言议政有些话甚至说得颇为尖刻，一点儿也不留什么情面。《战国策·齐策》还记载了王斗向齐王进谏的记录。王斗通过把齐宣王与齐桓公对比，使宣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向宣王推荐贤臣。齐威王也曾规定“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充分表明一定程度上稷下先生的谏言促进了君王的反省，客观上制约了君王的权力。

稷下先生也对齐国的政策执行进行反馈，及时针对政策中的弊端而制定新的政令。稷下先生对齐王已经决策引起的不良反映及时进行调查并反馈给齐王，进而对已有的政策进行改进，制定补救措施。比如，齐威王当政时，齐威王“使人”将墨、阿二大夫的治县的真实情况反馈给齐威王，齐威王掌握了实情以后，就把各地的官吏召集起来，对墨大夫进行奖赏、对阿大夫进行惩罚，进而下达了“赏诛令”。齐王“使人”一般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学者们。这充分表明了稷下先生通过向齐王反馈消息，推动齐威王制定赏罚分明的施政方针，反映了反对粉饰恶政、阿谀奉承， 提倡实事求是的政风，为齐国政治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4  稷下学宫对于齐国政治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为齐国输送了大量的从政人才

许多稷下学子在他们老师的推荐下踏入仕途。他们直接参与政治，为齐国现实社会服务。例如，邹忌积极执行齐威王重用人才的政策：“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是究;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说苑·臣术二》）。这表明邹忌向齐威王推荐了大批治国理政人才，这些人才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将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有的稷下先生还在国家危急时暂时充当使者，出使他国，以他们自己所长，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出訪任务。《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历史记载邹衍也曾为齐出使他国，“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纂毋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这些都说明稷下学宫为齐国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人才，这些人才在齐国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稷下先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代表。具有良好知识的稷下先生们以他们本身所拥有的知识参与政治活动，这本身就能改善齐国官僚队伍的知识结构，从而为进一步改善政风，促进齐国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  稷下学宫对齐国政权的消极政治影响

稷下学宫作为一个参政议政的机构，对齐国政权统治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维护和推动的作用，但另外一方面作为政治称霸而出现的机构却未能实现称霸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政治功能并未实现，起码在道义上对齐国政权建设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3.1  稷下先生未充分认识到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

《盐铁论·论儒》中写到稷下先生“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不担任行政职务而议论国事。说明稷下先生这些人并没有加入实际的官僚阶层，他们不负责具体的政治事务，他们的任务就是从宏观的、战略的角度议论政治方针，并对实施的政策等方面进行著书记载，从自身思想理论出发来论述治国之事，用他们的言论来影响齐国的统治，正如《史记·孟轲荀卿列传》所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注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稷下先生由于“无官守，无言责”，这种情况容易出现稷下先生可以放言高论而不顾实际，而且他们不负任何责任。稷下学宫宽松的语言和咨政环境虽然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但对处于诸侯并立、战乱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而言，加之齐国本身就思想混杂，稷下先生们的议论在众多方面影响了统治者的决策。限于当时主客观的实际，许多稷下先生的想法都是从自身出发，没有考虑符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很多稷下学者可以在朝堂恣意评判，可以无拘无束地议论国事，但却经常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务虚。从客观上讲，对学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齐国实际的政治经济发展意义不大。从一定程度看，对于齐国而言，统治阶层始终很难确定明确的执政纲领。

“稷下学宫是一个‘不治而议论的场所，齐统治者从来没有给予稷下先生以实际的官位。‘不治而议论的政治操行，违背了士阶层的初衷，议论而不参政，实质上只是政治的流言和空谈。[6]”稷下先生不能够直接参与政治，他们的政治地位就不能够得到保障。没有保障的政治地位，就不能真正实施稷下先生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离开齐国，曾对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看来孟子一定程度上对不能实现政治抱负怀有失望情绪。稷下先生虽享有荣誉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不具有行政上的领导权力，即职权。没有职权就相当于他们的职位只是一个空位，他们的政治思想不可能直接得到贯彻、落实和执行，一旦不能执行，他们的一切想法都流于空谈。进而，他们也不会提出更加可供操作的具体措施。所以即使有很多稷下先生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没有掌握实际职权，也是不能够在实践中去执行的。例如，许多稷下先生认识到当时大一统的发展趋势，孟子在稷下学宫时，已经认为齐国具有了诸侯统治所需要的三宝中的两项，如果齐王能实行“仁政”，就万事俱备了。但孟子的学说与当时急功近利的整个社会心态毕竟有些格格不入，孟子自己感觉，他的主张在齐国也无法实行。

稷下先生是当时士阶层的一个代表。士阶层的性格有很强的独立性，很难融合。作为知识层的稷下先生们，在战国也有相对独立的人格。所谓相对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人格是独立的。人格独立是指他们没有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社会上有流动的自由、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独立思想的自由[7]。但是这三项自由在当时并未得到政治上的承认和保护，这是由当时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稷下先生也具有士阶层这样的性格。政治权力与思想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不可调和矛盾的，而且，齐国当时的政治权力与思想认识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的。这是因为政治权力的中心主要是处理政治利害关系，而思想认识则是讨论事物的是非问题。当政治利害关系与事物是非混合在一起时，就容易出现政治权力干预思想认识或思想认识评论政治权力得失的现象。在当时的齐国，一旦出现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与稷下先生思想认识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统治者就要利用自身的政治權力设法对稷下先生的思想认识加以控制和干预，甚至把稷下先生的思想认识禁锢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得越雷池半步;稷下先生的思想认识一旦触犯统治者政治权力的规定，掌权者就会施以淫威。所以稷下先生的命运注定是悲壮的，因此他们的治国方针政策也就不可能完全地实施和实现。

3.2  稷下学宫内部学派林立，思想多元，使得统治者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差

稷下学宫里面学派林立，派中有派，不仅有道家、法家，而且还有儒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纵横家、兵家等等。稷下学宫的各派有着不同的政治路线，儒家主张“礼治仁爱”，法家主张“利导和法治”，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各个学派各抒己见，各是己说，互相辩难，结果造成稷下学宫学派林立，学说纷呈，致使齐王无所适从，或无法依从。

稷下学宫内部各派之间都有自己的主张，互不相让，在稷下学宫内部达不成统一的指导思想，从而也就无法发挥其最大的作用。“稷下学宫的组织形式，齐国政府——稷下先生——所属稷下学士，自成系统”[8]。由于各派之间自成系统、各派之间互相争辩，很难分出胜负。有的学者写到：“他们各持己见，使得百姓思想混乱，统治者无所适从，或无法依从。既如此，他们的历史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9]”这样也使得齐国统治者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无法形成稳定的治国方针。齐国政策随着各学派在学宫内学术上的暂时性的胜利而变化，从而也造成齐国的政策不具有连续性，政策变化快，稳定性差。比如，齐威王时期，杂家的代表人物淳于髡在学宫中享有重要地位，他主张道法结合的治国思想，但实际上是以道家为主。到齐宣王执政时，宣王常问政于孟子，众所周知，孟子主张仁政。可见，在齐国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其指导思想经常受到不同稷下先生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容易发生治理国家政策常发生变化的现象。

甚至还有些稷下先生的思想主张与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不合，甚至背道而驰，客观上阻碍了齐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比如，淳于髡主张以道家思想治理国家，道家强调的是出世，与世无争，可是当时的齐国正处于群雄争霸的时期，无为而治的思想与群雄逐鹿的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不相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更多的是入世之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

3.3  稷下学宫的很多理论不具有可操作性，对实践指导性差

稷下先生们作为学者，他们的辩论、论述及其著作非常讲究学理，理论性强，学术味浓，显得有些超脱。纵观稷下先生们的研究、论题，发现其普遍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绝大部分都是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经院意味浓。稷下先生们非常注重理论说教和辩论，但常常脱离了实际，常陷入空洞的理论之中。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说：“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故齐人颂曰：‘谈天衍。”这表明邹衍的论述只是高谈阔论，离实际较远。像邹衍这样不能把自己的理论和学说付之于实践的稷下先生还有很多，他们的理论不能指导实践，从而也很难提出可供齐国操作的具体措施。即使有些理论能够付诸实践，也因脱离当时的客观实际而不能付诸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稷下先生的学术性理论对齐国产生的有益作用有限。

4  稷下学宫对当代智库参政议政的启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智库作为重要的组织机构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借鉴稷下学宫参政议政的得失，希望能够给当代智库参政议政以启迪。

4.1  遵循科学理论指导，在参政议政过程中统一思想

思想的多元化能够促进学术活动的繁荣与发展。但作为智库机构参政议政，为政府决策提供可行性方案就不能任意多元，需要在多样化的选择中最终确定最适合最有效的方案。政治理论与实际政治是两个范围里的东西，前者属于思想理论，后者属于工作实践。思想理论一般求多元、求深入、求辩难;政治实践则强调一元、集中和实用。因此，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既相统一又有矛盾。随着对政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政治理论多角度的认识，能够给政治实践奠定一个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为看问题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也能促进政治实践家具有较强的理性认识和比较远大的眼光。政治实践家在众多的政治理论中结合工作实践只能选择一种他认为能够指导实践理论或与实践相融合的理论。政治实践家广泛撒网，追求政治理论的多元化极容易对政治实践带来干扰，甚至带去很多困扰和麻烦，这也是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矛盾之处。

马克思主义是被历史和实践广泛证明的伟大科学真理，在党和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指导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时代智库机构，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指导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因此，新时代智库机构应该在参政议政中统一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来。一定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切实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要求智库机构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只有学懂弄通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才能保证智库的参政议政方向不会错，才能使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牢，才能使智库研究成果与以往的政策相联系，体现出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体现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4.2  智库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发挥监督反馈作用

智库参政议政主要体现在参与国家政策制定过程，提供政策建议和政策方案;宣传政策理念，教育引导群众，为政策贯彻执行奠定良好舆论基础;对社会运行进行监督反馈，担当社会热点的晴雨表和动态预报站的功能。智库参政议政一方面是为政府提供意见建议，为决策提供详实的候选方案，另一方面就是对执行的政策要进行监督，反馈问题。因此，智库需要一定的独立性，如果智库被部门利益、小集体利益等因素困扰，其制定的政策建议往往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问题，其智库成果的科学性较差，其效果容易打折扣，对于政策的监督效果也容易“失聪”。除此之外，还要畅通智库的建言渠道，减少智库谏言的阻碍因素。充分发挥智库的参政议政、监督执行作用，它能够减少乃至避免政府在重大决策上的失误，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4.3  培养参政议政人才，充分发挥智库人才库的作用

稷下学宫的历史经验表明，稷下先生们是一个拥有比较先进知识的社会阶层，他们一般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一般来说，智库机构人员有较高的知识储备，加之本身拥有的参政意识，促使其能够站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上，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为党和国家提供良好的意见和建议，并能对政府的决策及时做出正确的评估。因而在实践中要积极鼓励智库机构成员参政议政，这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重要內容。我们在政治实践中一定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大力推动智库成员在重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发扬民主，引导智库成员利用自身的研究专长参政议政，虚心听取他们对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稷下学宫为齐国招揽和培养了大量人才，为齐国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代智库也要注意人才的培养，大力开展多学科联合人才培养，逐步建立起一支复合型人才队伍。在学术活动中注意引导智库研究人员多多参政议政，关注时事发展，为党和国家发展多提供有深度、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同时，在智库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搭建人才流动的正常机制，使得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有效结合。我国一直以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积极引进和聘请优秀的智库人员进入政府部门，为政府提供优秀人才。另一方面，要鼓励引进或吸收政府部门有理论深度同时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离退休人才作为智库的研究顾问或研究成员，帮助智库成员成长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帮手。从而在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起一道可以沟通的桥梁，形成人才在智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

4.4  注重调查研究，智库要多为政治实践提供实用有效的方案

作为智库的稷下先生，很多人只是在学宫内坐而论道，而没有走向社会，也没有在社会中进行深入调研，难以献出有用之策。因此，作为智库成员，一定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智库研究成果越接近政治实践所发挥的作用才能越大，因此在智库开展研究过程中，智库研究人员一定要掌握最详实资料，掌握第一手研究材料，多多参与调查研究。智库参与政治活动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智库学术一定要与政治经济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智库机构学者著书立说，一定不能关在“象牙之塔”内埋头于书本，而是深入基层，到社区、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广泛接触社会客观实际问题，一方面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另一方面要把社会理论与社会变革紧密地联系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把具有社会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可实施性的方案提供给政府机构，从而为方案下一步顺利实施奠定良好基础，也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做出智库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厚全. 智库演化论[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2] 徐晓虎， 陈圻. 智库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J]. 中国科技论坛， 2012（7）： 63-68.

[3] 李新泰. 齐文化大观[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509.

[4] 李健胜. 稷下先生社会地位刍议[J]. 管子学刊， 2003（1）： 28-31.

[5] 张杰. 稷下学宫的务实精神与田齐的兴盛[J]. 管子学刊， 2000（2）： 50-55.

[6] 尹占群. 稷下风格悖论[J]. 管子学刊， 1994（2）： 24-26.

[7] 刘泽华. 先秦士人与社会[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15.

[8] 黄中业. 战国盛世[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311.

[9] 张玉书， 李东霞. 稷下学士与齐国的灭亡[J]. 管子学刊， 2002（2）： 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