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晴

鲁迅曾把中国共产党人称颂为“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据不完全统计，鲁迅结交的共产党人有60余人，他们的交往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难忘的红色记忆。

为了文学的革命

1918年1月，鲁迅加入《新青年》编委会。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相知，就与此有关。鲁迅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李大钊被害后，鲁迅不顾危难，为昔日的战友葬仪捐款，并为其遗作《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在“题记”中，鲁迅深情地说：

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當的……他的遗文却将永住（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鲁迅交往较多，还是最早敦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的人。对于陈独秀的性格，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志同道合的“窃火者”

早在1920年，陈望道就把他刚刚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说：“这个工作做得很好。”1928年下半年，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正式开业，在鲁迅等人的支持下，这个机构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1931年，瞿秋白来到上海，鲁迅从冯雪峰处听说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亲切地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现存1700多封鲁迅信札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谈中，瞿秋白经常把自己构思的腹稿讲出，征求鲁迅的意见，经修改补充，由他执笔，以鲁迅的名义发表。

1932年到1933年间，鲁迅先后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在自己的寓所避难。1935年6月，瞿秋白就义。由于消息的阻塞，鲁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营救。噩耗传来，从没间断过的鲁迅日记，中断了25天，但他仍在短期内完成了亡友60万字的译著遗文的校对工作，并用与朋友们募集的印费，将这部书出版。

1931年曹靖华在列宁格勒期间，应鲁迅约请，译成了苏联小说《铁流》，并把译稿寄给鲁迅，鲁迅亲自校对。两人往来书信20余封，多次修改、校正。鲁迅逝世前三天，还为曹靖华的翻译作品写了序言，并附信寄给了他。这是鲁迅一生中写给青年的最后一封信。

为了忘却的记念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左翼作家联盟中，有很多进步青年作家，例如丁玲、叶紫、黄源、聂绀弩等，都接受过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关怀。

1931年2月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等左联五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鲁迅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刊印《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两年后，他又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深切悼念牺牲了的年轻战友。

在左联五烈士中，和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柔石，他是鲁迅“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对自己心目中的柔石进行了一个总体的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柔石初到上海时，经济拮据，无法安心创作。鲁迅多次资助柔石，还让出自己的《语丝》主编职务，介绍柔石接替做主编。柔石牺牲后，鲁迅马上捐出100元，还亲自替柔石的家属索要版税。对于柔石身前身后的资助，鲁迅自己估计就有“1万元左右”。鲁迅还特意把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投寄给《北斗》杂志，来表达他对柔石无言的纪念。

（摘自2021年4月24日《文摘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