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

蓝田老头儿六十多了，却身手敏捷。他爬上了一根十米高的电线杆，在上面呆了足足五个钟头。面对看热闹的人群，老头儿一次次发表激情演说，并且向下面抛散了传单。等他双脚一落地，就被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行政拘留十天。老头儿不好惹，一出来，就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于是，秦倩身穿警服，又一次坐在了被告席上。

“职业被告”

秦倩37岁，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因为男朋友在西安工作，又因为对自己专业的痴迷，2009年毕业时她选择了来西安，并加入警队。在新城公安分局韩森寨派出所锻炼了一年多后，她专业归队，来到了分局法制科，也就是现在的法制大队。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审看派出所报上来的案卷，从法律上把关。有了行政诉讼的案子，出庭去替分局打官司，也是她的分内职责。只不过，在法庭上，她永远坐在被告席上。

先说蓝田老头儿这起案子。

蓝田老头儿爬电线杆，是因为买了个假冒伪劣的“秦岭牌”水泥。水泥不行，导致他家的房子没盖成；因为没新房子，儿子的婚事也黄了。老头儿买水泥、盖房子，都发生在蓝田老家。但是，他临时动意爬的那根电线杆，却在新城区的太华路地区。老头儿爬上去，声称要自杀，就惊动了“110”“120”和“119”，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相持五个多小时后，老头儿被民警和消防队员用云梯救下。警方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拘留，一出来，老头儿就把公安局告到了法院：“我都这么惨了，他们为啥还要拘留我？我就是死了，伤害的也是我自己，跟别人有啥关系呢？”

秦倩很清楚，自己身着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机关的形象。发言时，应当有理、有据、有节，不能渲染情绪。可是这一次，秦倩忍不住发飙了：

“您的行为，怎么可以说和别人没关？您也看到了，110、120、119都被您惊动，整个这片地区因为您，停电四五个钟头。您这种对社会资源不负责任的滥用，就属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中情节较重的情形，本来就应依法从重处理的。”

说到这儿，秦倩出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现场救援时，民警用手机拍下的。派出所民警小周与消防队员坐云梯去救援蓝田老头儿时，小周把系在自己身上的保险绳解下来，系在了蓝田老头儿身上。

“大家都知道，高空救援，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把保险绳给了您，在十米高空，小周就处于没有任何防护的状态了。您知道吗？小周是个九零后，才二十多岁，是家里的独生子啊。您好意思说，您就是死了，都跟别人无关吗？”

秦倩说得蓝田老头儿低下了头，一时无语。最终，法院驳回了老头儿的诉讼请求。

另一回，为同一件事儿，秦倩曾经连续打了六场官司。

八十多岁的华老太，和老伴儿住在一个老旧小区里。老伴儿身体还不错，天气好的时候，爱在院子里支张麻将桌，和几个老牌友摸上几把。有一天，隔壁单元的小沈把车停在了老头儿平时支麻将桌的地方，这让老头儿很不爽。第二天一早，小沈的车被人划了。小沈很生气，一打听，有人就悄悄告诉他，是华老太老伴儿干的。华老太家在二层，小沈黑着脸就上了楼。接下来，就发生了一桩“罗生门”般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总之，华老太摔骨折了，派出所民警因此来出警。

照华老太老两口的说法，小沈来家找事儿，与华老太发生口角。华老太气不过，拿起一个空烧水壶砸向他；小沈一脚把华老太踹倒，华老太因此摔骨折了。

>>秦倩与同事们讨论工作 作者供图

可小沈说，老两口连门都没让他进。老太太砸他一水壶确有其事，有走廊上的烧水壶为证；可老太太是扔水壶时，因失去重心摔倒在自己家里的。他都没进屋，怎么可能将她踢倒在家里呢？

在老旧小区，住户楼层没有监控；证人倒是有三位，都是被吵闹声惊动的左邻右舍。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没看见呀。

华老太老两口跟派出所提出，要求做伤情鉴定。主管治安的副所长吃不准，就打电话请教秦倩。秦倩的回答是：如果不能确定这是一起伤害案件，这伤情鉴定，千万不能做。

“我们不给华老太做伤情鉴定，老头儿整天来派出所闹，我们也头痛呀！”派出所副所长跟秦倩说。

“那也不能做。但是，因为没有违法事实，你们要给人家出具一份《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秦倩在电话里进行指导，并且告诉副所长，必须坚持原则，哪怕打官司也不怕。

华老太老两口果然将派出所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这时，秦倩才知道，此前，华老太与小沈已经打了一场民事官司。经法庭调解，小沈已经赔了她一万元。按小沈的说法，他又没疯，怎么可能踢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呢？只是实在不想跟这老两口再纠缠下去，才接受调解的；而华老太老两口却说：小沈是做了亏心事，才赔的钱。要不，别人怎么不掏这一万块钱呢？

秦倩全程参与了这起案件的庭审，一直坐在被告席上。新城法院一审、市中院二审，都维持了派出所的裁定；一直进行到再审，省高院也驳回了华老太的诉讼请求。

本以为这件事彻底画上了句号，没想到，2016年2月，华老太又以行政不作为，再次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就这样，第一次在新城区人民法院为华老太案子出庭时，秦倩还没生孩子；而最后，省高院再次驳回华老太的上诉时，她的女儿都快两岁半了。

临时账户

在法制人中，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可有的饭，却是公安没做过、检察院没见过，法院也没吃过。

一次同学聚会，石某与两位女同学蔡某、牛某聊得特别投机。他们商量，要一起投资，在西安开一家月子会所。每人出资五十万，公司的法人代表，就由石某担任。公司开张前，暂时还没有自己的账户。蔡某、牛某就同意，将钱先打到石某个人的账户上。

此后不久，蔡、牛二人就兑现承诺，把各自的五十万元打到了石某的账上。然而，七个月之后，蔡某、牛某一起来到派出所报案，告石某涉嫌诈骗。

原来，和两个女同学商量开月子会所时，石某实际上已经债台高筑，处于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蔡某、牛某的资金到位后，月子会所倒是开起来了。但是，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一百万。而且，一分钱没出的石某个人占公司股份35%、他名下的一家医药公司占股份5%；而说好各占三分之一股份的两位出资女同学，却各自只占了30%的股份。更可恨的是，一百万元一到他账上，石某就把其中四十万元转给前妻，付了人家赡养费。俩女同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国外，怎么知道这内幕的呢？原来，有人给她们爆料了。

注册成立月子会所之后，石某也确实在一家酒店里租了长包房，买了一些家具，并且招聘了几名行政人员。其中一位文员，是石某的女朋友。问题是，石某的女朋友却并不止一个。女文员发现这个秘密后，一气之下，就把石某的底牌翻给两位合伙人看了。

对于两个合伙人，石某当然有欺骗行为。但是，月子会所毕竟有了，合伙人告石某诈骗，罪名显然不能成立。如果认定这是一起民事纠纷，那么，公安机关就不能再插手，当事人就要到法院打官司。

面对一堆冷冰冰的案卷材料，法制民警必须能勾勒出鲜活的案件来。他们手中的权力虽不能断生死，却可以断自由。秦倩不想放过石某，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合伙人一点损失都不能挽回。

秦倩认为，石某的个人账户已经具备公司账户的性质。那么，他从公司账上私自拿走四十万，就是职务侵占了。可查遍法信网、知网等刊登法律论文的网站，秦倩却找不到法律依据。直到半个月后，一位在江苏高院工作的同学给她发来了一份最高检2000年给江苏省检察院的批复。批复上定义，在筹建中将公司临时账户上的资金挪作他用，罪名并非职务侵占，而是“挪用资金”。

办案民警查了石某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蔡某、牛某的资金到位之前，户头上资金为零；一百万元转来不久，四十万元就从这个账户转到了他前妻的账户上。第五个月，因为女友反水，石某预料到可能会有麻烦，又给账上倒腾回四十万元。石某因此声称，这笔钱他虽然挪用了，但又还上了。可是，这笔钱他挪用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个月，因此，挪用资金罪已经成立。于是，石某被刑事拘留。

人关了，但秦倩的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批复上有这样一句话：“筹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公司登记注册前，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准备设立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上的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为此，秦倩专门与相关的检察官进行过沟通。检察官认为，这个“临时账户”，仍然也必须是公司账户，而不能是个人账户。而石某涉嫌犯罪所使用的账户，正是他的个人账户。

那么，对石某的定性，有没有搞错呢？

回去再研究，秦倩发现，这一批复2000年出台时，同时有两个罪名：“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抽逃注册资本罪”。公司的“临时账户”，就是根据这两个罪名存在的。可是，秦倩查到全国人大一个立法解释。对于小公司来说，从2004年开始，这两个罪名就已经取消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秦倩调查过，原先，公司的临时账户是工商局和银行为公司成立而专门开设的。2004年之后，就是想开设这种临时账户，人家也不会同意。因此，她认为，只要有公司临时账户的性质，石某的个人账户也可以视作“临时账户”。

这样的案子，新城区检察院、法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最后，由检察院出面，邀请了西北政法大学四位教授一起研讨。会上，秦倩的观点，最终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会议记录随案卷一起，提交到法院。最终，石某的父亲和儿子替他偿还了蔡某、牛某四十万元。因有退赃行为，石某最终获刑十个月。

那么，如果这案子当时以不能插手经济纠纷为由推出去，让蔡某、牛某去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又会是怎样一种结局呢？

为办月子会所，石某确实支出了一部分。他的账目严重不清楚，无法一一查证落实。因此，蔡某、牛某手上有证据、有希望追回的，只有石某转给前妻那四十万元。可是，这笔钱属于赡养费，民法上属于“善意取得”，石某前妻是不用退还的。因此，蔡、牛二人就算赢了官司，也很难挽回损失了。

谁更弱势

有个女人，到派出所报案，说丈夫打了她，医院诊断证明是“耳膜穿孔”。

乍一看，丈夫家暴，弱势的一方是妻子，案情很简单。可派出所拿到材料犯了难，原来，女人去医院就诊的日期，是在她声称被丈夫打了之后的第五天，可为什么不当时就去医院就诊呢？妻子的解释避重就轻，只反复强调就是丈夫打了她，要向丈夫要160万元，跟他离婚。她问民警，如果丈夫不给，派出所能不能帮她要这笔钱？民警跟她解释，警察只管办案，不管家务事。女人听后愣了几秒钟，幽幽一叹：“好吧，那就让他去坐牢吧。”这样，她才强烈要求要做伤情鉴定。

可民警给丈夫做笔录的时候，丈夫不但坚决否认事发当天打了妻子，还无奈之下说出了一段羞于启齿的“案中案”：原来，女人被公司长期派驻外地工作，最近被丈夫发现婚内出轨。为了让妻子好好跟自己过日子，丈夫想办法把她调回了西安。一个多月前，儿子暑假里，两口子还带着儿子，跟朋友们自驾去过外地；就在夫妻俩发生冲突的前一晚，两口子还一起在夜市上吃了烧烤，有丈夫在朋友圈里发的照片为证。俩人发生冲突的起因，是丈夫发现妻子在给相好的发信息。丈夫一怒之下，摔了她的手机。但他表示，没动妻子一根指头。

事发在凌晨三点，儿子住在姥姥姥爷家，家里只有夫妻二人。一个说打了，一个说没打，既没旁证、也没监控。不敢轻易让她去做伤情鉴定，办案民警就拿着材料来分局，求助当天值班的秦倩。

翻看调查材料，除了夫妻二人的笔录，只有孩子姥姥、姥爷的“含泪控诉”，尽管事发时，这二老根本不在现场。秦倩开出的“药方”，是建议民警大量地进行些外围调查走访工作，不妨取些“哪怕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证据”回来。于是，民警询问了这对夫妻十岁的儿子，走访了丈夫的同事、夫妻双方共同的朋友等一干人。大家都说，这个男人对媳妇好得没话说。平时妻子在外地工作，丈夫既当爹、又当妈。照顾儿子，操持家务，都是他。妻子曾对民警说：“他长期打我妈、打我，这回把我打得耳膜穿孔。”听到这话，两口子共同的朋友简直要惊掉下巴。而十岁男孩儿的证言，不但证明了爸爸绝对称职，而且“举例说明”，爸爸对妈妈也非常好。孩子的话，和女人的证言反差极大。

这一圈调查下来，民警就对两口子证言的可信度，有了基本的判断。妻子事发第五天才去医院就诊，没法确定这五天里妻子是不是遭遇过其他伤害；而根据调查走访，得到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女人当晚没有回自己家，也没回父母家。让人不能不纳闷：当晚她住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所以，她的这个伤，民警有理由认为，不一定是丈夫造成的。对此，法律术语称为“违法事实不成立”。最终，派出所给当事人出具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给她做伤情鉴定。

后来，秦倩听派出所民警说，妻子起诉离婚到了法院，也被驳回了。所谓家暴，是持续的、长期的、有目的的行为，和这个案子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看来，法官也和她持相同观点，并没有认可妻子关于丈夫家暴的起诉内容。

一般人眼里，作为执法者，警察是强势一方；被执法者，总是更弱势。可事实上，这也要看具体情况。

冬季里，交警开展集中行动，整治两轮、三轮摩托车非法营运顽疾。凌晨五六点，在临近西安火车站的五路口，交警扣下了一辆载客三轮摩托车。这个摩的司机是个老“游击队员”了，已经多次被查获。按规定，这次，就要扣他的车了。寒风里，摩的司机死死抱住了执勤交警的腿，左摇右晃，长达半小时。最后，交警站立不稳，摔倒在一排共享单车上。

案子被移交派出所处理。听说事情经过，办案民警挺气愤，想给摩的司机报刑拘，又怕证据不足。就来请教秦倩了。

看过笔录，秦倩感觉，材料的确比较苍白。就让民警把执勤交警执法记录仪拍到的视频也送来。相比于笔录，视听材料还原现场会更生动些。

看视频的半个小时，秦倩的眉头紧皱，心也紧紧揪在了一起。画面上，摩的司机紧紧抱着交警的双腿，一直不曾松手。虽然不曾动手殴打交警，但他一直在推搡交警，并且用最下流的脏话，辱骂交警及他的母亲和妻子，反复挑衅。而这位交警却不曾回骂一句，他说的最多的，只是：“不要抱我的腿，我动不了了。你先松开！”

看完视频，秦倩发了一阵儿呆。一个问题浮现在脑海：此时此刻，这两个人究竟谁是弱者呢？

一般人眼里，和有权管到他们的交警相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摩的司机，显然是弱者。可是，在这段视频里，秦倩分明看到，那个连嘴都不敢还的交警，才是弱势一方。这么冷的天，在户外一动不能动地站上半小时，这位交警的脚，应该已经冻得麻木了。否则，他怎么会跌倒在共享单车上呢？难道文明执法的交警，就不应该感受到法律的温度吗？

作为一个法制人，考验她把握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又到了。秦倩认为，摩的司机行为恶劣，已经不属于阻碍执行职务，而是构成了妨害公务罪。案子报到区检察院，检察院对摩的司机作出了“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也就是说，检察院认可摩的司机犯罪事实成立，但因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的刑罚比较低，就不逮捕他了。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秦倩对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这句名言十分尊崇。审核案件、当“职业被告”之外，她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讲法制课。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铁路运输管理局、原来的边防总队，都请她去讲过。因为课讲得好，她还获过全市公安机关法制大练兵的一等奖呢。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秦倩对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这句名言十分尊崇。审核案件、当“职业被告”之外，她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讲法制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