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姚萌

2021年5月21日，三名戴口罩的青少年在韩国首尔一家公园荡秋千。当天，韩国政府宣布将现行的首都圈防疫响应级别与禁止5人及以上聚集的防疫措施再延长三周。

新华社　❘图

★教育被韩国普通家庭视为“咸鱼翻生”为数不多的渠道。从2012年开始，韩国国会300名左右的议员中，大约90%毕业于“SKY”。在商界，来自韩国500强企业的624名总裁等高管也有　一半毕业于“SKY”。

2021年5月25日，韩国统计厅发布调查数据显示，在13岁至18岁的青少年群体中，大约25.2%的受访者承认在过去一年中出现过“持续两个星期以上的抑郁情绪”。

多年来，韩国社会一直笼罩在抑郁和自杀的阴影中。

生育率持续低迷，自杀率居高不下

“尽管儿子已经离开很多年了，但我们一家人都活在停滞的时间里。”每当听见他人谈论孩子，年近花甲的郑某都感觉双腿发软，“生活没有任何欲望也没有目标”。

郑某一家的不幸遭遇，记录在了韩国保健福祉部和中央自杀预防中心编撰的《自杀幸存者随笔集》上。2011年结束服兵役后，复学并即将毕业的儿子却留下了一封遗书。

“如果有一台能够回到过去的时光机，我不会逼迫孩子考名牌大学。”郑某充满悔恨并终日饮酒浇愁。

从郑某之子离去的2011年开始，自杀超过车祸、癌症，成为韩国9岁至24岁青少年的第一大死因。那一年，韩国也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近10年来，平均每天大约有43名韩国人自杀。这意味着，几乎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有一个人放弃自己的生命。

韩国的自杀率名列世界前列，人口生育率则全球倒数第一。据韩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84，平均每一名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为0.84人。而若要保持人口总量稳定，总和生育率需达到2.1。

2020年，韩国的新生儿只有27.24万人，人口出生率已低于死亡率，韩国朝野普遍担忧该国“将成为第一个自然灭绝国”。

继抛弃恋爱、婚姻和生育的“三抛”之后，抛弃生命则成为“三抛”后的“第四抛”，并迅速在韩国社会流行。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2020上半年，自残的人数就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36%，尤其年轻女性的自杀率上升了17.9%，至少有1924名30岁以下的女性死于自杀。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弱势群体，女性首当其冲。”三星首尔医院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洪振杓(音译)认为，“新冠抑郁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性疾病。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经济不景气，第一波遭到裁员的往往是年轻女性。2020年7月，21岁的L女士被公司解雇后多次求职未果，她开始失眠、焦虑、心跳加速，最终患上了抑郁症。

其间，受防疫隔离政策的影响，她又不能找好友倾诉，自杀时幸好被家人发现并及时送医院抢救。

近20年来，韩国青少年的自杀率一直在攀升。2001年至2010年，10岁至24岁的韩国青少年自杀率上升了47%。2011年后的10年间，韩国的青少年自杀率又增长了近30%。

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加剧了青少年的心理负担，自杀者的年龄空间也在下探。韩国国会立法调查处近日透露，每10万名青少年中平均自杀人数为4.9人，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人的平均值。2020年，至少有147名小学生和初高中生自杀，比2019年增加了7人，最幼者仅11岁。

2021年4月，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发布了一项针对5669名初高中生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7%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考虑过自杀”。

当被问及考虑自杀的原因时，25.5%的受访者提及对未来和职业的焦虑，16%的受访者表示来自家庭冲突，39.8%的受访者则认为来自“学业负担”。

学业负担重也是韩国青少年抑郁的主要原因。在韩国统计厅2021年5月发布的调查报告中，46.5%的受访者认为“学业困难”导致其抑郁，因为“外貌”抑郁者占12.5%。

“作为一名差生，我就像是韩国的罪人”

韩国国土面积只有十多万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浙江省，自然资源也相对匮乏。朝鲜战争后，韩国之所以能够从废墟中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人才和技术被认为是关键的因素。

在35岁以下的韩国人群体中，至少有90%的人具有大学本科或者专科学历。当前，成长于“汉江奇迹”的婴儿潮一代已到了养儿育女的年纪，他们尤其重视教育，希望孩子能够考入“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

教育被韩国普通家庭视为“咸鱼翻生”为数不多的渠道。从2012年开始，韩国国会300名左右的议员中，大约90%毕业于“SKY”。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还透露，在商界，来自韩国500强企业的624名总裁等高管也有一半毕业于“SKY”。

“如果成绩不好，就被老师和同学无视了。作为一名差生，我就像是韩国的罪人。”在韩国EBS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差生》中，一名“差生”承认数次自杀未遂。

他抱怨说，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忘记了他的真实名字，而是直呼其“鞋垫”，这个外号嘲讽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

在“考试至上”的韩国学校一直流传着“四当五落”的说法：如果每天睡四个小时就可能考入理想的大学，再多睡一小时则可能会落榜。

在“四当五落”的压力之下，韩国青少年的亚健康状况日趋恶化。2020年8月，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发布调查报告显示，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间为7小时18分钟，55.2%的青少年睡眠严重不足。2021年3月，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发布《国民饮食生活实情调查》报告，青少年日均2.52顿饭，不吃早餐的情况日渐增多。

其中，37.1%的受访者表示“不想吃”，35.4%的受访者“没空吃”。为了缓解学业等压力，中学生的吸烟率已升至6.4%，饮酒率则高达16.1%。

“只要学习成绩优秀，我们家长什么都可以容忍，抽烟、饮酒可以缓解孩子的压力。”在首尔江南区一家医院工作的李业顿（音译）时常安慰自己和家人，“人生从起跑线开始就充满荆棘……年轻的时候不操劳，将会一生穷困潦倒。”

每天晚上9点，他要准时接送结束晚自习的儿女再到大峙洞街“进修”两小时。那里是韩国“教育的天堂”，即使凌晨都会有熙熙攘攘的学生和家长走过。

拥有5200万人口的韩国，却有超过10万家课外辅导机构，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都会参加补习班。稍早前，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家长每年为孩子课外补习的费用超过20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军费预算的一半。

“小学生通常学习钢琴、足球、游泳、绘画等特长。到了中学，孩子要集中精力补习数学、英语等文化课，为考取名校冲刺。到了大学，孩子要考各种资格证。”李业顿介绍说，他的儿子和女儿每个月要花费1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000元）的辅导费。

激烈的教育竞争也催生出82.4万户、305万人的“教育贫困家庭”。据韩国统计厅统计，不少家庭将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了子女的教育上。

为了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些富裕的首尔家庭会选择大峙洞一带的“学区房”。升学竞争的残酷、就业市场的“唯学历论”以及教育资源阶层和区域分配不均，也扭曲了一代人的价值观。

在一所公立学校内，一名中年男教师长期在课外辅导过程中性骚扰几名女高中生。一名受害女生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透露，几名受害者都没有怨恨“兢兢业业的老师”，而是相互猜忌：“是谁将老师送进了监狱？”

越沉迷智能手机越容易自杀？

韩国走在信息时代的前列。早在2018年，它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就高达94%，位列全球第一，中小学生几乎是人手一部手机。但来自延世大学的一项针对1601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青少年越沉迷智能手机越容易自杀。

网络欺凌、网络暴力游戏以及“自杀网站”是助长韩国青少年自杀的三大技术原因。不同于“80后”“90后”的网络购物为主，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在《2020韩国网络白皮书》中透露，“00后”上网以游戏和社交为主要目的。

“千禧一代有一个明显特征，更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跟真实的外界交流，新冠疫情恐怕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现象。”韩国中央大学教育学教授宋海德（音译）认为。

使用网络不当是青少年自杀率高企的重要原因。一名初中三年级男生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结交的朋友“不肯见面”而将后者杀害。随后，行凶者也自杀身亡。

2021年4月20日，一家专门预防青少年暴力的社会组织发布研究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遭受的校园暴力同比减少，但遭受的网络暴力增加了三倍多。

一些教师甚至也因受到网络欺凌而自杀。2018年10月，一名幼儿园教师在“妈妈咖啡馆”在线社区受到公开指责，她被指责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旅行中推搡了一名学生。这则信息被公开的第三天，这名教师选择了自杀。

近年来，韩国政府多次严厉打击“自杀网站”以及相关网络社区。2011年以来，韩国社会仍发生了十多起“网络相约集体自杀事件”，在京畿道华城集体自杀事件中有5名男子自杀。

不仅“自杀网站”阴魂不散，在社区和搜索平台中也充满着各种对“自杀”的描述信息。

每当发生自杀事件，尤其是演艺明星自杀，韩国媒体通常会集中报道，不仅传递出悲哀、沮丧的气氛，还会报道自杀的手法和细节。

在一些颇有人气的综艺节目上，一些明星或嘉宾会毫不掩饰地讨论自杀、美化自杀。

从“维特效应”到讳疾忌医

演艺明星是韩国自杀率极高的群体。延世大学稍早前的一项社会学调查显示，大约39%的演员深受抑郁症困扰，超过40%的演员考虑过自杀。

来自演艺产业的压榨和奴役、私生活过度曝光、收入不稳定以及对未来感到不安，是演艺明星抑郁的主要原因。

“一名自杀者通常会对家人等周边的5至10人产生影响。”韩国保健福祉部一名官员说，演艺明星的自杀影响会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而放大。

韩国社会称之为“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18世纪后期，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在欧洲出现了模仿小说主人公自杀的风潮。

成均馆大学的研究也发现，有18%的自杀事件发生在明星自杀后的一个月之内。

2017年12月18日，韩国热门演艺组合“SHINee”成员之一金钟铉自杀。

“如果我哭着对人说我很疲惫，是不是就会好过一点……”次日，他充满沮丧之情的单曲《孤独》（Lonely），依旧登上了多个音乐排行榜的榜首。

那些在蓬勃的音乐影视舞台上展示“完美形象”的明星，往往私下却过着沮丧的生活。但是，韩国社会的价值观相对单一，人们更愿意展现“完美形象”，而不愿自己或他人的形象存在瑕疵。

多年来，韩国的自杀率位列世界前茅，而对抗抑郁药物的服用率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垫底。

“在韩国社会，接受过精神科治疗经常成为对患者不利的前科。”延世大学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徐祯浩（音译）认为，对抑郁症患者存在的社会偏见是很多患者讳疾忌医进而恶化的重要原因。

向“国民疾病”开战

10年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三分之一，自杀率却也增长了47%，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幸福指数的增长。一些国际研究机构也发现，当国民人均收入超过2万美元后，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指数提高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

当前，抑郁症以及日渐严重的自杀现象已是“国民疾病”，却一度被认为是“个人问题”。直到2011年，韩国政府逐渐将上述问题上升到国策层面。

2011年，韩国开始实施《营造预防自杀与尊重生命的文化氛围法律》。同年11月，韩国政府还叫停了农药“克芜踪（Gramoxone）”的生产。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字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者群体中，56%的人使用“克芜踪”等农药作为工具。

韩国政府的对策注重疏堵结合。2012年，韩国教育部开始在每一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业心理教师。同时，韩国保健福祉部还开设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并在全国17个市道成立心理健康中心，扩大心理咨询的服务网点。

为了帮助青少年等群体戒掉网瘾，韩国性别平等与家庭事务部开办了16个“戒瘾营”，已接纳了数百名网瘾严重的中学生。针对演艺群体的自杀现象，韩国政府向艺人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服务。

“你好，吃过饭了吗？　有什么烦恼呢？”每当有行人走过首尔的麻浦大桥，栏杆上路灯就会亮起来，并出现一连串温情的问候语音信息。

桥中央还安放着一座铜像，一名男子正在安慰另一名垂头丧气的男子，铜像旁还贴有各种美食的图片，设计者想以此激发寻死者对生活的欲望。桥上还设置有多部“生命电话”，抑郁症患者可随时拿起电话跟值班的心理专家沟通。一种“投江感应”的监控系统，也可以通知救援队在3分钟内赶往现场。

横跨汉江的麻浦大桥全长1600米，却因为屡发跳河案而被称为“自杀大桥”。2012年，至少有148人次试图在桥上自杀。韩国政府希望通过技术手段将“死亡大桥”改造为“生命之桥”。