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豪

俞德浚（左一）在独龙江考察时与向导和独龙族人合影（图片采自胡宗刚：《云南植物研究史略》）。左三疑为孔志清。

俞德浚致杨惟义信札。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省中又以云南的植物种类数量居全国之冠。其地形破碎，环境复杂，气候多样，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为植物生存繁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云南植物王国中的宝藏，吸引了大量西方采集家前来蒐集植物标本。近代法国传教士特拉维（J. M.Delavey，1834—1895）十二年间共收集到的标本数量高达二十万；英国植物学家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1873—1932）的七次云南采集之旅，共采集植物三万多号，六千多种；传奇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在云南“收获”植物六万多号，三千多种。民国以降，中国植物学家们也行动起来，纷纷组织赴云南工作。其中尤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简称静生所）的采集时间最长、收获最大。自1932年起的七年间，所长胡先骕连续派出了由蔡希陶（1932—1934）、王启无（1934—1936，1939—1942）、俞德浚（1937—1938）带队的三支“云南生物调查团”。

从云南到北京，全程近三千公里，当时两地间的通讯以信件为主，现存有关植物采集的资料大多保存于档案馆或专业学术机构中，无缘识荆，倒是偶尔能在拍卖中见到零星的“漏网之鱼”。手边的这封信，即购自于被笑称为“中文互联网最赚钱的垃圾回收App”孔夫子旧书网。信中展现了第三次大规模云南采集时，俞德浚刚到昆明的情形。全文如下：

惟义先生大鉴：

故都话别瞬已两月，临行诸荷关垂指导感激曷似。此次南行经沪、港、海防，搭滇越铁路入滇，途中计行廿余日始抵昆明。经海防时，法海关检查紧严，幸有法大使介绍函件乃得免税放行，此皆先生屡次帮忙之赐也。在此尚有数日勾留，购备旅行用具及商洽汇款及治安诸问题，乃继续北上，此去大理十三站、大理至丽江七八站，丽江后再分组往木里中甸阿墩，均各九十站不等。边地交通不便，费时费财，有如此者。

前嘱在滇购买桂皮（二元）玉桂子（二元）普洱茶（一元）业已买好，即托王启无兄带平，（王君约在月中可以启程）希查收。嘱采昆虫当尽力，当为注意蒐罗，希勿念。所中近况如何？希常示告。至慰！

匆祝研祺

后学俞德浚再拜三月六日

俞德浚(1908—1986)，园艺学家、植物分类学家。幼年时期就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至1931年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就读，因为成绩优异、刻苦钻研，而深得老师胡先骕赏识，未及毕业即担任胡师助教，之后入静生所植物部工作。

1937年1月19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接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委托，代为采集云南高山植物种子。领队俞德浚一行由北平南下上海，再坐船从香港到越南海防（时为法国殖民地），随后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全程二十余天。抵达春城后，俞德浚给同事——昆虫学家杨惟义（1897—1972）写下了这封信表达了感谢，亏得杨惟义提前安排，取得了法国大使的介绍函件，否则物资可能被征税。杨惟义也是胡先骕的学生，曾留学法国，1934年10月入静生所从事昆虫研究，任动物部技师，后曾任静生所代理所长。

俞德浚一行在昆明稍作调整，购买旅行用品、协商汇款和安全准备后将继续北上。此次采集工作的三个中心点分别是四川木里、云南中甸和阿墩子。杨惟义嘱托购买的香料桂皮、玉桂子，以及普洱茶都已买好，本月中王启无结束云南的工作回北平时会带上。此外关照的采集昆虫也会尽力收集。如果生物所有什么新情况，还希望多告诉。

信件开头说到免税，是由于“云南采集用巨款”，而所中经费并不充裕，此次云南采集的经费，还有赖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资助，静生所的同仁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提前准备，避免不必要的开支。调查团今后两年将深入云南腹地，不便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所以需要“商洽汇款”。随即俞德浚发现汇款的路行不通，他马上写信给云南省教育厅，请求开具证明文件，以便兑换云南半开硬币三千元。当时国民政府统一使用法币，但在山高皇帝远的云南，滇铸半开银元才是当地本位币，流通面广，尤其通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云南交通不便，时常有土匪出没，若无当地支持保障治安，开展工作所必要的安全需求都无法保障。此前“云南采集植物第一人”钟观光（1868—1940）在祥云工作时就遭遇了剪径，银钱衣物及重要仪器均被洗劫一空；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出的植物学家蒋英（1898—1982），行至思茅时被马夫卷走了全部物资，考察被迫取消；而中　央大学农学院助教陈谋（1903？—1935）更是在工作途中染病身亡。故此静生所在派出第一支调查团时，胡先骕亲自向云南省主席龙云报备，希望当地各县政府“酌派警，予以旅行及运输上一切便利”。为安全计，蔡希陶还携带了一支猎枪和两千发子弹。不过采集路上仍然危险不断，“熊豹脚迹，比比皆是”。淋雨后“体热如焦，寸步不举，只得任人捆扎，以木架背下”。行至昭通，在地质学家赵亚曾（1899—1929）被土匪杀害处，蔡希陶感觉到“人类生命之渺小”。（胡宗刚：《云南植物研究史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34页）而静生所派出的王启无一行，来到“云南迆西一带，本为烈性痢疾与肠窒扶斯等疾病横行之区（即一般所称之瘴气）”，每天得服用“金鸡纳二饼，始免于疾”。（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75页）

俞德浚一行五人，计划到丽江后，分成三组，分别前往木里、中甸、阿墩子进行植物采集。木里原属云南管辖，位于四川西南，西抵贡嘎山，南临金沙江，野生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洛克曾在此采得植物标本三万余件。木里也是洛克最著名的一次探险活动的起点，今天蜚声中外的“香格里拉”即源于这次徒步考察。中甸，2001年更名为香格里拉。横断山脉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此形成三江并流、峡谷深切，是我国植物种类最丰富、物种分化最显著的地区。阿敦子，今名德钦。境内雪峰林立，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等平均海拔在四千八百米以上的山峰就有十三座，与金沙江、澜沧江一道形成了“峰峦重叠起伏，峡谷急流纵横”的奇观。当地植物资源种类繁多，珍禽异兽众多，我国特有物种、第二国宝滇金丝猴即生活在此。

俞德浚的这次采集过程，目前公开资料中几乎未见有其过程描述。单从采集结果看，十分令人满意。“共计一年来所采得各种植物标本，达一万余号，植物种子二千七百余号”。另“采得各种无脊椎动物，一百七十七件”。（《静生所第九次年报》，转引自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83页）也许其中的部分动物就是应杨惟义要求而特地采集的。

对于静生所来到云南进行采集工作，蔡希陶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有小儿入糖果铺之神情。”年轻的中国植物学家们在云南共采得新植物一千八百多种，采集数量最多的四位植物学家王启无、冯国楣、俞德浚、蔡希陶均来自于静生所，贡献了其中的八成达一千四百多种。在俞德浚采得的植物中，世界三大天然名花之一、高山花卉报春标本就有四百号，种子标本一百三十号。经植物学家陈封怀（1900—1993）研究后，将其中一个产自贡山三千米海拔处的新种，用俞德浚的姓氏命名为俞氏报春（Primula yuana）,以此来纪念他在云南的优异采集成绩。

远赴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俞德浚非常注意与当地群众和谐相处。第二年在高黎贡山、俅江、独龙江的工作之余，俞德浚主动为居民砍除荆棘、修补梯桥溜索，砍伐树木支撑棚架。调查团在当地聘请的独龙族通司孔志清，是族里的第一位小学毕业生，这位年轻人品性坚毅、吃苦耐劳，行路途中遇到的“悬崖飞瀑，滚石轰鸣”，以及连绵大雨，都无所畏惧，甚至在发生背夫遇险死亡时，依旧不离不弃。白天孔志清带领先遣队翻雪山、过峭壁，晚上帮忙烘干标本纸，并积极学习汉语汉字。采集事罢，俞德浚特地去拜访孔志清的父亲，征得同意后，安排孔志清到大理政治学校学习，还给予经济资助。五年后，孔志清学成回乡，成为独龙族历史上第一个到内地读书的知识分子，后为独龙江、贡山的和平解放作出积极的贡献。之后的几十年间，只要孔志清进京开会，都会带着土产去看望俞德浚，俞德浚则用北京的高级点心作为回赠。两人的友谊维持了一生。

两年的云南采集期满，俞德浚加入昆明黑龙潭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工作。为了筹集野外考察费用，俞德浚和同事们从美国引进优良的烟草品种大金元，亲手砌起烤烟房，在云南当地驯化成功并规模量产，一度成为云南烟草的主力品种，其质量代表着当时中国烟叶的最高水平，为云南成为中国烟草大省提供了品质保证。

组织云南生物调查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中国早期最有成就的科研机构之一，其设立宗旨是以调查研究本国生物为职志。眼见外来学者毫无限制地在中国大肆采集，强烈地激发了中国科学家们的主权意识。他们“痛国权之丧失，恐学术材料之散佚”。除了积极进言推动国家立法之外，还“自图奋起，欲以己力，耕耘己田，以获良果”。云南的植物采集工作，亦是明证。诚如地质学家葛利普所言，“无数的为真理及智识的进步而工作的科学家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